莫言对卡夫卡荒诞的接受与发展

刘静

摘 要：卡夫卡作品中人与世界的疏离对立、无力感、病态感和夸张变形等荒诞表现，出现在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体现出莫言对卡夫卡式荒诞美学的接受。同时，莫言没有盲目复制卡夫卡，而是嫁接西方技巧发展民族特色美学路径。在特定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他在创作中融入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佛教和儒家的思想内涵，形成了独具个人特色的“悲悯式”写作风格，是中国文学领域守正创新的典范。

关键词：莫言;卡夫卡;荒诞美学;《生死疲劳》

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是奥地利伟大的现代派作家、“荒诞文学之父”，荒诞性既是他的创作手段，也是他认识生命和世界本质的意识构成。卡夫卡笔下的世界交织着虚妄的荒诞与现实的真实，作品中的孤独人物在陌生世界中彷徨且恐惧，而卡夫卡则以冷静旁观的态度讲述个人与社会的分离，人与自我的对立，荒诞世界的真实存在。这种独特的“卡夫卡式荒诞”对后世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莫言（1955- ）的创作受到卡夫卡的影响，这一点是被广泛认可的。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给予他的致辞中这样说：“莫言用荒诞和讽刺攻击历史的谬误、贫乏及政治的虚伪……他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没有真理，缺乏常识或同情心的世界，其中的人群都显得鲁莽、无助而荒诞”[1]7。据外媒报道，莫言赴西班牙时访问的标签就是“中国的新卡夫卡”。莫言也表示自己的创作“在思想上和艺术手法……深受卡夫卡、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影响”[2]33。卡夫卡研究专家曾艳兵教授这样评价卡夫卡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影响：“（卡夫卡的）影响力无远弗届……他影响了包括余华、马原、残雪、莫言等整整一代中国作家”[3]127。

长篇小说《生死疲劳》是莫言的重要代表作，借由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讲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的历史发展、土地和农民的关系。莫言在文中运用卡夫卡式创作技法，糅合中华民族传统特色的佛教和儒家理念，对农民与土地、历史文化和人类精神领域进行了深入剖析。小说情节设计根源于现实生活，体现作家的主体意识，是中国文学界对卡夫卡荒诞书写接受与发展的典范。汉学家史景迁评价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时指出，这部作品“几乎涵盖了这个国家的整个革命时期，可称为那个时代的纪实小说……荒诞感、悖谬感和荒诞意识始终萦绕在这部作品中”[1]8。

一、《生死疲劳》中卡夫卡式“荒诞”书写

荒诞是卡夫卡作品的标志之一，小说《审判》《变形记》和《城堡》等都讲述了个体的孤独和异化、精神的空虚和匮乏、人类社会的荒诞性。20世纪初的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普遍认为，人的努力无果、对欲望的渴求、与社会的疏离都是荒诞的体现。卡夫卡善于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书写荒诞，揭示人类在社会中被异化和疏离的生存困境：人物的无力感、病态感和日常生活的夸张变形。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记录了土改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山东高密西门屯的故事，基于地主西门闹轮回转世这一主线，讲述了半个世纪来人与命运斗争、生死疲劳的传奇，揭示特殊时代下人类的愚昧无知和社会的荒谬，其中运用了卡夫卡特有的“荒诞式”书写。

（一）无力感

《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无论怎样谨慎行事都被家人嫌弃，《城堡》中的K使出浑身解数也不能进入城堡，《审判》中的约瑟夫·K用尽方法也无法洗脱莫须有的罪名。卡夫卡笔下的周围世界是冷漠、陌生的，人无法依赖任何事物和人群，各种异化势力从四面八方将人类扭曲疏离。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显得苍白无力、徒劳无用，时刻带着深深的无力感。

《生死疲劳》的半个世纪中，地主西门闹先是在土改中无辜被枪毙，接着又转世生为驴、牛、猪、狗、猴五种动物，虽然每次都能与亲人重逢，但无法真正回到人类的社会关系中。他希望洗清自己的冤屈、报仇雪恨、保护自己的爱人、挽回失去的家庭……而现实中，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受辱、亲生儿子背叛、周而复始地承受更加悲惨的死亡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他努力与人交流和斗争，武力发泄愤怒，但是在土改历史中，无法改变地主身份对他的完全否定，离自己最初的愿景越走越远，最终内心对生死轮回心生疲惫，生动地演绎了人在荒诞世界的无力感。

