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投资性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研究

刘 蕾，于 倩，张明媛

(山东财经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济南 250014)

一、引言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十四五”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我们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是我国适应经济新常态、突破发展瓶颈的紧迫任务，也是直面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传统的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数量、以劳动力作为经济发展驱动力的低效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经济发展的目标向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转变，探索新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是必然选择。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经济发展不能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经济增速，而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环境等的均衡发展，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际上，近年来我国也对此高度重视，积极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创新与转型，强调经济稳定增长和优质发展的长效性，更加重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领域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落实绿色生态发展任务，积极探索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路径。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前期经济快速增长而积累下来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突出，因此，经济增速放缓成为既定事实，并将作为新常态向未来延续。在这个阶段，要想为经济发展提供可靠保障，必须进一步提升相应的经济发展质量，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

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财政投资性支出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是以政府为主体，将其从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中筹集起来的财政资金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一种集中性、政策性投资。当财政支出以投资性支出形式运用时不仅可以提供发展所需的公共资本，提高经济供给能力，改善经济供给结构，而且可以发挥乘数效应，拉动经济增长，提高整体社会效益。理论上，投资性支出不仅可以发挥对经济的提振作用，还可以在平衡区域间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上发挥重要作用。在目前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探讨财政投资性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能够更加有效地优化政府支出结构，在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基于此，本文以财政投资性支出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研究对象，结合文献梳理构建计量模型，以2010—2019年300条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用熵权法测算出被解释变量数据结果的截断性特征，运用Tobit模型完成回归检验，以量化财政投资性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由于本文的研究内容涉及政府财政投资性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互关系，因此，本部分的文献综述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一是有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文献梳理；二是有关政府财政投资性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梳理。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文献梳理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来，国内学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日益增多。大量文献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内涵、测度方法以及实现路径等展开研究，赋予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厚的理论内涵，形成一定的研究成果。

1.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国内学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角度不同，从而对其概念内涵有不同的定义。有的学者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视角进行分析。任保平和李禹墨认为，高质量发展比高速增长的内涵更加丰富，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的高质量、改革开放的高质量、城乡发展的高质量、生态环境的高质量和人民生活的高质量五个方面。此外，经济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发展要求也远远高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1)任保平、李禹墨：《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评判体系的构建及其转型路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赵剑波等指出，高质量发展不仅要转变经济发展观念，也要转换经济增长模式，从高速度到高质量发展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型过程(2)赵剑波、史丹、邓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年第11期。。有的学者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以及新发展理念来解读内涵。杨伟民分析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期望的发展，同时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3)杨伟民：《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推动高质量发展》，《宏观经济管理》2018年第2期。。金碚基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分析表明，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及动力状态(4)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4期。。

2.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和衡量评价标准体系。基于文献梳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方法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研究经济增长质量。全要素生产率一直以来被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高质量发展强调质量、注重效率、强调产品和服务在供给侧的转型升级，这就要求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下功夫。大量的研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能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首先需要提高生产过程中的全要素生产率(茹少峰等(5)茹少峰、魏博阳、刘家旗：《以效率变革为核心的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张治栋和廖常文(6)张治栋、廖常文：《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政府干预视角》，《软科学》2019年第12期。)。另一类是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将各类指标整理综合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詹新宇和崔培培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构建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中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7)詹新宇、崔培培：《中国省际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与评价——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实证分析》，《财政研究》2016年第8期。。孟祥兰和邢茂源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从经济、创新、绿色、协调和民生5个层次的高质量发展指标入手，利用加权因子分析方法，构建了湖北省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8)孟祥兰、邢茂源：《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湖北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研究——基于加权因子分析法的实证研究》，《数理统计与管理》2019年第4期。。

(二)政府财政投资性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梳理

学术界对政府财政投资性支出的研究成果丰富，其中一部分学者探讨了财政投资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两者关系，这为本文的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方法借鉴。武晓利和晁江锋通过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分析认为增加政府投资性支出能有效刺激经济，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我国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存在递减趋势(9)武晓利、晁江锋：《政府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动态效应研究》，《中国经济问题》2014年第5期。。李晓嘉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区域政府公共投资对人均GDP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进行分析，得出公共投资推动了经济增长、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的结论(10)李晓嘉：《政府公共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证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动态研究》，《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张宏霞通过协整、Granger检验等实证研究，深入考察了中国地方政府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认为地方政府投资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增长(11)张宏霞：《中国地方政府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围绕我国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众多，鉴于样本选取与实证方法的差异，研究结论也略有不同，但大部分学者支持我国的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促进效应。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国内文献中对财政投资性支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单独研究相对较多，这为本文的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研究方法借鉴。尽管如此，国内相关研究大多聚焦财政投资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于财政投资性支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采用熵权法完成我国省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并以此为被解释变量，构建Tobit模型量化财政投资性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而提出相应对策。

