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变中的“城与人”：香港文学发展脉络初探（1948-1975）

摘要：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是香港文学不可忽视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香港社会涌现出了一系列形式多样、主题多元、个性鲜明的文学作品，也投射出了香港城市的新兴与人文社会的变迁，具有深远的研究价值。本文选取1948与1975为始末年份，聚焦香港文学作品中以及文本背后“城与人”的演变，以求对该时期内香港文学的发展脉络产生更深刻的理解。

关键词：香港;香港文学;城市;人文

张英进先生曾说过，城市依靠着物质外的理想的理性秩序，尤其是“都市间共同存在的观念构形”而存在着。[1]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香港城市震撼人心的萌芽、演进与繁荣，也意味着人处于都市之中的观念流变必然历经了一段曲折漫长而具有秩序特征的过程。而作为凝聚这类观念的主要载具，该时期香港文学的确值得更深层次的探析。以下便聚焦该时期香港文学的发展历程，挖掘文本背后演变中的“城与人”，并试图梳理出一些脉络性的特征。

一、记录新生的城与人：从《穷巷》开始

自香港开埠以来，“香港文学”的说法便早已存在。然而，在香港真正具备新的城市身份之前，香港文学与祖国大陆文学在许多方面并无明显区分，在香港文坛取得较高地位的也常是一些访港作家乃至仅与香港文刊有关联的内地作家（包括鲁迅、郁达夫、张爱玲等）。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以反映香港这座新兴城市、记录港人新生活为特色的“新香港文学”，到四十年代末才陆续登上舞台。

出生于九龙的作家侣伦，在香港文学史上充当着先驱者与开拓者的身份。侣伦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穷巷》，便被视为标志香港文学新生的里程碑。《穷巷》最初连载于1948年，轰动一时。通过描绘日渐繁华的都市社会下的底层百姓，作品将一种纯粹的对贫苦人民的关注以及对香港“城市病”的担忧，以社会底层“浮世绘”的形式深刻地呈现了出来，并使港人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受到了所处城市在新发展样态下的特殊、亲切与陌生。

一方面，《穷巷》高度契合了港人的民生生活，作品的方方面面似乎都像是社会的镜像，这使文本天然地具备了现实性。“穷巷”中的主要居民有战后无业的退伍军人、独在异乡的拾荒者、为维持生活苦苦支撑的小教师、穷作家以及失足少女;具体情节中又设置了形形色色的“典型形象”，如尖酸刻薄的收租婆、店铺的“香烟皇后”、诱骗少女的皮条客、混迹底层的亡命徒等等。围绕这些人物展开的故事，实在能使本港读者获得前所未有的亲切感。

另一方面，侣伦尤为注重刻画香港作为一个“萌芽都市”的特殊性。告罗士打行、香港大酒店下午茶厅、原子笔等摩登代名词与当铺、小船厂、香烟档等旧社会印记并存着，将战后香港社会的“冰火两重天”真实地展示在读者面前。除了对香港本土人们的生活进行写实呈现，作品也注重对彼时香港社会中存在的大规模失业、经济复苏、拜金主义等负面现象的展露，进而强调这些现象对个体生活与精神状态的影响。社会的阶层差异、结构失衡以及都市下潜藏的义利危机，在侣伦笔下得到了充分揭露，这在四十年代末的香港文坛是尤显可贵的。

总体来看，《穷巷》在香港本土的成功，正是因为它第一次以小说的形式讲出了香港市民在时代现实下的“共同语言”，也第一次真正唤起了对“城与人”新生关系的思考。如同侣伦在前言中所说，读者们应该都“曾经有过同那几个小说人物相似的际遇，不过现在已经从那种恶劣环境里挣脱出来了。他们相信每一个不健康都市的情形都是一式的，因此相信我写得真实。他们给我写信，是为了表示一个愿望：期待我多写像《穷巷》那样为痛苦的人们申诉的作品。”

《穷巷》开头写道：“战争吗？那已经是一场遥远的噩梦！香港，迅速地复员了繁荣，也迅速地复员了丑恶...真理在哪里呢？它是燃烧在黑暗的角落里，燃烧在不肯失望不肯妥协的人们的心中！”在末章，侣伦又借主人公之口喊出“不要回头看了，要看的是路！”通过新生环境下的抗争与希求、批判与展望，侣伦将一种全新的人本笔法引入了香港文学的舞台，也为香港文学在五十年代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城与人”的故事自此开始书写，真正具有城市本土意义和都市反思意义的文学作品从此也不断涌现出来。正如袁良骏先生所说，《穷巷》意味着一种“更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成功”[2]，这在香港文学发展史上是起点式的贡献。