与主人公一样，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摆脱不了“求而不得”“徒劳抗争”的无力命运。比如渴望权利的西门金龙斗殴惨死，追求爱情的庞春苗被车撞死。在那个被盲目崇拜和黑白颠倒所笼罩的时代，莫言用小人物的无力弱势表达了他对荒诞世界的个人体会——任何对理性和正义的坚持都是徒劳无用的，人无力生、亦无力死，生生死死的疲劳间映衬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人们承受的内心苦难。

（二）病态感

卡夫卡作品中的很多人物都带着病态的身体或灵魂，透过病态的眼光看待世界，比如变形虫格里高利的外表和內心的异常;《饥饿的艺术家》中把挨饿当作艺术表演的疯狂艺术家;《地洞》中诚惶诚恐没有安全感的动物……

莫言在《生死疲劳》中也刻画了很多身体残缺的病态人物或动物。比如脸上长蓝痣的县长蓝解放，臀部残缺的蓝解放之妻黄合作，瘸腿的志愿军英雄书记庞虎、失去男体的村长洪泰岳、惨折前蹄的西门驴、被撕裂鼻子滴着蓝色血液的西门牛、半只耳的公猪……他们有的是一出场就身有残疾（如生下来带胎记的蓝解放和参战回来负伤的庞虎），有的在故事情节发展中失去健全躯体（如被猪咬伤的黄合作、岳泰岳;意外受伤的西门驴;被虐打伤亡的西门牛等）。众多的生灵挣扎在荒诞无稽的世界中，失去自我，走向异化和变形。没有人顾忌肢体的表面完整，内心对不公正对待的恐惧、厌倦乃至孤独绝望、心灵的不健全才是最折磨人的，是导致人被异化、被边缘的根本。

此外，《生死疲劳》中还有许多明明身体健康却内心扭曲的人物形象。不正常的荒诞社会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压力与控制，使得本应健康成长的人变成懦弱无能、唯利是图、指鹿为马的废物和恶魔。为表明自身进步立场的西门金龙对拉扯他长大的养父极尽羞辱，用油漆泼坏他的双眼;为宣示地位和身份，残暴鞭打转世为牛的父亲至血肉模糊，最后将他活活烧死;原本朴实的村民黄瞳、杨七在批斗中极尽手段侮辱“牛鬼蛇神走资派”;西门闹的妾室秋香为求自保诬陷主人……这些病态的行为归根结底是来源于这个荒诞的世界的异己力量，它将健康人的内心扭曲异化，与世界产生疏离感。

（三）日常生活的夸张变形

卡夫卡善于将夸张变形的情节自然融入日常生活，让读者深切体会荒诞世界的近在咫尺，资本主义世界价值观对人的腐蚀和异化。《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利对自己变成甲虫表现出异常的平静;《判决》的结局竟是父亲判决儿子死刑，而儿子毅然去执行;《在流放地》中，试验刑具的军官却被刑器处决……

在《生死疲劳》中日常生活中夸张变形的描写随处可见。莫言运用粗俗极端的语言，将普通的生活夸张表现为暴力、丑陋和恶心：

描写西门驴的内心独白：“我的断腿开始散发抽泣，成群结队的苍蝇追随着我……腹泻使我的后半身肮脏无比”[4]83;描写西门猪和牛的斗争场面：“那些灰白肠子弯弯曲曲地布满现场，上面沾满泥沙……那些极端痛苦的牛，疯狂地拖着肠子沿街奔跑，最后倒地而死……”[4]346;描写众人争抢大雁的丑态：“雁翅被撕裂了，雁腿落到一个人手里，雁头连着一段脖子被撕去，滴沥着鲜血……有的人被踩倒了，有的人被挤扁了，有的人肚子被踩破了……”[4]133;描写迎春对儿子伤势的担忧：“（她的）嘴巴因为嚎哭而张开，宛如一个黑色的老鼠洞口……双腿罗圈，档间能钻过一只狗……”[4]125;描写乔迁新居：“脚丫子味、屁味、腋下的狐臊、嘴里的酸臭、血腥味儿”[4]386;描写夫妻关系：“充满敌意……腐肉般的臭气、嘴巴里有大粪”[4]393;描写妇女家务劳作：“她先把身体周围的绿豆用手掌收拢起来，用单侧屁股艰难地蹭着，把绿豆拢成尖尖的一堆，宛如一个精巧的坟墓”[4]412;描写街道环境：“那条号称县城门面的人民大道上，都沉淀着淤泥，淤泥立躺着死猫、死老鼠等小动物的被泡涨的、散发着臭气的尸体”[4]162。