三、财政投资性支出对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的样本观测期为2010—2019年，各指标数据均选自《中国统计年鉴》以及EPS全球数据系统，少部分缺失值通过插值法计算得到。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不包含西藏以及港、澳、台在内的30个省份2010—2019年十年发展的300条平衡面板数据为总样本并展开研究。

1.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高质量发展的指标构建，参考李金昌等(12)李金昌、史龙梅、徐蔼婷：《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统计研究》2019年第1期。、滕磊和马德功(13)滕磊、马德功：《数字金融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吗？》，《统计研究》2020年第11期。的做法，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加入对产业结构的分析，共计形成6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的高质量发展体系(见表1)。对高质量发展指标的测算主要采用熵权法，所有的数值均进行了无量纲以及标准化处理，所得到的数值越高，代表此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

表1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对各地区2010—2019年高质量发展指标作箱线图，如图1所示，2010—2019年十年间各省市高质量发展指标的均值和中位值均有所提升，最大值在十年的发展中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由2010年的0.4625提升至2019年的0.5247，最小值上升幅度较大，2010年为0.1902，到2019年发展成为0.2676；高质量发展指标的四分位值呈现“递减—递增”趋势并且异常值点数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意味着近年来我国各省市高质量发展的差距有所增加。

图1 2010—2019年各省市高质量发展箱线图

模型的解释变量为财政投资性支出，也即政府投资，是政府为了实现预期的社会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将一部分财政资金转化为公共部门的资产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行为。本文参照陈工和苑德宇对财政投资性支出的定义(14)陈工、苑德宇：《我国公共投资挤占私人投资了吗?——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财政研究》2009年第12期。，认为财政投资性支出的范围主要在公共领域和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型项目，将交通运输和仓储、地质勘探和水利管理、煤气水电生产和供应、科技教育卫生等划分为财政投资性支出；其中，生产性公共投资包括交通运输和仓储、地质勘探和水利管理、煤气水电生产和供应、科技教育卫生等行业的投资；非生产性公共投资包括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科学研究和综合服务、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等行业的投资。在解释变量的构建上，采用三者各自投资总额与各省产出总额比值表示。

2.模型的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需要，选择如下5个控制变量：人均受教育水平(Edu)，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人均GDP(PerGDP)，采用各省GDP与年末常住人口的比值表示；人口密度(Peden)，用年末常住人口与各省市区域面积的比值表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Jcs)，用每平方公里公路铁路总里程表示；要素禀赋结构(Ybf)，采用就业总人数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表示。

结合以往的文献相关研究理论模型，得到下列基准回归模型：

GQLi，t=α+βTZi，t+δXi，t+εi，t(1)

其中，i为面板个体变量，取值1-30；t为时间变量，取值为1-10；GQL是被解释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TZ代表核心解释变量，即财政投资性支出、生产性投资支出与非生产性投资支出；X为控制变量；α、β、δ为待定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二)财政投资性支出对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整体性分析

本文以2010—2019年十年间300条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对财政投资性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做出研究。考虑到用熵权法测算出的被解释变量数据结果的截断性特征，采用Tobin在1958年建立的Tobit模型回归检验，回归结果见表2。其中，第(1)列以财政投资性支出(TZc)为核心解释变量，第(2)列以生产性投资支出(TZs)为核心解释变量，第(3)列以非生产性投资支出(TZf)为核心解释变量。

表2 财政投资性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性回归

根据样本回归结果：财政投资性支出对高质量发展有促进效用，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除此之外，生产性投资支出与非生产性投资支出分别在1%的水平上对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在相同的显著性水平下，非生产性的投资系数为0.773，要明显大于生产性投资的系数0.397，说明非生产性投资支出的促进效果更强。由此，财政投资性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是生产性投资支出与非生产性投资支出所共同影响的结果，且非生产性投资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推进效果更为明显。

