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译中“过度归化”的一些思考

在认真阅读了《翻译矛盾纾解》《翻译概论》和相关研究论文后，笔者对于翻译的理解有了一些新的内容和变化。笔者理解了翻、译的根源，在于钱钟书先生所说“反”，而译者在其中想要达到“化境”，不露斧凿之痕，应当最大限度地“隐身”。通过阅读该书，这里笔者对异化和归化有一些疑惑和思考。翻译的归化/异化（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and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由美国学者L. Venuti（韦努蒂）所提出，他十分欣赏布朗绍的名言：“翻译是纯粹的差异游戏：翻译总得涉及差异，也掩饰差异，同时又偶尔显露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这样，翻译本身就是这差异的活命化身。”首先，韦努蒂提倡异化翻译，译者和译语读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努力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羁绊。异化翻译并不对等于直译，并不能提高译文的忠实性。而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本族语进行翻译。这类翻译不乏佳作，其中翻译者的努力被流畅的译文所掩盖，译者随之隐形、变得透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被掩盖，原文的陌生感被淡化。归化作为翻译的主要方法，常运用在英美歌曲、影视剧字幕的翻译上。一般适度的使用，能更好地丰富人物性格、传达源语旨意和文化内涵。然而歌曲影视文化作为现代大众娱乐方式这一特性，以及字幕组中译者个人的特点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到字幕翻译的质量，现实中便出现了过度归化的现象。英美文化的广泛传播使得字幕、歌词一类文娱翻译成为了当今中国一个新型的翻译领域，但其繁荣难掩一些翻译怪相，过度的归化违反了译入语本义和文化规范，一味的只做译者的“现身”，过于“本土化”的翻译令人不知所云，也降低了听众、观众的感受。以下是一些过度归化的翻译现象及笔者的一点思考。

一、文白相间、四字格及成语的滥用

如果仅讨论文学文本的英译汉，当笔者们从中古英语与中国的文言时代相互照应来看，似乎也可将如将莎翁十四行诗译作文白甚至文言，如果译者具备高超的双语水平，也许可以完成这一使命，朱生豪先生为一范例;同时将李白诗作译为英文诗，反复考究韵脚与意味，许渊冲先生也是极佳的榜样;但在当今英语学习的普及下，出现了人人皆可译的局面，译者本身作为媒介人的功能被放大，知识背景、文化水平不一而足之外，其主觀个人意志也被放大，在一些非正式场合的翻译中常有“反客为主”的现象，译者不再“隐身”，而是频繁的“现身”。

从荣格先生“集体无意识”理论来思考，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思考文化、社会、历史等外在因素对人的影响、以及对译者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的改变来看，译者在翻译中常常无意识地使译文偏离原文意义，产生超额翻译和欠额翻译，但自己并不能意识到。仅在导致误解一方面来说，如今在歌词、字幕等现代艺术中往往被大范围普及的一类翻译方式，并不能被称之为超额或欠额翻译，更多是过度异化。且娱乐时代娱乐至上，受众也多喜闻乐见，对于这一类“汉化”并不反感。这些字幕、歌词译者经常绞尽脑汁去解释某句台词后的西方文化背景，甚至会在视频上下方直接引入注解。这种翻译习惯的大范围使用也许是集体无意识造就，但确实值得推崇和普及吗？退一步说，即使这些译者态度端正严谨、双语水平较高，并非胡译、乱译、误译，译文就不会造成意义上的模糊化和引起读者对文本过多的思想回应吗？更有甚者，为了迎合听众或观众喜好，刻意追求所谓“幽默”“文雅”使得“过度归化”问题突出，直接丧失了源语言原有文化内涵。字幕组多靠翻译人物对话推动故事发展，于是英文俚语套用中国俗话;而许多诗歌、歌曲却富有韵律和诗性，译者翻译时往往采用大量的“之”来代替“的”，以掩饰i“翻译腔”;所谓“翻译腔”，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不同语言表达方式不同。 翻译腔素来为人诟病，“的的不停”的现象一直存在;但即使就此转向更为简练古朴的文白相见表述。当英文翻译转向文言，不免又掉入对仗排比、四字格成语等的窠臼中。此外出现了大量书面词、生僻字，这些字在中文中也不常用，但是为了翻译时的“文学美感”，很多译者不惜牺牲掉白话文的平易晓畅，转入文白相间的腔调中。试举例，将”Now the old king is dead/Long live the king /One minute I held the key/Next the walls were closed on me”译为““先王亡矣！新王万代！此刻笔者手握权位经脉/转瞬才知宫墙深似海”不能说不好，但却总有“给洋人穿马褂”之嫌。

