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一腔正气向天歌

赵庆胜

一

有“诗魔”和“诗王”之称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他有着浓墨重彩的记载，原因不光是因为白居易的诗文才情，更重要的是因为他铮铮铁骨，庙堂之上“有阙必规，有违必谏”。

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怀着“出将入相”梦想的白居易，被任命为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县尉、集贤校理，这一年白居易三十五岁。风华正茂的白居易虽然远离帝都长安，但是他的内心却始终没有离开过庙堂。位卑不敢忘忧国，白居易无时无刻不关注着国事、天下事。“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对帝国存在的种种弊端，以诗歌这一独特的文学方式进行着婉言规谏。短短两年时间，他创作的政治讽喻诗歌就多达百余篇。

好诗传千里，一时洛阳纸贵。白居易的诗歌传到了长安宫里，正力图振兴国家的唐宪宗（公元778-820年）看了后，不但不以为忤，反而甚是喜爱，遂成为白居易的铁杆粉丝。当然，让唐宪宗喜欢的还有白居易创作的那首《长恨歌》。“周至尉、集贤校理白居易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唐宪宗）见而悦之，召入翰林为学士。”《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三》对此有详细的记载。白居易的才华终没有被世俗所淹没，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冬，唐宪宗想起了他所崇拜的偶像白居易，将其召回长安，任命为翰林学士。此时白居易担任的翰林学士，也只是暂时试用之职。在经过短暂的试用期后，唐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三十七岁的白居易正式调到长安，担任左拾遗，同时兼任翰林学士。就这样，作为诗人的白居易开始在大唐政坛上闪亮登场，他是抱着“不负君王不负民”的满腔热忱走进长安城的，白居易报效朝廷的雄心大志如同这个春天万物萌发一样，在肆意疯长。同样是这一年，唐宪宗李纯这位奋发有为的皇帝，效法“太宗之创业”和“玄宗之治理”，继续自己的中兴大业，朝廷开始推行制举贤良方正科特试。孔子曰：“有文事必有武备。”同时在朝野上下的呼声中，恢复了武举考试。

唐代行政法典《唐六典》规定，左拾遗设在门下省，序在左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左补阙之后，职级是从八品下，官位虽然不高但非常重要，毕竟是大唐帝国最高的公务机关之一。左拾遗，意思是国家有遗事，拾而论之，是国家重要的谏官。左拾遗同左补阙共同掌管供奉讽谏，遇有与时势不相适应、与正道不相符合的事情，大则当廷上谏，小则封书上奏，并负责向国家推荐贤才良臣。此时的白居易虽然没有“出将入相”，但从此有了为大唐帝国进言献策的机会，自己内心深处开始有些波澜。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意思是说：“在我之前的文学家陈子昂和大诗人杜甫都曾做过左拾遗，他们做得都很好，名盖天下，我要以他们为榜样，向他们学习。”白居易决心不负皇恩，粉身碎骨也要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二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身居高高庙堂的帝王爱好，往往又都是重臣权贵所极力追捧的，这可能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难以逃脱的魔咒。

正因如此，当白居易决心通过拾遗和规谏来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时，唐朝炼丹家清虚子也在用另外一种方式践行着他“不负君王”的诺言，以期能为帝王炼出“长生不老”的丹药，保其永享世间繁华。古往今来，历朝历代帝王痴迷丹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唐诸帝也莫过如此。因为大唐皇室姓李，而道教所尊奉的老子也姓李，所以唐朝皇室便尊称老子为始祖，自称老子后裔。因此，在唐朝近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历代帝王坚守以道教为“本朝家教”，使得道教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推动着炼丹术快速发展，唐朝诸帝对丹药的迷恋程度可谓空前绝后。据有关资料显示，大唐二十一帝中，迷恋金丹服饵术的至少有十一帝，其中有五位皇帝死于丹药。公元808年，清虚子撰写的《太上圣祖金丹秘诀》出版，这也是中国有关火药的最早记载。尽管千年已逝，时间早已对道教炼丹延年益寿的荒谬说法有了定论，但是清虚子通过改进孙思邈的药方，最终研究出火药的雏形，于是后来也就有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黑色火药，由此看来清虚子也是功不可没的。

走马上任左拾遗的白居易，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报效国家的机会，他决心竭尽平生才识，尽好言官之职，努力做到朝廷得失无不明察，天下利弊无不陈说，有缺漏必规劝，有过失必进谏，以报答宪宗皇帝的知遇之恩，为实现大唐中兴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白居易才不计艰险，屡次疏谏言事，屡屡在太岁头上动土，对唐朝面临的诸多困境和弊端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铮铮铁骨白居易，以天下为己任，勇敢地向朝廷提出意见建议，有时甚至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对此，无论是新唐书还是旧唐书都提到了这一点。

