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军
1913年,王国维在其分章刊发的《宋元戏曲史》中推尊元杂剧为“一代之文学”,由此激发了众多学者对前此各种推尊元杂剧之法的热情寻索。一类是着眼于这个判断的表述方式,认为“唐诗宋词元曲”以及“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起始于金元而历代有呼应。一类是着眼于这个判断的表达主旨,认为对于元杂剧或元曲为“一代之文学”的宣扬,元代已先发,近代有确认。然而这样的梳理辨析,又随之而生出另外的问题。关于前者,元人对于“唐诗宋词元曲”之类的排列,是否必然对应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判断?关于后者,元人虞集所说的“一代之绝艺”,清人焦循所说的“一代之所胜”,能否必然归结出元杂剧是“一代之文学”这个判断?这些疑惑是金元首创说、雏形说难以解释的,也是各种误解、曲解所忽视或忽略的。
站在元杂剧被世代推尊的立场,虽然事实上元杂剧在蒙元时期即雄绝一代,最终由王国维推尊为“一代之文学”,但这个判断并非来自王国维对前代认知的简单归纳和累加集成,其间实则扭结着传统、时代和个人三方面因素的促动——金元人提供了什么,明清人传递了什么,王国维所处的时代孕育、推动了什么,他个人又创造了什么;而这个判断的最终归结,又要得益于认识观念的进化、讨论立场的变换以及讨论者所处时代语境等因素的叠加影响,是它们共同促成了元杂剧在近代新型的文学格局中登上“一代之文学”的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