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问诸相:唐君毅、牟宗三视域中的“气化红楼”

秦燕春

内容提要:“正邪两赋”的气化人性论是《红楼梦》原型叙事中的重要类型，经由唐君毅、牟宗三对于中国人性论的各自阐发，发掘“情性之教”的儒学传统中的相关因素，可以更为稳妥解读《红楼梦》中“情”的诸相，丰富与深化对“情”的知察、安排与超越。

一、小引

儒学在近代尤其“新文化运动”之后遭受了极大破坏，各种光怪离奇的误解至今未尝消歇。其中一记重拳，即认为儒学桎梏人的自由情感。情感的本质问题是否自由姑且不论，儒学的实质却是中国传统之学中最为注重人性关怀与情感化育的学门。中国文化某种层面通常被视为“情”的文化。“发愤抒情”成为屈原创作的力量源头乃至中国文学的力量源头。“情”的问题早在战国时期就成为诸家共同的关怀，是当时重要的思想课题与共同论述。儒家诸子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战国晚期最明确给“情”下定义的是《荀子·正名》篇，并且直接给出关于“性－情”关系的界定。因为重视道德自觉与道德教化，儒家学说中的人性论特显发达，人性论乃是行动的理论依据。在性、情、志、气、理、欲诸多概念的细密分梳中，在人本儒门追求“礼制中节”的恳切呼吁中，在在处处可见人类试图规整自己纷纭变幻的心理现象而努力宁静之并凝定之。越是要正确、稳当地理解情、安顿情，超越情并主宰情的“性－理”的层面，就越是要同时纳入全面考量。人类的心境需要秩序，但某种程度或诸多时刻又在渴望挣脱束缚——既然既定的秩序一定同时面临了正在僵化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