唐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淮南节度使王锷入京朝见，以钱财铺路，巨款重贿宦官，以谋求出任平章事（即宰相）。白居易知道这一消息后，非常反对。实际在历史上王锷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他曾平叛李希烈之乱，抚治容管、岭南、淮南、河东等地，虽屡屡建功，但也是边升迁边贪腐。尤其是王锷在抚治岭南期间，他把没收来的非法收入据为己有，然后用以经营商贸，积累了巨额财富，史载他“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白居易认为像王锷这样的人既无“清望”，又无“大功”，德不配位。于是，就向朝廷上谏说：“王锷勒索民财进奉，为的是取得自己不配获得的官位，倘若顺遂了王锷的意愿，四方藩镇纷纷效法，‘百姓何以堪之’。”意思是说王锷等人买官的钱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如果侥幸之门一旦打开，别人纷纷效仿，那以后就无法收拾了。唐宪宗本想顺水推舟，成全王锷，但看到白居易如此言辞剀切，想想也有道理，只好作罢。

三

白居易在拾遗规谏的道路上，愈战愈勇，有利弊必陈说，有缺漏必规劝，有过失必进谏。无独有偶，这一年五月，朝廷在长安隆重举行制举贤良方正科特试，意在选拔特殊人才，位列前三甲的是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牛僧孺、李宗闵因为在试卷里批评朝政，而且涉及到了宰相李吉甫，考官们认为两个人都符合选拔条件，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便把二人推荐给唐宪宗。这件事传到了宰相李吉甫耳朵里，他听说牛僧孺、李宗闵批评朝政，还揭露了自己的短处，十分懊恼。李吉甫便在唐宪宗面前告状诬陷说：“牛僧孺、李宗闵与考官有私人关系，考试有舞弊行为。”唐宪宗信以为真，便把几位考官降了职，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得到提拔。此事引起朝野一片哗然，白居易知道后，便上疏为牛僧孺等人诉冤，谴责李吉甫嫉贤妒能，打击诬陷……最后，唐宪宗迫于压力，只好将宰相李吉甫贬到淮南任节度使，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的上疏，白居易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在此后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之中，始终为李德裕所排挤。后来牛僧孺成为唐穆宗、唐文宗时期的宰相，可谓政界贵胄、文坛名士，与白居易却成为挚友。晚年白居易辞官闲居洛阳，与石为友，经常与告老定居洛阳的牛僧孺一道赏石、咏石。白居易为了纪念二人的友情和记载牛僧孺的爱石情愫，还于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五月题写了著名的《太湖石记》，这也是我国赏石文化史上第一篇全面阐述太湖石收藏、鉴赏方法和理论的散文。《太湖石记》不仅提升了牛僧孺在古代石坛上的影响，后来也成为千古名文。

在大唐的朝堂之上，宦官和权臣的眼里，白居易简直就是一个油盐不进的人，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将他们屡屡置于尴尬境地，对白居易越来越恨之入骨。其实，身为谏官的白居易，行走在庙堂之上，早就抱定了上不负君、下不负民的信念。铮铮铁骨，宁折不弯，这是白居易与生俱来骨子里的秉性，更是他出仕为官之道，以至于白居易一次又一次将规谏利剑高高举起，义无反顾地劈向那些违反公序良俗的王公贵胄。

