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生境与民歌生成关系刍议

蔡国庆/徐溪滢

满族民歌，是满族人民历史、生活劳动的记录；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写照；也是他们思想感情，意志愿望的表达。①综观满族民歌现有的研究，过分依赖共时态田野资料，不同程度地忽略历史资料的价值。民歌的蜕变，必然是长期积淀的结果。对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进行综合性的整体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其音乐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各种传统音乐的概况，还能从音乐的现状中窥见其未来的趋向。生态人类学在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中较好地整合了不同学科的学术资源，立足这一视角，从满族“生境”切入，对满族民歌的发展与变迁进行审视，探寻满族民歌的当代新表达。

一、满族生境

生境（habiat），意指生物的个体、种群或群落所在的具体地段环境。生境内包含生物所必须的生存条件以及其他的生态因素。在生态学中，特指具体的生物个体或群体生活地段上的生态环境与生物影响下的次生环境（生物本身对环境的影响）。②生态人类学研究中的“民族生境”与生态学所指“生境”有着原则上的区别，被赋予了人文研究特有的语境意义，专门用来指代民族文化与其所处自然生态系统在特定结合部的相互互动关系。也就是说，区别在于，一个民族与其所处自然生态系统并不直接建立关系，而是能动的选择与自然生态系统建立一个结合部，在结合部中民族文化与所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物质与能量交换。一个完整的民族生境包括两大部分：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换言之，物质与精神的随机组合，可构成一个民族完整的生境。

满族的“生境”包含自然生境与社会生境两部分。从满族文化变迁中可知，自然生境的变化与社会生境的变化都会引起满族文化的变迁。就两种变化而言，不难看出，自然生境较之社会生境的变化速度是相对缓慢的。满族民歌之所以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稳态发展，未被异民族的文化同化，也得益于满族民歌的根基——族群所处的自然生境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直到1644年治入关。在此期间，满族民歌呈现出明显的变迁，根源在于族群的社会生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自然生境

满族旧称满洲族，亦俗称旗人。人口为10410585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和北京、河北、内蒙等地区。因白山黑水（长白山以北、黑龙江中下游、乌苏里江流域）是其发源之地。故，满族自然生境应以其所在东北生态系统中所处的生态位为主。生态位引自生态学，埃尔顿将这一概念界定为食物网中的一种“角色”，一种划定生物之间界限的独特的摄食对策。杨庭硕认为“不同物种间又不能相互学习和借鉴适应的本领和生存技巧，这就使得每一物种的生存空间都被其自身的生命信息系统控制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③将其谓之“生态位”。G·E·哈钦森（1965）指出，把生态位描述成多维欧几里得超空间的一种体积是有益的。如图一所示。按照能量学的观点，生态位是生物对生态系统中有限的能量和可利用营养的分享。资源在规模、颜色、空间和时间分布、温度、灵活性等方面各不相同，生物赖以生存的那些变量即其生态位。④评价一个民族或族群所处生态位之优劣，可以通过计算用于生计的资源变量总数进行量化分析。生计变量是“丰富度”（所利用的不同资源数）和“均匀性”（每一变量相互依赖的程度）。变量的数目被称为“生态位幅度”或“生态位宽度”，幅度窄或变量少的为特殊生态位，而幅度宽或变量多的为一般生态位。

满族祖先发源于“白山黑水”之间，白山黑水地区属于生计变量幅度较宽的一般性生态位。东北民俗语“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是这一地域自然生态资源富集景况的真实写照。满族栖息于资源如此丰厚的生态区位中，也相应的本能选择了适合本族群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形成了渔猎、游牧、农耕三种生计类型并存的格局。

（二）社会生境

满族共同体形成伊始，满族社会开始了由野蛮向文明的急剧过渡，社会生境也呈现出较大的变迁。变迁是指在社会形态或文化模式的某一方面发生的任何有意义的变化，诸如技术、工艺、食物、服饰，以及价值观、习惯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变化，也可以用来指整体性的“社会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更替过程”。生物多样与文化多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满族社会的文化变迁。大体可以体现以下方面：首先是汉文化，汉族不仅人口众多，在文化上也是占有领先地位的。所以一般而言，与汉族有所接触的民族，在文化方面会不自觉的出现一定程度“汉化”倾向，满族在与汉族学习、效仿、交流的过程中，不断扬弃那些不适应历史发展的、落后传统的过程中，得以崛起、发展、壮大；其次，周边民族文化对满族文化的渗透与影响；最后，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