(三)财政投资性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索财政投资性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部分基于五大发展理念以及产业结构共六方面，对财政投资性支出、生产性投资支出以及非生产性投资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加以结构性分析，回归结果如表3、表4和表5所示。

表3 财政投资性支出对各一级指标影响的回归分析

表4 生产性投资支出对各一级指标影响的回归分析

表5 非生产性投资支出对各一级指标影响的回归分析

根据表3、表4和表5的回归结果，可得如下结论：

1.财政投资性支出。一方面，财政投资性支出在1%的水平上对市场创新和成果共享产生促进效应，在10%的水平上与开放发展正向相关，财政投资性支出从市场创新、成果共享和开放发展三个方面对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效果；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财政投资性支出通过对产业结构体系的抑制效应阻碍高质量的进一步发展。结合前文整体性效果回归分析来看，财政投资性支出对高质量的抑制效应并不能抵免其促进效果，因此，总体而言，财政投资性支出有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生产性投资支出。除了对共享发展呈现显著促进影响以及对产业结构是显著抑制以外，生产性投资支出与高质量发展的其他各一级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强，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略显“苍白无力”。但根据整体性回归结果，这种抑制作用仍然抵不过其促进效果，生产性投资支出对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的影响。

3.非生产性投资支出。与生产性投资所不同的是，非生产性投资支出在促进高质量发展结构性指标方面影响范围更广，影响程度更深。非生产性投资支出能够有效促进市场创新、多元开放和成果共享，但与生产性投资支出一样都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负向抑制效果。

根据上述分析，在产业结构方面，包括生产性投资支出和非生产性投资支出在内的投资性支出，均会产生对产业结构的抑制效应，这也是财政投资性支出对产业结构表现为显著为负的主要原因；在创新市场与多元开放发展方面，财政投资性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用主要是通过发挥非生产性投资支出的促进效用实现；在成果共享发展方面，生产性投资支出与非生产性投资支出均能有效促进这方面的发展，并最终达到财政投资性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用。从总体效果来看，无论从影响的力度还是从影响的层面，非生产性投资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用和促进效果都要显著大于生产性投资支出的，这与整体性回归分析下的结论相同。因此，在财政投资性支出结构方面，应适当向非生产性投资倾斜，进一步放大投资性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乘数效应。

(四)财政投资性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

1.面槛门板模型。由整体性以及结构性回归的结果可知，财政投资性支出对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为了进一步探讨这种促进效果是否会随投资规模而产生变化，需要做进一步检验。图2为财政投资性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的散点图，根据图2，可明显看出，在没有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财政投资性支出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并未呈现出显著的线性关系。

图2 财政投资性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的散点图

本文在具体分析财政投资性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时，在前文的基础上，以Hansen(1999)构建的门槛模型进行估计，并对财政投资性支出的适度规模做进一步探讨。本文所构建的门槛模型如下：

GQLi，t=α0+α1TZcI(thr3i，t≤λ1)+α2TZcI(λ1

(2)

其中，thr为门槛变量，I(·)代表指数函数，当条件成立时，I(·)值为1，当条件不成立时，其值为0。

2.面槛检验。在采用自抽样法进行回归检验后发现财政投资性支出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极为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如表6所示。借助图3给出的LR趋势图，可以较为直观地看到，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投资性支出的单一门槛、估计值及存在的大概区间。

表6 财政投资性支出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

图3 财政投资性支出门槛检验LR趋势图

3.财政投资性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回归分析。在确定单一门槛、两阶段后，以高质量发展为被解释变量，财政投资性支出为核心解释变量构造的单一门槛模型进行回归。

根据回归结果，财政投资性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门槛值前后虽然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存在边际作用效果的不同。当财政投资性支出小于0.1148时，其作用系数为0.7040，当财政投资性支出超过0.1148时，其作用系数为0.5203，财政投资性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门槛值之前的作用效果要远大于在门槛值之后的作用效果，即过度的财政投资性支出反而会对这种促进效应产生削弱作用。目前，我国财政投资性支出平均规模仅为0.0955，尚未达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最优规模，因此在下一步政策制定中，应该适当增大财政投资性规模并且注意支出结构调整，最大效应发挥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拉动效应。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0—2019年的30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Tobit模型实证考察了财政投资性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财政投资性支出以及按其经济性质区分的生产性投资支出和非生产性投资支出均有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是三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层面不尽相同。财政投资性支出对高质量发展存在非线性影响，通过测算，最优财政投资性支出的水平为0.1148，当财政投资性支出的水平超过0.1148时，其对高质量的激励效用会相对减弱。鉴于以上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财政投资性支出的杠杆作用，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持续扩大投资规模