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唐太宗时著名大臣魏徵的玄孙魏稠，生活一度捉襟见肘，不得不将祖宅典押给别人，以换取生活用度。别有用心的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得知消息后，为了收买人心，李师道便上疏朝廷，请求自己出钱将住宅赎回，还给魏稠。门面上看，这好像是件好事，李师道替国家分忧，替名臣之后着想，自己出钱帮助别人赎回祖宅。李师道是何许人也，他是地方割据的大军阀，他真的有这样的好心吗？我想，对于李师道的别有用心，不光是白居易心知肚明，那些王公大臣们也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李师道（？—公元819年），营州（今辽宁朝阳市）人，高句丽族，是唐朝地方割据军阀平卢淄青节度使李纳的次子。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其兄长李师古死后，李师道自领平卢淄青节度使，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割据十二州之地，其势炙手可热。李师道不光有狼子野心，还是一个典型的“两面人”。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唐宪宗决定对割据独立的淮西吴元济用兵时，作为平卢淄青节度使的李师道感受到威胁，于是他面上支持帮助官军讨伐吴元济，暗中却联合吴元济，企图牵制朝廷，巩固自己的地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并且，后来为了威胁那些支持用兵淮西的官员，李师道还派出刺客在京师暗杀了宰相武元衡。不久，又派人潜入东都，企图焚烧洛阳宫阙，杀掠市民，后因事泄未能得逞。所以，李师道为魏徵子孙赎买住宅是假，沽名钓誉是真，白居易早就看穿了他的丑恶嘴脸。本来唐宪宗准备命令白居易草拟同意李师道请求的诏书，白居易却谏言道：“魏徵是先朝著名宰相，当年太宗曾经赐宫殿所用建材为他修建正宅，以示特别褒奖，与其他官员的宅第都不一样。而今魏徵的子孙欲典押，需要的钱也不多，应该由朝廷为其赎买，而不能让李师道掠此美名。”唐宪宗是个聪明人，一听马上就明白了其中道理，他命人从内廷专库中支出两千缗钱赎回住宅，赐给魏稠，禁止他再典押出卖。

四

我推想，一千二百多年前，当白居易在拾遗规谏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地狂奔时，与其说他是以舍身取义在推动大唐风气的好转，倒不如说是重用贤良、力图中兴的一代明君唐宪宗成就他，以至于白居易才有机会拾遗规谏，不断增强存在感。

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天下大旱，唐宪宗准备颁布德音令求雨，对于皇帝的这一决定大臣们没有谁觉得不妥，都觉得这是顺应天意、体恤万民之举。但是，白居易又一次站了出来，他上疏唐宪宗道：“要让民众得到您的恩惠，我认为最实际的就是减轻他们的税赋负担。”进而又说道：“宫中人员数目超出供内廷驱遣所需的甚多，办事应当节省开支，裁汰冗员。”唐宪宗觉得白居易说得有道理，于是很快颁布诏书，免除了本年租赋，外放宫女，杜绝进献，等等。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惠民举措的出台，一方面是多亏了白居易的仗义执言，另外一方面也是唐宪宗心怀天下的体恤之举。

大唐王朝在经历“安史之乱”后，盛唐气象已经渐渐消失殆尽，王朝内外，百病丛生。“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我仿佛再次看到千年时光深处身体羸弱的白居易，犹如宦海中苦苦抗争的一条鱼，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朝廷、为天下人拾遗补缺。他要让规谏的炮火来得更加猛烈一些，以期打掉那些弥漫在高高庙堂之上的瘴气氤氲。

白居易首先是向那些骄横不法的权臣开炮，他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拥兵自重的节度使。经过“安史之乱”阵痛的中唐，仍有很多节度使还处于半独立状态，如前面提到的李师道，这些节度使统治地域广阔，兵强马壮，拥兵自重，骄横无法，从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平日里残酷剥削地方百姓，搜刮的租税也从不上交，藩镇割据已成为危及大唐命运不得不铲除的“毒瘤”。这些白居易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屡屡上疏朝廷，请求严惩不法节度使。其中，有一个叫裴均的荆南节度使，曾经在唐宪宗上位过程中立下过大功，深得宪宗信任。尽管裴均在节度使任上无法无天，但唐宪宗还是念及旧情，想把他召回长安委任宰相。白居易得知后，对此坚决反对，接连上疏朝廷。最后，唐宪宗迫于舆论压力，最终没有让裴均出任宰相，只好把他安置到山南东道继续做节度使。眼看到嘴的肥肉又没了，裴均当然不死心，于是他开始经常向唐宪宗献宝。据《旧唐书本纪》记载：“四年夏四月壬午，裴均进银器一千五百两，以违敕，付左藏库。”裴均的出手大方，哄得唐宪宗很高兴。白居易知道后，提醒唐宪宗道：“裴均怀有野心，他这是在试探您，还是将银器退回去吧。”人都喜欢好东西，唐宪宗当然也不例外，他拒绝退还，下令暂时交给宫廷管理局保管。为了遮丑，唐宪宗还规定，不允许再有人过问此事，如有人要查询，必须先把查询者的名字报告给他。规定一出来，白居易当即上疏反对，但唐宪宗不但不听，还对人抱怨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唐宪宗时期，虽然白居易的上疏言事多获接纳，但是作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唐宪宗也不喜欢别人对他指指点点，指手画脚，他对白居易一次次的直接言事越来越不感冒，实际上白居易恰恰忽略了这一点。