二、对读者中心论的一些困惑

即使早有学者在改革开放后就已提出过度归化翻译需要反思，避免滥用替代、滥用“抽象”等办法，但在当今文娱翻译甚至一些正式场合，这种现象在周遭也普遍存在，难以避免，甚至会影响很多人的母语书写方式。一些学者认为需以观众为中心，减少文化差距，达到近似的等值。但一旦笔者们认定“唤起读者‘应有’的情感”才是翻译作品是否超额或欠额的认定标准，那么原作者的思想态度是否应该被纳入主要考虑体系呢？好比商场里的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笔者们应以哪一方作准呢？ 而大量文娱翻译，还面临着时效性的问题。娱乐、新闻朝令夕改，几天时间足以发生巨大变化，几天前的翻译马上要面临删改的风险，译者更需慎之又慎。而即使是煞费苦心做了一番修饰和解读，也常不被买账。曾有读者尖酸地指出，“一个好译者最好还是不要做一个无知的评论者，有意自污以彰显方向正确。”在政治环境、投入回报比等情况下，纯职业文学译者可谓凤毛麟角，文学翻译也变成了难以为继之路。而当提及文学翻译，归化和异化也无法避开不谈。作为译者，如果想尽力完成韦努蒂的“隐身”，是否应该把自己放置在作者或读者的位置上思考呢？那么基于背景、知识、感受、理解的差异，最终将导向不同译本的差异：作为透明隐身、仅仅是媒介作用的译者，又应该如何自处呢？笔者们是应该以“达到作者本意”为主旨还是“读者明白和共情”为目标呢？个体译者自身局限尚且决定了同一原文本的译文多样性，不同的读者见到不同译本的感受恐将更为多元。

三、文娱类翻译过度归化的出口

在文学翻译中，因为叙事的不确定性、极度的私人性，决定了翻译的艰难。此处笔者们仅讨论英译本被“汉化”的现象。读者中心论，“被调动的读者情绪”是否可以作为文学翻译、尤其是散文、诗歌等翻译的至高标准，是否就意味着达到了翻译目的？既然在现有社会领域，社会、文化、历史条件等种种制约下会影响人类总体认知，也将影响译本最终的呈现方式，当大家都是在同一种话语形式、阅读模式下，这样的“翻”与“译”未尝不可;但如果本身双语水平不足、甚至习惯于计算机辅助翻译后只做“修饰”工作，不说笔者们根本达不到林纾先生的水平，此类英语文学文本也很难再像清末一样发挥历史作用，故而译者在机器翻译的基础上究竟要做的是“细节修饰”还是“大局重构”，也需要笔者们的思考。从读者角度出发，笔者们的文学译作乃至娱乐翻译更需要信还是雅？异化和归化，一旦过度就会变成超额或者欠额翻译，“过犹不及”;老师书中提到在没有更好的译文评价标准出现之前，不妨将译语读者的反应作为界定欠额翻译与超额翻译的度。翻译作品的正确性如何？应当由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普通译语读者所正确理解来决定。“笔者们讨论译文的正确性，其实与主张翻译标准模糊性的论调不谋而合，有多种不同的译文可以被同时认为是正确的。”学界也有“笔者们就必须要找到字幕翻译工作的核心，该文认为其核心应是以观众欣赏和接受为导向和焦点。  ”的看法，但同时，亦有“文章反对把动态对等理论用于文学翻译的主张 ，认为 ，由于文学翻译的审美本质 ，译者应该尽量使译文如原文一样充满空白和不确定性 ，而不是按照现实读者的不同反应去填补空白;译者确定心目中的读者要以原文的潜在读者为依据;对作品中的文化因素不能过度地归化  ”这样的声音。英汉文娱类翻译，在表达清楚原文语义的基础上，运用归化手段必须把握好“度”，再与观众传情达意，“达”与“雅”同等重要，读者与作者一视同仁，也许才能达到译者内心的平衡。

参考文献：

[1]陈卫斌，翻译矛盾纾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2]卡尔·荣格， 冯川译， 心理學与文学，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87.

[3]陈小慰，译有所依——汉英对比与翻译研究新路径，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

[4]许钧，翻译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5]沈淋.浅析英译汉中的“翻译腔”[J].教育教学论坛，2018（48）：204-205.

[6] 张楠.电影字幕翻译以观众为导向和焦点的多重意义[J]. 海外英语 2015年06期

[7]尹衍桐，读者反应与文学翻译——驳读者中心论[J]， 编辑部邮箱 ， 2001年04期

作者简介：洪阳（1996—），女，汉族，安徽，硕士，福州大学，研究方向英语笔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