二、生境中的满族民歌

（一）生物适应中的民歌

渔猎生计是满族早期社会实行的生活方式。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为主脉联结而成的密林河谷，是古老的靺鞨、勿吉、挹娄、女真、满以及赫哲、鄂温克、鄂伦春等通古斯语族各渔猎民族生息繁衍的地区，也是渔猎文化的摇篮。居住在江河畔的满族人民大多以捕鱼为生，亦被称之为“渔户”由当地的衙门统一管辖。在满语中有许多关于捕鱼工具的词语。按功能分类，小型网具有“浑水内打柳根池细丝粘网”（ulumebutara se surge asu）、“粘网”（又称手网，eyebuku asu）、“旋网”（sargiyalaku asu）等等；大型网具有“大围网”（hurhan）、“拦河网”等。在《柳边纪略》中记载“盖宁古塔城临虎儿哈河，冰开后，无贵贱大小，以捕鱼为乐。或钓或网，或以叉，或以枪，每出必车载而归，不须买也。”可以看出满族人民捕鱼的方式多种多样，捕鱼是一种乐趣。满族人民的捕鱼现象不限于文献记载，在满族民歌中同样也体现的淋漓精致。例如：《跑南海》、《拉网调》。

《跑南海》是满族民歌中仅有的海上作业的号子。1860年以前，海参崴还属于清朝管辖，这首民歌广泛地流传在我国的图们江口至海参崴一带。它以歌咏渔民捕捞海产生活而闻名。谱例1中“东南风喂（哎嗨），西北浪来（哎嗨），出南海呀（哎嗨），过山冈啊（哎嗨）”对渔猎活动时的自然环境进行了描述。“大好鱼来，大马哈来，叉海参呀，拧海菜啊。”进一步可以看出，海产品的丰富多产。

《拉网调》流传于海浪河、牡丹江、镜泊湖、兴凯湖一带，是满族拉网时演唱的号子。如谱例2所示：

从谱例2来看，整首歌曲歌词由满语构成，“哟哈哈，咿哈哈”是满语中的衬词，无实际意义，“哈啦母必”汉译为“要好好干”。歌词上表现了满族人民渔猎时积极向上的状态，也是其民风淳朴的体现。满族民歌多以五声音阶和五声调式的构成，音阶使用三度音阶、四度音阶和五度音阶，在劳动号子中，则多以三、四声的调式音阶和音列为常见。《拉网调》骨干音为613，音乐向上以四度、五度进行，向下则以三度进行，节奏规整。音乐旋律走势由低向高进行，最后回到低音，形成低高低的波浪型音乐进行模式，音乐与江河波浪巧妙的融合在一起。

《月儿圆》是流行于吉林敦化一带的民歌。歌词“蛤蜊壳，当水瓢，不怕湿来不怕潮…海螺罐，做水缸，能装米来能剩糠…炖江鱼，用江水，湖鲫⑤熬汤味儿美。”从中可以看出满族人民对自然生境中的资源利用情况。

在上古时代，满族先民肃慎人已经会制造“桔矢石磐（弩）”。《竹书纪年》载：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肃慎人以这种独特的狩猎工具作为友好的信物，通好于中原。《宁古塔纪略》中载，满人“四季常出腊⑥打围，有朝出暮归者，有两三日而归者，谓之打小围”。⑦“四季常出腊”可以看出猎物对满族人民而言是极其重要甚至是生活必需的。这在满族民歌中也略有显露。如《打猎歌》中“哈哈（满语，汉译男子）带着弓和箭，打猎进山谷…拉满弓来猛射箭，除掉拦路虎…吃虎肉，卖虎骨，全家老少紧忙乎”、还有《大风天》中“刮风我去打老虎，打个老虎做衣衫…抓住黑貂扒了皮，色克（貂皮）正好做耳扇儿。”可以看出满族人民将狩猎所获一部分作为生活资料，另一部分则用以买卖交换，并将此作为藉以为生的重要手段之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满族民歌文化在建构之初便体现着对自然生境的一种依赖。正是由于这种依赖，满族人民常常随着自然资源的波动而流动迁徙。到了明代后期，女真各部频繁移动，呈现一种自北向南的整体迁徙趋势。建州女真定居在今天辽宁省东部的苏子河畔，自浑河到朝鲜附近的广大地区；海西女真移居到开原东北、辉发河流域北至松花江中游的大曲折处；野人女真生活在东海部，部分迁入海西，建州旧地。从三大女真迁徙可以看出，野人女真大部分居住在黑龙江下游撒鲁温以北至外兴安岭以南，这里有崇山峻岭、大海江湖，渔猎资源十分丰富，其所处的自然生境较之迁移前并未有太大变化，故而仍旧以渔猎和畜牧为生计，少部分会进行农耕活动。与野人女真不同，南迁的满族族群远离了白山黑水之地，生产方式也由渔猎采集逐步向农耕种植转变，在此期间，向其他民族学习农耕的先进技术，生产力大幅提高。发展出以定居式农耕为主，畜牧、渔猎为辅的新模式。满族进入了渔猎-农耕二元文化时代。满族民歌《庆丰收》便是这一自然生境下的文化体现。如谱例3所示：