二、城的壮大与人的求索：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主旋律

《穷巷》等作品问世后，香港文学以崭新的形态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而率先引领起香港文学新风潮的，正是一批本港作家及乡土作家。其中除侣伦之外，还有昆南、舒巷城等人。由于均出生于香港本土，他们大多全程经历了之前数十年间香港社会的巨变。因此，他们的作品自然而然地关注社会民生，贴近底层生活，鼓励抗争自强，批判无节制的都市物欲。

以舒巷城《鲤鱼门的雾》为例，作品围绕贫苦渔民梁大贵的人生故事展开。主人公自小就因海难丧父，青年时扛下父亲留下的重担离家谋生，当理想破灭再回家乡鲤鱼门（香港贫民区）时已是四十不惑，却发现母亲、恋人乃至自己的旧屋旧巷都已难寻踪迹，只能带着无限的怅惘与绝望重新漂泊水上。

结尾说：“什么时候他梁大贵能再见到鲤鱼门的雾，能再登上这个生他养他、让他伤心流泪的码头呢？”除了展示香港城市下层人民世世代代的悲歌，舒巷城并没有断绝主人公最后那丝未知的希望;主人公最后还是重新踏入了那片鲤鱼门的雾，继续同生活进行困苦的斗争。“城市病”可以麻痹人的精神，人却又通过城市寻找出路;都市是一个无可改变客观的实在，而无节制的都市物欲才是人通过主观认识所可以摒弃的。或者说，新兴的城市更像一个庞大而中性的“他者”，唯有人自己才能书写命运。这样的思想风格，在侣伦、舒巷城这批乡土作家的笔下常常明晰地流泻出来。

随着香港社会的都市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以及人口结构的青年化，新的社会危机也在潜移默化中醞酿。进入六十年代，都市发展的巨大红利似乎使得对“城市病”的清醒认识越来越少地在新一代文学作品中出现。一些过度标签化符号化的作品，如赵滋蕃的《半下流社会》等，用看似鞭挞物质都市、歌颂精神生活的宣扬过度自由与“社会虚无主义”，对年轻读者的精神世界形成了巨大冲击[3]。

令人欣慰的是，在都市化洪流之下，越来越多作家也开始意识到，香港文学在思想天平上亟需一个新的平衡点。尤其以刘以鬯为代表的一批旅港作家，及时地针对文学中的“都市危机”进行反思，并试图重新探寻和矯正出一套更适合新香港的城市意识。在刘以鬯1972年出版的名作《对倒》中，这种调适后的城市意识便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对倒》采用双线并行式，分别以移居香港的中年上海男子淳于白和青春期的香港少女亚杏二者的视角展开，记叙的内容都是二人各自的零星回忆与日常琐事，却处处显示着香港城市社会的缩影。

作品中，两位主人公的故事线总是互相独立，一隔一交替推进。两条故事线唯一的交错是电影院的一次毫无波澜的“擦肩而过”，也仿佛暗示着当前时代下两套相反的价值系统再也不会发生、更无需发生直接碰撞。书末，当淳于白跟随着巴士一路感叹时过境迁时，亚杏却在独自想着“那部国语电影的男主角很英俊”。通过走进两位主人公截然相反的内心世界，读者得以从看似温馨平和的生活点滴中，感受到不同个体在新时代下的理想与期许、焦虑与求索;这正是刘以鬯苦心呈现的“现代主义”。

其实早在1962年的《酒徒》中，刘以鬯就初步显示了他的现代主义追求，对文学现实主义传统形成过一定的冲击。在该作品中，酒徒的文学信念、人格理想、价值原则等都已濒临被城市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和商业主义击碎的边缘，均表达了作者对香港“城市病”深入骨髓的鞭挞。[4]

与之相比，十年后的《对倒》更像是人与城市的一次非对抗性“和解”;这时的刘以鬯，在自身对时代的“调适”下，似乎和他笔下的淳于白一样归于平和。通过《对倒》，他时时刻刻向读者传递这样的信息：城市及其带来的一切新生事物不可避免也无需逆转，只要守住每个人自己心中的一片“梦田”，生活的和平就不会被未知的黑暗吞噬。换而言之，以现实主义的方式追求现代主义的目标，这才是他真正向读者呼吁的。

总体上，作为六七十年代香港文坛的代表人物，刘以鬯十年间的转变也映射着香港文学中城市意识的演进。在刘以鬯等作家的作品中，对都市主义生活的融入和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前所未有地被合二为一，进而开始回归到个人现代主义的追求中去;城市不再作为人的“他者”，也不再会被视为威胁人性的毒室，而是与在其之中成长的居民一起共融发展。随着七十年代社会背景、创作风向、受众团体等多种因素的变化，一部能够真正、全面展现本土价值的城市文本也呼之欲出了。

