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视域下湖南曲艺文化传播新样态探究

周颖

摘 要：曲艺文化是大众娱乐和消费的主要对象之一。伴随着主流社会媒体的创新和新文化形式的出现，曲艺文化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些年，由于社会主导传媒形式的革新和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生态格局不知不觉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曾深受群众欢迎的文化艺术形式，曲艺也逐渐失去了其主导地位。本文立足于湖南曲艺文化概况，分析了新媒体视域下湖南曲艺传播的新样态。

关键词：新媒体;曲艺文化;传播

曲艺是指相声小品、快板快书、鼓曲唱曲、评书评话、弹词等以说唱为主要形式表演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历史悠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然而，把“曲”和“艺”连接成“曲艺”的概念是在解放后才出现的。湖南曲艺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自古以来在中国传统曲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湖南曲艺品种繁多，分布广泛，几乎遍及湖南省的各个地区、县市。由于环境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湖南曲艺文化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困难。曲艺市场逐渐消失，艺术家纷纷转行，观众也随之减少。因此，研究湖南曲艺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是当务之急。如何在保护曲艺文化的同时，传播曲艺文化，为曲艺文化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湖南曲艺类非遗概况

湖南省位于中国中南部，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众多，资源丰富。曲艺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独特价值，先后有6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曲艺作为一种说唱艺术，在历史上存在已久。湖南于远古时期就出现了早期的文学艺术形式。在早期的生产劳动中，人们创造了民歌、民谣、神话、传说、舞蹈等文学艺术形式。尧舜时期，南方出现了以乐器伴奏的民谣。春秋战国时期，湖南流行民歌。屈原在创作《楚辞九歌》时，深受楚辞民间文艺的影响。汉代时期，朝廷设立专门的民歌、民谣组织，派官员收集整理资料，对湖南说唱艺术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唐宋时期经济文化发达，湖南民间民歌小调繁荣，如《祁阳县志》引宋代晏殊所说：“俗尚弦歌。”元代时，湖南地区流行小唱、小曲，还出现了文艺创作，浏阳欧阳玄的《圭齋文集》载有《渔家傲南词》十二首，是现存湖南曲艺创作最早的一篇曲艺作品气明中叶以后，湖南地区民间文艺活跃，民歌创作频繁，茶歌、船歌、插秧歌等都在民间流行。清朝时，湖南各地县志、文人著述和报刊开始较多的记载曲艺演唱情况。民国以后，长沙弹词盛行，湖南丝弦进一步发展，各地渔鼓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他的曲艺也很兴盛，如民国《慈利县志》上记载：“有弄蛇者、演猴狗剧者、花鼓者、狮子舞者、扮土地神者、莲花闹、三班鼓者。”在大革命期间，广大革命者运用民间曲艺形式宣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理。在抗日斗争中，湖南曲艺也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1]。

然而，近年来曲艺逐渐萎缩，当地曲艺表演也有所减少。国家开始实施曲种抢救保护工程。通过种种努力，人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曲艺最初的衰落正在打破。据《中国曲艺志》记载，我国曲艺曲种共有591个。湖南曲艺种类丰富，分布范围广，据《中国曲艺志·湖南卷》统计，湖南省共有42种曲艺品种，自国务院文化部组织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截止到目前公布的第四批，全国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曲艺类非遗项目共127项，湖南省已有6项。截止到2019年各省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曲艺类非遗达541项，湖南省已有19项。另外，截止到2019年，湖南省曲艺列入市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31项。虽然这些数目与中国历史上曲艺繁荣时期的数目相差甚远，但依然令人欣慰，曲艺的传承正呈现出良好的势头[2]。