“九月里来九重阳，千家万户庄稼上场（哲啦啦）”从这里可以看出，基本上大多数满族人民都以农耕为主。“接姑娘取媳妇，远亲近邻还有街坊。”自然生境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由迁移式杂居到稳定式定居。满族人民利用自身地方性知识中所包含的生态智慧与技能，突破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限制，也从最初对自然生境的依赖中解放了出来。

随着生产力生产方式的进步，东北地区的各民族人口也在急剧增长。有清一代，不同民族与族群对生境资源的竞争，可谓是逐日剧增。满族人民对生态系统资源的利用也体现在民歌《抬木号（一）》中。

谱例4中“大伙儿使点儿劲（啊哎嗨哟噢）…讷讷送粘饽饽（哟）…祃祃送烟袋锅（呀）”曲谱中的“讷讷”、“祃祃”皆是满语，汉译为“妈妈”、“爸爸”。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伐木仍旧是满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生计方式。不消说，自然生境的改变必然会导致生境内的族群生计方式的调整，进而影响到满族民歌文化的变迁。

纵观满族的社会发展与民歌文化变迁的历史，不难发现，无论是最初人为改变的自然生境，抑或是族群迁徙伴随而来自然生境的变化，都是满族人民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生物性适应。从渔猎、采集到原始农耕再到精耕细作，满族人民不断脱离自然生境的束缚。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看，生计方式的调整也是满族人民面对生境变迁而做出的必要抉择。

（二）社会适应中的民歌

当满族文明开始进步、族际文化开始碰撞，满族各部落族群杂居的形式逐渐发生变化，满族社会的族群文化发生了较为巨大的变迁，满族民歌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由于自然生境的改变，14世纪以后，作为日后满族主体来源的女真人开始由北向南迁徙。于此同时，中原地区的汉族民众也开始了北上移民之旅，满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交往从此日渐频繁。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东北地区大量荒地被满族人民开垦成熟，耕地面积大幅增加。汉族流民受东北丰饶的物产和肥沃的土地所吸引“如水归壑”般争相出关，越过清政府设立的“柳条边”。到光绪末年，东北三省的汉族人口，已是满族人口的10倍有余。满汉人民交错杂居，共同参与生产劳动，汉人为东北满人带去了汉族文化和生活方式。《吉林外纪》记载“吉林本满洲故里，蒙古、汉军错屯而居。近数十年流民渐多，屯居者已渐习为汉语。”满汉人民协同奋斗，为东北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文化变迁也体现在满族民歌中。如流传在吉林伊通一带的《草芽发青》中唱道“草芽子发青燕出关，民人（一般是对汉族人的称呼）越过柳条边，跑马占荒一片片，又开地来又放山。挖的棒槌扛不动，收的糜子满场院。旗人、民人都好过，有吃有喝太平年。”是对满汉之交的一次真实写照。《跑马占荒山》中“大罗圈，小罗圈，阿玛跑马占荒山…种庄田，真有趣，由翻土来又敲棍。”也可以看出满汉人民在共同劳作中的愉悦心情。

满族传统婚姻多以指婚为主，部分地区还存在抢婚的习俗，缔结婚姻的形式比较简单。受汉文化的影响，满族婚俗日渐与汉族趋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六礼”行聘是汉民族由来已久的规定。满族民歌《要陪送》中“十一月姑娘出了阁，许配女婿真快乐。”而，有的婚配却是欲益反损的，如民歌《错配婚姻》中唱道“配婚佬来眼睛瞎，不该把我配给他。叫声玛和讷啊，你坑害了小奴家…提起保媒事呀，我到如今还是放不下。东村老马家，把我提给老葛家。只因为葛家穷啊，俺玛和讷不让嫁。”从满族民歌的内容中不难看出，这种婚礼中有满族固有的内容，却也少不了汉文化的“身影”。满族民间还流传一些能生动反映旗民通婚的歌谣，如《歌儿乱我心》、《再也不叫尼堪婆》。

毋庸讳言，满族民歌是满族生境下的产物。无论是在先民时期，满族人民依赖自然生境资源生存，还是文化交融之后的渔猎--农耕二元文化时期，依靠自身智慧进行能动适应的生存。满族民歌都是对所处生境的一种写实，属于不同时期生境下的产物。

结 语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满族人民创造了绚烂多彩的民族文化。满族民歌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历经数千年的传承、演变、融合与发展，是满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从满族生境与民歌的历史发展中，总结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满族民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茁壮生长”。■

注释：

① 石光伟,刘桂滕,凌瑞兰香.满族音乐研究[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172.

② 江帆.满族生态与民俗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8.

③ 杨庭硕等.生态人类学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41.

④ [美]哈迪斯蒂.郭凡，邹和译.生态人类学[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93.

⑤ 镜泊湖的鲫鱼.

⑥ 原文中是“腊”，应为“猎”。

⑦ 姜维公，刘立强.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东北边疆卷·第八卷[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