五

白居易抨击的第二种现象是宦官乱政。中唐时期，宦官掌握着朝廷的重权，有的甚至可以决定皇帝的废立。

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这样写道“劫胁天子如制婴儿”“使天子畏之如乘虎狼而挟蛇虺”。意思就是说宦官掌控皇帝就像是掌控着一个婴儿一样，可以随意玩弄。皇帝对太监非常害怕，如乘虎狼，而挟蛇虺。由此可见宦官气焰之嚣张，就连皇帝都如此害怕他们，更不用说其他朝臣了。但是，作为谏官的白居易不怕，他上疏抨击批评宦官成为常态，尤其是抨击俱文珍、吐突承璀这些皇帝最宠爱的宦官头子，更是不惧个人安危，对此史书上都留有很多记录。尤其是在批评宦官头子吐突承璀上，是不得不提及的一笔。

吐突承璀是鲜卑人，也是整个唐宪宗朝最受宠爱的宦官头目，以至于唐宪宗把御林军的指挥权都交给了他，也就是皇帝把自己身家性命都交给了他，由此可见唐宪宗对吐突承璀的信任程度。更为荒唐的是唐宪宗还任命吐突承璀为领兵作战统帅，有一次朝廷要出兵镇州（今河北正定），唐宪宗准备任命吐突承璀做招讨处置使，所谓“招讨处置使”也就是统帅的意思。白居易得知后非常愤怒，就谏言皇帝说：“我们堂堂大唐帝国军队，怎么能叫一个宦官做统帅呢？名不正、言不顺。”唐宪宗一时被白居易说得哑口无言，但又不愿意改变这一决定，害怕得罪吐突承璀。于是，唐宪宗灵机一动，就把统帅名号改为“宣尉使”，仍然叫吐突承璀统领军队出征，可是吐突承璀根本不会打仗，很长时间战事都没有进展。对此，白居易又接连三次上疏，要求唐宪宗罢免吐突承璀……其实，在唐宪宗时代，像白居易这样直接敢于尖锐抨击位高权重宦官头子吐突承璀的，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而恰恰白居易就是一个。

知难克难，知错即谏。白居易谏言献策的眼光不仅仅盯着高高在上的庙堂，同时他也密切关注着民间群众疾苦。《和籴法》，是中国历史上国家管理粮食供应的一种方法，这种管理办法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实施，以后各朝代均不同程度地实行。《和籴法》的核心理念是：在丰收年份或者粮食盛产地区，政府用低价收购粮食，以防止粮食歉收时出现饥荒。但就是这样一部良法，却被一些利益熏心的逐利者把好经念歪了，到了中唐《和籴法》就变了样，不管是丰年还是凶年，一律按照规定强迫农民以低价交售粮食，因此农民利益受到很大损失。白居易了解情况后，接连上疏朝廷建议修改这一规定。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作为谏官白居易，始终坚守儒家以民为本的思想，同时也体现了他舍身成仁的政治风范。

在白居易看来，仅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还是不够的，他认为作为时代文人，还应秉持“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创作理念。所以，白居易善于以自己文枪笔剑补察时政，写了很多直击现实揭露贪腐的诗文，千疮百孔的腐败政治，被白居易的文枪笔剑屡屡刺中，使得他成为了那些把持朝纲权臣的眼中钉、肉中刺。当愈战愈勇的白居易，矢志不渝地抱着自己那颗花岗岩般坚实的忠心，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时，终于撞到南墙了。

正当白居易意气风发地为实现自己政治抱负而奋斗时，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四月，白居易的母亲突然去世了，按照丁忧守制规定，白居易携家眷回到家乡新郑下邽故里，为母亲守孝。然而祸不单行，这一年的冬天，白居易又痛失爱女。一年之内，连失两位亲人，这对于白居易来讲打击简直太大了。“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亲爱零落尽，安用身独存。”白居易痛不欲生，终于病倒了。即便是这样，病痛中的白居易仍然不忘用自己的文枪笔剑补察时政，关心着民生疾苦。元和七年（公元812年），他写下了名篇《采地黄者》。诗中写农民因旱灾断了口粮，只好采地黄给豪门，换取豪门家的马饲料充饥。人不如牲畜，这是何等的民生！白居易虽然不做谏官了，但仍在“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公元814年冬天，四十三岁的白居易再次被唐宪宗召回长安，长安仍是自己心目中的长安，可是这次任职却与谏官无缘了。白居易被任命为太子左赞善大夫，实际上就是专门为太子服务。唐时因为太子居住在东宫，所以唐人又称太子左赞善大夫为东宫官，是在太子手下做官。具体职责就是当太子举动不妥当时，负责劝导太子，实际上也是一个冷官，正五品上。对于这次明升暗降，白居易自然也是愤愤不平，心中郁郁寡欢。