二、湖南曲艺发展历史

追根溯源， 早在远古时代， 曲艺这种形式即在娄底这块土地上萌发出了幼芽。据《竹书记年》记载， 帝舜时期（约前2300） ， 这里的人们就“击石拊石， 以歌九韶， 百兽率舞”;而王逸《楚辞章句》中更有“首楚国南部之邑， 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以乐诸神”的记载。远古劳动人民的这种自娱自乐和祭祀歌舞，对后来曲艺艺术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无疑有着重大的渊源关系和重大影响。据《湘乡县志》记载，今双峰县地域早在隋代就有了虾子戏龙，假脸子 （赞土地）等民间艺术形式;到了唐代， 沅、湘流域盛行“歌乐鼓舞”， 刘禹锡《竹枝词并序》中“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里中儿联歌《竹枝》， 吹短笛箫鼓以赶节， 歌者扬袄睢， 以曲多为贤”便真实记录了当时民间歌舞、曲艺流传和演出情况。同期，“歌舞戏”、“参军戏”，讲唱艺术也开始在民间流行……湖南的一些曲种曲目， 就是在这种深远的历史渊源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明代以前， 湖南曲艺艺术主要有“搬开山”、“赞土地”、“送春牛”、“送财神”、“送麒麟”、“龙船卦”、“夜歌子”等。这些曲种大多受民间的祭祀活动和民风、民俗的影响， 并吸收民间的山歌、民歌、民谣、时调、小曲、笑话、故事中的某些成分发展演变而来，从当地巫教中的敬神活动直接演变而来。这些本地区独有的古老曲种，因深受本地历史、地域、文化、宗教、民风、民俗诸方面的影响， 因而具有一些独特特征：一是同宗教、迷信息息相关， 大多迷信色彩较浓; 二是演唱时多用当地方言土语， 极其口语化， 而且几乎每一曲种都有其独特的演出习俗;三是演唱时常常诵唱相夹杂，吟唱、数唱占有较大比重，即使“民间小调”亦有数唱穿插期间;四是伴奏乐器为锣鼓、丝弦箫管;五是这些典种均伴随某一民俗而沿袭。遗憾的是，湖南方言土语难于与外界沟通，这些“土特产”曲种未能得到交流，而本地的民间艺人中又以文盲居多或少有文化，且社会地位低下（旧称下九流），本人上不了族谱， 行业上不了县志，更无人整理和扶持，故此在本地区也未能得到较好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外地的曲种纷纷流入本地区，由水旱两路从武汉、江西、长沙、常德、益阳等地传入“三棒鼓”、“渔鼓”、“丝弦”、“弹词”等曲种。

由于有了这些“生力军”，到了明末清初之际，本地古老曲种与外来曲种互相促进，湖南的曲艺艺术有了长足发展。民主革命至建国前， 湖南曲艺没有形成在全省、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曲种，主要演出形式也仅仅为为数不多的曲艺艺人迫于生计而串村走街的流动演唱。但是，本地区的曲艺创作却有着光荣传统，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中国曲艺史上写下过光辉的一页。

建国后， 湖南曲艺艺术得到了政府和文化部门的扶持和倡导， 改变了过去无组织的涣散状态，曲艺艺术得到了全面的提高和发展。建国初期，随着各县市文化馆的建立和曲艺专干的配备， 迅速把分散在各地的民间艺人组织起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随之成为革命工作者， 先后成立的“祁东渔鼓队”、“益阳曲艺演出队”、“双峰文艺宣传队”、“零陵文艺宣传队”等以演出曲艺为主的演出团体， 在土地改革、美援朝、镇反肃反运动中， 充分发挥了轻骑兵作用，他们穿镇走乡巡回演出， 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和政治运动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同时， 曲艺创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些有志于曲艺事业的文艺工作者， 踊跃从事曲艺创作， 涌现了王光、王文、陈瑞德、戴岳嵩、曾耀恒等一批曲艺作者， 创作了大批曲艺作品， 其中陈瑞德1956年创作的歌词《春旺是个好姑娘》在参加全省曲艺会演后， 又由长沙曲艺队于1958年带去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使得本地区作者创作的作品首次进京与首都观众见面。此外， 上述作者创作的歌词《活龙王治水记》、说唱《罗县长炼铁》、弹词《入社的风波》、说唱《农村需要这样的人》、《选女婿》、地花鼓《两亲家进城》等， 以及改编整理的表演唱《海棠花》、《农郭救娘》、《武松找虎》《十字坡》等， 均在本地有一定影响， 其中一部分还在全省范围内有一定影响。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湖南文化群众艺术主管部门十分重视曲艺事业， 通过办刊、办班， 培养了一批中青年曲艺作者， 使得曲艺创作十分活跃。同时， 曲艺演出和曲艺会演亦相当活跃。其中聂玉文、罗庚华、李祥符等人的作品分别在省级刊物评奖中获奖， 同时，曲艺演出和曲艺会演亦相当活跃。在历届文艺演出中，曲艺节目均占有较大比重。概言之， 这个期曲艺活动比较频繁， 创作比较活跃， 质量有所提高、新人不断涌现， 成为建国后湖南曲艺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三、湖南曲艺传播的新样态

湖南曲艺本身就是一种线性文化产品，具有即时性、不可复制性和不可持续性。当演员在舞台上表演，观众在舞台上欣赏时，整个表演过程往往是一个线性传播的过程，即“直播”过程，即节目在制作过程中同步传播，直到“直播”结束，作品才完全呈现。同时，观众也完成了大部分的接收和解读，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解码、编码和解码的过程。观众对曲艺的认知是直观的，当时曲艺只与你有关系。当这个传播模式放置到以移动终端为代表的新媒体中时，出现了全新的传播生态，新生态势必会产生新的传播类型和传播理念[3]。

1、新媒体结合曲艺文化衍生出新的传播样态

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不仅将扩大传统曲艺文化的传播范围和受众，还将积极依托传统曲艺产生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在新媒体层出不穷的时代，曲艺作为一种传统的表演艺术，必须借助新媒体的优势，不断探索新的生存方式和新的生存形式，谋求自身的发展。