瓦格纳法则指出，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会相应提高。近十年间，我国GDP迅速增加，人均收入不断攀升，为了建设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势必会使财政投资规模逐年扩大，但是目前我们的投资规模还没有达到最优规模，这就需要继续扩大财政支出规模。首先，要继续实施准确有效的财政政策，推动我国经济运行始终处于合理区间。但同时投资规模和方式都要灵活变化，扩大中央资金的直达范围，并加强直达资金的管理，加强政府绩效，保证有支出，有效益。其次，要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对于目前已经支出的财政资金，要及时收回闲置沉淀资金，利用好闲置资源。最后，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明确转移支付监管主体，建设一体化的资金管理系统，加大对专项转移支付的监督，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财政支出的结构调整，首先要扩大民生类、重点保障类支出。各级政府根据财力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合理确定本地区基本民生范围，将财政资金重点用于保障基本民生领域，同时，要建立社会资本参与基本民生投资的渠道，并通过地方政府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其次要继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财力集中在解决重点地区、重点领域和重点人群的基本民生保障方面，兜牢兜实民生底线，必要时，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方式确保财政困难地区的基本民生支出。最重要的是，各级政府要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强抓责任落实，各级政府合理分配和使用民生类专项资金，并对民生类专项资金加强审计，确保资金落实到位；压减一般性支出用于基本民生保障；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加强基本民生领域财政资金管理，支持完善基本民生保障工作机制。保障基本民生支出的责任主体是县级财政部门，县级政府通常会把落实基本民生保障作为预算安排重点，这就要求区县级社保部门根据本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和群众生活实际需要，积极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确保基本民生政策落实到位。最后，省级财政部门要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省级财政部门要同步研究建立对县级财政部门的激励约束机制，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予以适当支持。

(三)调整生产性支出倾向新基建方面

新增基建支出要倾向新基建方面，通过完善5G、高铁等新基建，带动相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例如，5G催生的工业互联网产业和物流、直播产业。中央和地方要协调规划新基建的方向、时间和目标，围绕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提出国家层面和省市层面的战略规划，通过出台相关新兴产业优惠政策，加大补贴或者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在政府投资的同时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新基建领域配套设施，带动全国产业链的发展。同时，通过专项债和专项转移支付的形式，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落后区域的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完善，新基建更能催生落后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将新基建同以往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结合起来，推动技术创新，带动国民经济各行业的生产基础设施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从而有效推动我国各行业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促进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

(四)深化预算绩效体制改革

深化预算绩效体制改革，就是将绩效理念和方法融入预算过程中，强调“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目前，我国财政绩效管理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如何提高支出资金的效益是财政绩效要关注的重要节点，也是我们推动政府财政投资变革的重要一环，通过全过程绩效管理，收紧资金使用范围和方向，利用跟踪评价反馈的结果调整项目资金拨付，这样不仅能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同时也能使成果效益最大化。深化预算绩效体制改革，是优化目前我国财政投资性支出的重要一步，需要各方面持续推动预算绩效体制改革，中央牵头、各地市负责，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财政投资性支出绩效管理制度，尤其要落实到区县一级，重视中央财政投资性支出的绩效，并将此纳入到中央对省市的考核范畴，督促各省市落实管理办法和制度，提高财政投资的质量和效益。

(五)提高投资性支出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度

从前面实证结果看，财政投资性支出、生产性投资支出和非生产性投资支出，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结构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注重投资性支出内部结构的优化，发挥其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积极影响。一方面，在稳定生产性投资支出和非生产性投资支出规模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区域优势和发展水平，有的放矢地进行财政投入，并持续关注财政投入结构是否与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政策目标相符，确保产业结构升级的科学有效推进。另一方面，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项目要适当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稳步提升财政资源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度，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精准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