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衿之志 履践致远
—— 评黄梅戏《陶行知》艺术形象

□ 孟 威

黄梅戏《陶行知》作为“安徽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创优秀剧目展演”系列作品之一，搬上了安徽艺术剧场的舞台。这部作品由余治淮编剧、李龙斌导演，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原型，讲述了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终其一生、献身于中国教育事业改革路上的点点滴滴。这部作品不同于其他革命历史题材戏的宏大叙事，仅仅巧妙地择取了陶行知开办育才学校的一段往事，将陶行知的个人命运与育才学校的艰难生存紧密交织。情节最大化地服务于人物的塑造，以事见人，以情感人。

陶行知一生事迹无数，年轻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师从约翰·杜威，回国后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救国运动，为中国教育事业殚精竭虑。在他逝世的时候，上海万国殡仪馆挤满了前来悼念他的人。1946年，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也为陶行知的逝世深表哀痛，送上挽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也发表过讲话，高度肯定了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和奉献精神。陶行知的赤子之忱“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棵草去”传递在一代代人的信念中。这样一位革命者当然无愧于被称为国家栋梁之才，得到我们的敬仰。平凡处见伟大，伟大处亦是平凡。今天黄梅戏舞台上的陶行知，并不是留在历史课本中的一位传奇人物，更不是在纪念堂中屹立不动的雕像，而是一位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

《陶行知》巧妙地使用了群像的设计，以“小叙事”展现历史的浪潮。第一场戏陶行知同教育部长的对峙之中，始终存在着两组游离于主镜头之外的人物群像，即难童和警察。在第一场一开场，原本热闹的街头随着两个衣冠不整、吊儿郎当的警察的出现而沉寂。舞台瞬间变得空旷了起来，两个警察摇头晃脑、点烟递火的不雅行为占据了舞台的主视点。正当观众的注意力被警察吸引过去的时候，这两个角色却旋即退场，将舞台留给了本场的主人公——陶行知和难童们。身着朴素灰色长袍的陶行知，站在身着破衣烂衫的难童中间毫无违和感，只有那副眼镜昭示着他知识分子的身份。本场开头通过民众和报童，导演立刻构建起了一个民国乡村的生活图景，报童的叫卖既是生活图景还原的一部分，又能将陶行知行动的前史交代清楚。编剧和导演采用了易卜生式的创作结构——不从故事的开始讲起，而是从高潮的前一刻开始讲起。开场的1945年，正是陶行知生命定格的前一年。陶行知的求学、立志都化作了前史，融入到剧中人的台词与行动中向观众交代。为还原时代背景和陶行知艰苦朴素的品格，这一场中作为主要人物的陶行知和难童，从扮相上难以同熙熙攘攘的人群区分开来，直接登场有冲淡主要人物之嫌。为此，以从形象、着装、做派上都与众不同的民国警察作为驱散人群的手段，既在情节上展现了国民党的高压统治，又在技术上为陶行知和难童们的登场创造了空间。陶行知手牵难童们登上舞台，在一番振兴教育、爱国爱民的唱段后，方才下场的警察们再次出现。一上场，身着黑色制服的警察就粗暴地将陶行知一行人从舞台中心驱赶开来，向着上场口方向挤压，随后形成了一条明显的、粗暴且冷漠的黑色隔离线。在这条隔离线的另一端，着绅士装的教育部长粉墨登场，发表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讲话。此时，通过演员服装的颜色这一最简洁明了的手段，导演在舞台上构建了清晰鲜明的对立——以灰、褐、黄为主色调的人民，同全黑色的官僚们形成了极度鲜明的对比。

