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诗学的“物理”探求

蔡丹君

晋宋诗学在齐梁时代受到了诸多批判。其中，钟嵘、刘勰讨论的焦点，落在了诗人到底应该如何处理物我关系这个问题上。例如，钟嵘批评陆机“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钟嵘 132—134)，意思是他对“物”刻画太过；刘勰认为西晋诗风“稍入轻绮”(刘勰 67)，而刘宋以来“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67)这种挖空心思去状物的风气，蔓延至钟、刘所在时代的当下。诗人们以纷繁语言来竞写“物”，这让他们感到诗风在没落，于是他们都希望回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钟嵘 1)、“应物斯感”(刘勰 65)这样的汉魏诗学的“感物”模式，重建“比兴”传统。这场诗学批判，历代备受肯定。然而，事实上，这场批判与晋宋诗学本身的价值是一种“脱轨”的关系： 当晋宋诗学展现出对“理”的探索时，钟、刘认为它的缺陷在于“辞”。于是，后世的人们透过钟、刘的意见来理解晋宋诗学的整体价值时，总是困惑重重，最多是寻找一些齐梁诗歌艺术兴起的碎末因子，但是对晋宋诗学对“物理”的探求之功有所失察，而这才是关切到诗学思维与语言发展的关键。

“物理”是晋宋诗歌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是指万物之本体。“理”这一概念来自郭象玄学，它也会被表述为“某一事物的‘性’(自性)‘本性’‘性分’等等，它们都是指某一事物之所以为某一事物者，也就是某一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素质(天然如此的素质)”(汤一介 165)。在玄学的发展过程中，“郭象对理的使用，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分水岭”(任博克 31)。汉代以及之前的诗学与哲学有其同质的一面，借用汤用彤先生的话，是“由物象之盛衰，明人事之隆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