这些毫无节制的语言被莫言用来刻画存在于非合理时代下的普通日常，反衬出荒诞历练下的冷漠人心。

二、莫言对卡夫卡荒诞的本土化发展

卡夫卡在描写荒诞世界时常用冷漠、偏离、“无能式”艺术手法，故事中的主角通常没有姓名，发生地也不确定;语言理性不带个人色彩;叙事主线随着故事发展一再偏离——句法结构上使用转折带偏话题，对话中使用反驳分歧意见，情节架构步步偏离主线等。作者凭借独特的偏离、“无能式”写作意图表明：“任何事物固然有其可取性，但仔细考量过后，又都具有各自的不可取性，由于存在着这种深刻的可取与不可取的并立，对任何事物的选择在根本上是不可能达成的。”[5]143这种矛盾的心态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西方世界的写实，现代人伴随着对物质的无尽追求，精神上陷入迷惘、困惑和失落。人性被扭曲，人被社会异化。此外，偏离、无能式写作的背后还隐藏着卡夫卡的犹太人身份。同时期大多数的犹太知识分子如布罗德、韦尔奇、基希都是以写作为谋生手段的，为了依附于权力阶层，他们只能对世界做出片面的描写。而卡夫卡选择了“无能式”写作——不依附任何利益群体，使自己得以“完整记录复杂矛盾的世界，还原荒诞世界原本的多元样貌，借助‘无能统观世界，深刻理解世界”[5]143。

莫言成长于孔孟之乡山东高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这里有深厚的根基，复杂、传统、厚重和宏大的文化环境深深影响到莫言。早在接触到西方作家之前，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就已经形成，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道德标准。而“文革”时期留给青年莫言的则是狂放自由的气度。这样的成长经历使得“他能做到以强大的‘本我去覆盖学习的对象，让外来文学元素只是在唤醒了自己的生活，照亮了自己的生活那一刻发挥作用，树立让自己成为‘高明作家这一目标。而高明的方法就是在已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学之树上嫁接外来文学元素”[6]153。这种嫁接让莫言没有走向如卡夫卡那样的偏离无能型后现代式冷漠，而是浴火重生，展示出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在现代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人的精神发展呈现退化的趋势，莫言对人性的荒蛮的再现体现了他对民族命运的焦虑、对传统文化衰落的伤感和对现代文明造成人類异化疏离的悲悯。相比较卡夫卡的“无能、冷漠、偏离”式写作，莫言更倾向于同情世人，点醒人类在困境中坚守本我、自我救赎。

三、莫言悲悯式写作的影响因素

（一）佛教的影响

佛教的六道轮回说认为一切众生都依据自身的所作所为不断地在六道中转生轮回，善人来世转生为天、人;恶人来世坠入地狱成为饿鬼、畜生。《生死疲劳》记录了地主西门闹冤死后一心想转世为人却每每投胎为畜生的轮回经历，这期间他的内心世界也经历了“轮回”：由仇恨到释然。这正符合了佛教倡导的今生行善来世超脱的思想。西门闹最初转世为驴和牛时愤恨最强烈，与人对抗最极端，因而死相也极为惨烈。而后转世为猪时，他因为生活条件的改善逐渐适应了为猪的事实，心态逐渐平和，生命最终是因救人而终结。此后在转世为狗、猴子最终到人的过程中，残留在西门闹心底最初的仇恨和痛苦化为乌有。佛教中认为处在六道轮回的是凡夫，在“迷”的世界，只有圣者，顿悟的人，才能解脱于生死轮回。按照佛教中通过“轮回”忘却前世恩怨以得解脱的思想，西门闹也得到了最终的救赎。