（1）网络Flash曲艺动画

动画是一种模仿表演形式，它与新媒体有着共同的技术基础。动漫产业是以动漫、网络游戏、手机游戏和多媒体产品为主要生产内容的产业。传统曲艺的传播也越来越重视曲艺的应用。数字动画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湖南曲艺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件时尚的外衣，衍生出前卫而厚重的曲艺动画形式。动画作为一种易于接受和流行的形式，曲艺元素的融合可以使曲艺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更多的受众接受，这有利于传统曲艺的传承。在新媒体背景下，以动漫技术为表现形式，把中国传统曲艺演绎为动漫化艺术形象，为传统曲艺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路径[4]。

（2）曲艺网络表情

表情包是新媒体时代用户在网络平台上进行交流的常用工具之一。作为符号信息传播的一种表现和补充，腾讯QQ、微信、微博、飞讯等聊天工具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复杂的网络表达。现有的网络表达形式丰富多彩，曲艺元素也融入到网络表达的创作中。比如《小破孩》的人物表情运用了大量中国传统元素，从角色扮演到故事情节和音效的运用，都體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恰当运用。这156种表情形象可爱有趣，深受用户欢迎。这表明，传统和本土的曲艺文化人物表情是非常有市场的。曲艺元素的表现力研发将丰富表现力的内容，推动网络剧的发展，完成多层次观众对曲艺文化的传承，这将是一个相对简单、多用途的项目。

（3）手化曲艺游戏

在线曲艺动漫的有序发展也可以带动在线曲艺游戏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游戏发展迅速，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和交互性。手机游戏已经成为大众娱乐的重要形式之一。将曲艺元素融入手机游戏，使手机游戏充满中国曲艺元素，如角色、故事、服装、道具、音效等，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曲艺在年轻观众中的普及。比如APP是一款京剧元素的手机游戏。游戏玩者在游戏中娱乐的同时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感、认同感。同时，曲艺元素手机游戏的开发应用能同时通巧游戏降低戏曲与青年及青少年的距离感，并巧部分游戏爱好者变成网络戏曲戏曲的爱好者[5]。

2、新媒体理念渗透

（1）内容生产的碎片化

不同于传统剧场和舞台的完整内容制作，以移动终端为代表的新媒体下的曲艺内容制作趋于碎片化。由于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上观看视频操作简单，且使用方便，离线缓存后不受网络条件限制。它可以随时随地观看，以填补用户的零碎时间。如果是通过传统渠道二次传播内容，那么它本身就包括一个重新编辑的过程。在重新编辑的过程中，传播者可以添加自己的思想和想法，并结合移动终端的特点，突破原有的完整内容。如果是新的内容生产，传播者可根据不同APP或者微信公众号的特点，将曲艺音（视）频、曲艺资讯、曲艺票务信息、曲艺周边产品进行整合[6]。

（2）内容存储的数字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将变得更加数字化和信息化。人类已经进入了虚拟现实和半虚拟现实的世界。长期以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一直采用传统手段，如收集文本或公布保护名单，很少采用高科技手段。传统曲艺由曲艺演员在舞台上实时表演，在舞台或剧场的物理三维空间中表演曲艺，因此现场观众也会在同一时间和空间欣赏曲艺。“新媒体曲艺”充分依托计算机网络和高科技数字虚拟技术，打造数字虚拟曲艺演员，在虚拟戏曲场景中用“电子唱腔”演唱。

（3）流通性增强

曲艺与媒体结合后，作为一种精神消费品，媒体传播的戏曲作品可能再次流通，这与曲艺本身仅限于戏剧消费的事实大不相同。观众现场观看演出会更直观，但仅用于一次性消费。例如，当表演者表演一部曲艺作品时，今天的观众通常只需要买一次票就可以观看整个曲艺节目，但他们只有一次机会观看。虽然新媒体上的曲艺节目也是一次性的线性结构，但它是观众反复消费的机会。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曲艺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孕育共同理想和民族精神，培育着中华文化情感认同和审美观念。因此，在电子媒体多变的传播环境中，促进传统曲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焕发新的活力，是我们艺术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1]马宝民.浅谈曲艺艺术的传承与保护[J].大众文艺，2014（5）.

[2]邹世毅.湖南当前传承发展地方戏曲艺术策论[J].艺海，2014（7）.

[3]王长安.再探曲艺美本质一一兼及曲艺规律的再认识[J].艺术百家.2013（3）.

[4]苏军.少数民族民间曲艺的价值重构与市场运作[J].贵州民族研究，2014（10）.

[5]李跃忠.禳虫习俗与中国戏曲的生存和发展[J].东疆学刊，2010（3）.

[6]唐湘旗，刘斌.关于抢救和保护祁剧的建议[DB/OL].[2011-08-13].http：//www.hnyzzx.gov.cn/Ne-wslnfo.asp id=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