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炳生
(中山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长期以来,学界往往将五四后的中国现代抒情文学视作是对西方抒情文学的移植。然而,自1971 年陈世骧发表《论中国抒情传统》以来,抒情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陈世骧的研究,力图说明中国文学以“抒情”为主导的传统具有强大的包容力,这个传统起源于“兴”,经屈原“发愤以抒情”的呐喊而定名。“抒情”贯穿着中国文学发展的始终,它不仅指某一类风格或写作方式,更衍生出一种较稳定的“性质”,成为士人对宇宙人生的认识方式,哪怕是“五四”新文学,亦避不开抒情传统的巨大影响。
无独有偶,汉学家普实克也敏锐地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继承了晚清文学传统,即“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传统,换言之,“抒情”的传统。他认为,在中国兴起的浪漫主义、个人主义,有自身的发展轨迹,西方文化的入侵不过是加速了它的进程,而抒情传统在“五四”时代的“最主要代表”是郭沫若,这位著名的文学家说过:“抒情的文字惟最自然者为最深邃,因为情之为物最是神奇不可思议的天机。”足以见“抒情”在郭沫若文艺思想中的独特地位。
由于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郭沫若的作品往往被冠以“启蒙”“创新”“反传统”的表述,但是,随着对郭沫若研究的反思愈发深入,越来越多学者注意到早期郭沫若文艺思想中被遮蔽的一面——与传统的联系。郭沫若直到23 岁才离开四川前往日本留学,作为一个自幼接触诗教、嗜读古书的文艺爱好者,他本就是带着对传统的“前理解”与西方接触的,郭沫若的文艺思想必然有着深刻的古典渊源,尤其是中国抒情传统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