佛教的因果报应论认为，人是生死无常的、不自由的、痛苦的，人的无明、贪爱、执念是造成苦难的根本原因。莫言在《生死疲劳》中描写了人因为贪痴嗔而经历的苦难。比如西门闹的儿子金龙对财权和女人的贪欲使得他背叛养父、与家人决裂、屠杀生灵、始乱终弃，最终引得村长身绑炸药与他同归于尽;单干户蓝脸遭到全公社阻挠和排挤仍对土地怀有偏执的占有心，孤独一生，形单影只;村长洪泰岳在改制之后对个人承包制不信任不理解，为了心中的集体化生产执念，不惜与“敌人”共赴黄泉;庞抗美利用权力贪污腐化、被揭发后自杀死于狱中;就连庞春苗和蓝解放的坚贞爱情也属于贪欲的一种，难成正果，最终以春苗被车撞身亡为悲惨结局。全文中并没有对好人坏人的简单评判，更多蕴含的是佛教思想中的“人的思想行为决定人自身命运”的理念

慈悲是佛教最基本的教诲，“慈”指“与乐”，“悲”指“拔苦”。《大智度论》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7]1。意为同感众生的快乐，怜悯众生的疾苦，对众生的苦和乐皆能关怀，就是慈悲。佛教强调的慈悲，其核心是“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7]1。在佛家看来，对那些需要帮助、身陷困境的人群要怀着慈悲之心给予关怀，社会环境在这种慈悲为导的思想下发展，就会得以不断的优化。从而引领众人走向幸福和安宁。佛教讲的悲心，是以众生苦为己苦的用心同感的心理状态。如果看到众生有何痛苦，当作同体想，“彼所受苦，即我所受，没有比我分别，就会兴起大悲心，随分随力，除彼痛苦”[7]3。

莫言在《生死疲劳》的前言中着重强调了“悲悯”这个理念，体现了他对佛教“慈悲”的深度思考：“小悲悯只同情好人，大悲悯不但同情好人，也同情恶人”[4]2。因此，小说中并不刻意回避罪恶和肮脏，恰恰通过对人类邪恶和丑恶的直接描写达到如同《金瓶梅》那样的中国式悲悯之作——“是建立在中国哲学和宗教基础上的悲悯，而不是建立在西方思想基础上的模仿之作”[4]2。

（二）儒家的影响

儒家重视伦理道德，提倡“反求诸己”，凡事向内用力。孟子的“尽心知性”倡导反省内心，修养道德，认为仁义礼智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应尽量发挥心中的仁义礼智等善念，才能认识到真理。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8]112。《大学》《中庸》重视个人道德修养，提倡“慎独”，主张恪守道德规范。

在儒家道德规范的深刻影响下，莫言意识到“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悯，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4]2。《生死疲劳》既揭示时代的荒诞和悲凉，也落笔于个人内心的修养，通过由于身陷欲望而导致荒诞处境的众生丑态，探讨人与动物、人与土地、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饱含作家对人类前途和命运未知的迷茫和关注，旨在劝诫“贪婪之吏，稍息侵渔;尸禄之官，自当廉谨”[8]546。

四、结语

《生死疲劳》中虽然有很多卡夫卡荒诞技巧的身影，但莫言的创作明显还是根植在中国传统文化这块土壤上的，对本土思想文化的发扬是他的关注点。其独特的“悲悯式”写作与卡夫卡式偏离无能写作方式大相径庭。《生死疲劳》中的西方现代派写作手法表现了莫言对卡夫卡荒诞文学的学习和接受，在思想内容方面又从佛教和儒家思想中汲取养分，挑战突破传统价值体系，嫁接西方技巧产生民族特色美学路径，是中国文学领域守正创新的典范。

参考文献：

[1] 任瑄.大家说莫言，莫言说自己[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7-8.

[2] 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J].当代作家评论，2006，（1）：33.

[3] 曾艳兵.卡夫卡与中国当代文化[J].文艺争鸣，2017，（5）：127.

[4] 莫言.生死疲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2-462.

[5] 任龙， 耿波.无能的意义：布拉格与卡夫卡的写作行为[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6，（9）：143.

[6] 齐金花.魔幻现实主义与幻觉现实主义文学生产肌理的比较——以马尔克斯与莫言为例[J].中国比较文学，2020，（1）：153.

[7] 濮文起.佛家慈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1-3.

[8] 方立天.中國佛教哲学要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12-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