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胜宽
(乐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郭沫若对战国诸子之宋钘、尹文学派的研究,是从考证他们的遗著着手的,有作于1944 年8 月的《宋钘尹文遗著考》一文。随后1944 年9 月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1945 年1 月的《名辩思潮的批判》以及1954 年完成的《管子集校》相关篇目的题解,均采用了其《遗著考》的研究结论。由此看,该文所涉及的关于宋钘、尹文的生平事迹,彼此关系、著作遗存及其思想学说等问题所形成的结论,显得相当重要。然而,仔细分析此文作为证据的部分材料,以及作者据此所得出的一些推测性结论,却是颇有疑问的。
宋钘与尹文,在《庄子·天下篇》中被列为一派,谓“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郭沫若在引用了这条资料以后,作了如下一段分析:
宋钘、尹文都是齐国稷下学士,以年辈言,宋钘在先。宋钘在《孟子》书中作宋牼,孟子称之为“先生”,而自称本名曰“轲”,足见宋长于孟,至少亦必上下年纪。尹文曾与齐湣王论士,见《吕氏春秋·正名篇》,提及“见侮不辱”义,其年辈稍后。大率宋、尹是师弟关系,宋在齐当在威王与宣王时代,尹则当在宣王与愍王时代。故在别的文献中提到这派学说的时候,便提宋而不提尹了。
郭沫若由宋钘、尹文两人年辈略有先后,且又被《庄子·天下篇》归为一派,因此认定他们之间是师弟子关系,只是在表述上用了“大率”这样的推测之辞,似乎还不十分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