六

公元815年6月3日，帝都长安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突发事件，彻底改变了白居易的人生。

这天清晨，报晓的晨鼓刚刚敲过，天色未亮，大唐宰相武元衡在夜色中乘车赶赴大明宫上朝，马车刚出靖安坊东门，突然有数位刺客冲出，吹灭烛火，刺杀武元衡。武元衡当场身亡，刺客提着他的头颅扬长而去。而与武元衡一同被刺杀的还有御史中丞兼刑部尚书裴度，裴度虽然没死，但也深受重伤，随从仆人为救他被砍断一只手臂。长安城内，大唐王朝的京师重地，朝廷的宰相和御史中丞竟然同时遇刺，宰相身亡，头颅被割，御史中丞身受重伤，这种恶性事件世所罕见，简直就是帝国的耻辱。一时之间，朝野震惊，哗然一片。其实，满朝文武都心知肚明，知道刺杀事件的幕后指使是意欲把权弄政的李师道藩镇势力。然而，更让人震惊的是事情过去了一个多月，朝廷却迟迟没有动作，凶手仍然逍遥法外，而且胆大妄为，在长安城里散发纸条，威胁称：“毋急捕我，我先杀汝！”不断制造恐慌。义愤填膺的白居易终于按捺不住了，他绝对不允许大唐纲纪被贼人这样肆意蹂躏践踏，愤慨上疏朝廷说：“藩镇势力猖狂到如此程度，堂堂朝廷还不出手，颜面何存？叛乱旦夕即至！请朝廷赶快捉拿凶手，查清幕后主使，予以严惩……”

尽管朝廷最终吸纳了白居易的建议，但是按照大唐规制，作为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是没有资格过问朝廷之事的。白居易越职上疏之事，短短两天时间就传遍整个长安街巷，有的人为他大大点赞，也有的人对他的言行咬牙切齿，当然，咬牙切齿的自然是朝廷中那些弄权之人。权臣们认为：“白居易一个小小的五品官，又不是谏官，朝廷的大事还轮不到你来指指点点，更何况你又是第一个站出来的，让我们这些人脸面何在？”于是，就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诬陷白居易，说他“不孝”，浮华无德行。

俗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政敌和权贵牢牢揪住白居易母亲看花掉到井里淹死这件事作文章，说白居易的母亲死了，他居然还有心情写《咏花》和《咏井》这样的诗，是典型的不孝。在封建王朝这可是骇人听闻的大罪名。既然白居易“不孝”，那他也就没有资格做太子左赞善大夫，因为人品有问题，不能再教导太子了，这样的人自然也就没有资格在长安待了，等等。政敌和权贵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脏水泼在白居易身上，于是朝廷决定把他贬为江表刺史。“白居易这样不孝之人做刺史不行，必须贬得更低。”这时中书舍人王涯落井下石，上疏朝廷，朝廷便追诏将白居易贬到长江南岸的江州任司马。

白居易的济世抱负和独高眼光，让他自己成为最早最先感受到王朝衰败将至的人，面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朝廷，白居易当兼济天下的理想无法实现、经世之才不能施展时，他的满腔热情已化为苦闷忧虑，仿佛一颗满怀无比热情和熊熊火焰的小宇宙，在刚要步入轨道高速运转的时刻，却被强行按下了停止键一般。被贬江州对白居易而言内心的震动是不言而喻的，他只得以切肤之痛重新审视险恶至极的政治斗争，决定激流勇退，避祸远害，独善其身，乐天知命。

文章憎命达，忧愤出绝唱。当白居易遭遇贬谪时，一篇千古名篇却正等着他来书写。白居易在江州从政之余，借山水之景抒情，以吐胸中块垒，写出了《长恨歌》那样流传千古的绝唱———《琵琶行》，成唐诗巨匠。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以大量笔墨在十多处地方记载了白居易的事迹，特别浓墨重彩地记载了他作为“左拾遗”的谏言故事。《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八记载，白居易任左拾遗时，屡屡当众指摘宪宗皇帝“陛下错”，使得宪宗十分恼火却又无可奈何，“窥一斑而知全豹”。白居易盛年为官，始终坚守“达则兼济天下”的信条，历史是记得的，尽管后来他也有“江州司马青衫湿”的遭遇，但是我想白居易终究是无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