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策执行研究：图景、演化与展望
——基于2010—2020年CNKI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都梦蝶，王洛忠

(北京师范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

政策执行作为人类社会秩序维持最为主要的社会现象之一，历来受到广泛重视。从研究情况看，西方政策执行研究由来已久，形成三代研究热潮。第一代“自上而下”研究路径强调中央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1)Matland Richard，“Synthesizing the implementation literature：The ambiguity-conflict model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Vol.5，No.2，1995，pp.145-174.；第二代“自下而上”研究路径强调基层行动者之间的分权、网络关系等对政策执行的影响(2)Berman Paul，“The study of macro- and micro-implementation”，Public Policy，Vol.26，No.2，1978，p.157.(3)Hjern Benny，“Implementation research—the link gone missing”，Journal of public policy，Vol.2，No.3，1982，pp.301-308.；第三代“综合”研究路径，运用整体性视角综合考察决策者和基层行动者对政策结果的影响(4)Elmore Richard，“Backward mapping：Implement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decisions”，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94，No.4，1979，pp.601-616.。相比而言，中国政策执行研究起步虽晚，但研究力度与影响深刻。20世纪90年代以“政策执行”为主题的文献大量涌现，许多学者试图运用西方理论或模型解释、指导中国政策执行实践。21世纪以来，随着对中国情境独特性的认知深入，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对西方理论进行适用性修正，或基于中国实践构建本土理论模型，如“政策变通”(5)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9-294页。“互动博弈”(6)齐杏发：《当代中国政策执行的内部运行机制研究——基于南方某党工委职能履行案例的微观分析》，《理论探讨》2007年第5期。“基层共谋”(7)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层级推动+策略响应”(8)王亚华：《中国用水户协会改革：政策执行视角的审视》，《管理世界》2013年第6期。“调试性、行政性、实验性、象征性执行”(9)杨宏山：《创制性政策的执行机制研究——基于政策学习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