三、更和谐的城与人：《我城》所标志的

如学者黄万华所指出，“香港城给了现代主义文学以开阔的成长空间，刘以鬯等的现代主义文学给了香港城一种新的灵魂，城和文学共同掀开了一页新的历史。”[5]在几代作家的铺垫下，越来越多现代主义的成熟作品得以陆续问世;1975年《我城》的诞生，便标志了香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本最终成型。

《我城》以第一人称视角记录了小女孩阿果的生活日志。香港这座城市的一切新事物，无论是“漂亮糖”、“大拇指周报”，还是“超级超级市场”、“袖珍银行”，都为阿果带来了无穷的好奇与乐趣。尽管家庭并不富贵，但她的生活中还是处处流露着城市生活的自信与怡然。在书末，阿果说：“我喜欢这城市的天空。我喜欢这城市的海。我喜欢这城市的路。”

西西通过《我城》所传达的一种人本意识，完全建立在个人精神与都市特质的共融中。对于社会潜在的问题，“西西并没有像刘以鬯那样施之于沉痛的批判，却是以奇特的幻想出之，温婉地显示其荒谬性。”[6]如果说刘以鬯尚在《对倒》中埋藏着两代人“生活代沟”的非调和性，并在“城市新适应者”淳于白的形象上多多少少植入自己的影子，那么西西笔下的女孩阿果则完全代表着新一代香港青少年生于城市、存于都市的简单与普适。

借助漫画式的童稚眼光，西西也传递出一种当代港人对社会和平与真善美的企盼，流露出一种简朴的都市理想。哪怕是生活拮据的中下层家庭，也向往都市、依傍都市、信任都市、享有都市;他们为都市奋斗，而绝非“与都市相斗”。都市与人，在西西的笔下抵达了前所未有的和谐。

或许在西西眼里，先前一些作家所怀疑批判的“香港梦”并不注定是泡影;相反，造就一个不缺少奋斗、反思、温暖与热爱的都市，正是这代人迈向高远理想所踏下的坚实脚步。这样的创作思想，也直接造就了西西独特的写作风格。正如学者刘慧敏所说，“就像这座都市的华洋杂处的特质一样，西西小说也长于兼收并蓄，创造出自己的路数，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作为都市书写的小说，大量民俗意蕴的渗透也更能体现出西西对知识的架构以及丰富的生活底蕴...对自我与他者等问题的思考无疑也构成了西西小说中的文化意识，并形成了香港情结这一特定的小说母题。”[7]

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城》是香港文学过渡期的一个终点，却也是香港文学真正走向现代、真正成为“香港的文学”的又一个起点。自此，在一个逐渐成长成熟的都市社会之中，割裂城与人的链接、思疑物质与精神的同一似乎再无意义，本土文学向现代城市文学的趋同已成为必然之势。进入七十年代，文学创作愈发强调多元、反思与和谐，更多具有后现代性符号的文本开始出现;经历了求索与过渡的“香港文学”，也终于以焕然一新的姿态迎来繁荣时代。

至此，经过五六十年代社会的演化与发展，香港原先存在的各种文学风格“彼此互相调和整合，转化多种不同传统”[8]，而香港文学背后的人本意识最终也归于一种更为成熟、更为包容、更为现实的现代城市意识。贫民与城市、精神与物质、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在崭新的“现代主义”的指导下各自找到了相对适宜的尺度，也在这片愈发繁荣的土地上一步步打下更浓墨重彩的城市烙印与“香港符号”。

参考文献：

[1] 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2] 袁良骏：《香港小说史》[M]，广东：海天出版社，1999.

[3] 赵稀方：《五十年代香港的难民小说》[J]，甘肃：甘肃社会科学，2014，第3期.

[4] 王琨：《互助·启蒙·焦虑——1940至1960香港小说中“作家”的生存境遇》[J]，广东：五邑大学学报，2020，第3期.

[5] 黄万华：《战后香港小说：超越政治化和商品化的本地化进程》[J]，湖南：湖南社会会科学，2011，第5期.

[6] 赵稀方：《西西小说与香港意识》[J]，广东：华文文学，2003，第3期.

[7] 钟紫：《香港报业春秋》[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8] 梁秉钧：《“改编”的文化身份：以五十年代香港文学为例》[J]，香港：文学世纪，2005.

作者简介：杨晨昕（2001年7月23日-），男，汉族，籍贯江苏苏州，苏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现就读苏州大学唐文治书院大三年级，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单位：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大学，邮编21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