教育部长试图扮演一个太白金星似的招安者，但他遇到的对手却比弼马温更加难缠。出身贫寒的陶行知一路不懈攀登、念书留洋，学成归国后任大学教授、教务主任，可谓是麻雀变身金凤凰。但这只金凤凰偏偏要飞回莽莽榛榛的群山之中，为的是让所有小麻雀都有机会飞上枝头，变成凤凰。所以，教育部长太白金星似的招安怎能动摇有坚定理想信念的陶行知？在两人对话的同时，难童和警察两组群像始终在他们背后保持着对峙的姿态。同陶行知、教育部长代表的知识分子不同，难童和警察都是文盲，是大众。只是有些人握住了棍棒就会作威作福地挥到同伴头上，甚至向那些来帮助他们的人叫嚣。知识分子之间尚能沟通，但他们却显现出了彻底的对峙姿态从而否定了沟通的可能——这恰恰是陶行知要改变的，也是教育部长想要维持的。所谓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一个是要团结民众启发民智，一个是分化民众保持愚昧；一个是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一个是欺压百姓维护统治。两个人各自的目标，就这样被两组群像生动地在他们背后表现了出来。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并没有出现一以贯之、以“恶”为恶的模式化反面角色，而是在不同情境中不断地生成新的人物关系。多层次的人物关系成为塑造人物真实性之基。首先，在党派之争中，即使是作为国民党的教育部长，与陶行知的关系同样亦友亦敌。两人作为曾经的老同学，从开场的寒暄中便可见其亲密的关系。此处的背景设置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环境之下，从而淡化了两人党派上的冲突，转化为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分歧。教育部长对陶行知的阻挠并不是出于政治意义上的迫害，而同样是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关心，两人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中产生了不可磨合的观念冲突。第一场中教育部长劝诫失败后并没有轻易放弃，他的下一步行动形成了新的悬念，让我们心系育才学校的命运。由于教育部的施压，停止了对陶行知开办育才学校的经费资助。在衣不避寒、食不果腹的情况下，陶行知只得四处奔走广筹经费，幸而有所收获。此时，教育部长再次出场，他的本意是来为陶行知带来升迁的好消息，希望自己的老同学才华能够在高处施展，发光发热。而陶行知却直抒胸臆道自己从不是栋梁之才，而是一根细小的火柴点燃在四尺讲台。正因为两人并非处于善与恶的二元价值对立冲突中，陶行知的人生信条中做“人中人”的真挚，在老同学所憧憬当“人上人”的衬托下，更显得难能可贵。其次，在家庭之中，妻子与陶行知亦助亦怨。所谓“助”正是吴老师十年如一日，大处默默支持着陶行知的革命理想，小处关心丈夫的衣食住行，撑起小家的一片天。而“怨”则让两人之间的感情进一步变得真实、具体。陶行知常年奔波在外，将全部的身家都捐献给学校，长久以来，营养不良成为危及他生命的严重问题。为了丈夫的身体，吴老师当掉了自己母亲唯一的遗物——手镯，换来了买药钱。却没想，丈夫为了接待穷人家的孩子们，将钱拿去买了肉。这为两人冲突的爆发埋下了隐患。陶行知尚且不知其中缘由，只当是单纯的买药钱，并且希望将珍贵的肉全部留给学生吃，却发现妻子偷偷留下一份私食，两人就在如此误会的情境下爆发了冲突。由于悬念足够延宕，两人冲突爆发的一刻也揭开了其中的误会，情感得以充分宣泄。“结”与“解”相继发生，在激烈的对抗背后掩藏的是两人相互为对方着想的真心，使得情感之真充满张力。最后，育才学校环境的设置正是影射了陶行知所处的革命环境。而陈慧这个人物的设置则是从侧面与陶行知形成呼应。陈慧作为陶行知的革命战友，剧中先是以她的身体虚弱引出了学校破产的危机；并进一步将陶行知的身体问题作为暗线、潜伏在作品中处处充满悬念；再到最后，陈慧为了保护革命遗孤小草挺身而出、奔赴刑场。这样的设置，不仅仅是侧面烘托了陶行知的革命形象，更是以小见大、于细微的小人物身上关照千千万万个为革命奉献的往者。

《陶行知》这部作品当然还有地方需要进一步打磨，作品中草蛇灰线的埋伏尚显琐碎与不足。但总体而言，这部作品瑕不掩瑜，为黄梅戏舞台增添了一个个独特的艺术形象。纤夫的号子在舞台上重新唱起，陶行知燃烧着他的生命之火、成为令人铭记在心的中国教育事业的奠基者，此生安仰止，无复可归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