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无觅处
——解读《暗恋桃花源》中的“寻”与“失”

（南京艺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3）

1986 年，在台北阳明山的一处住所，刚满30 岁的赖声川和一群青春激昂的青年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开始了一场自由的剧场创作实验，他们在车库办公，在客厅排练，在那里《暗恋桃花源》孕育而生，谁也没想到三十年后这一出戏仍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着它的独特“魔力”。《暗恋》与《桃花源》两个剧组，两个了不相关的故事出现在了同一个舞台上——悲与喜，古与今，严肃与荒谬，坚贞与不忠，现实与虚幻，几条线索交错纠缠，循序推进，最终达到交织融合，这种种的背后潜藏着一个共同的母题，即“追寻”与“失去”。

一、《暗恋》：一出虚无的幻梦

《暗恋》，以两个时空同时或交替展开：一边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公园，“江滨柳”与“云之凡”因战乱而相识相恋，这一对年轻的情侣坐在秋千上，轻轻地摇荡，互诉心曲，平和又美好。另一边是八十年代的台北医院，耄耋之年身患重病的“江滨柳”继续执着地刊登寻人启事，这对恋人才得以在生命即将走尽的时刻匆匆一见。在这长达四十年的人生中，两人在痛苦的思念和甜蜜的回忆中穿梭，真是造化弄人。“江滨柳”花了半生去想念一个人，刊登的寻人启事，漂洋过海却从未得到回复的信件，轮椅上想要去触碰对方的手，抑或是对“最愉快的夏天”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留下的深深的“追寻”的印迹。这份追寻一方面是对美好爱情的追求：直至垂暮，他依旧感叹“那个夏天，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夏天”。在《暗恋》导演的理解中，“云之凡是一朵美丽的山茶花，一朵在夜空中开放的……最美丽，最动人的白色的山茶花”，这同样是“江滨柳”的心之所想，“云之凡”这个形象也是最纯美的“桃花源”的象征。另一方面，与其说他是对爱情的追忆，不如说他是对如梦如幻的“桃花源”的无限神往，那即是无尽的乡愁，是孕育滋养他的东北老家以及整个大陆的文化血脉。然而遗憾的是，寻找的结果不尽如人意。“江滨柳”虽然见到了“云之凡”，但“云之凡”早已与他梦中的想象相去甚远。正如第七场中，扮演“云之凡”的演员对导演说不知道如何演一朵“白色的山茶花”以及“我永远不可能成为真的‘云之凡’”，就早已暗示了过去的美好实际上不过是一场虚无的幻梦。

此外，《暗恋》剧组的“导演”实则就是“江滨柳”，他反复要求演员要了解人物的个性、个人遭遇与时代背景，“导演”/“江滨柳”怀念过去的美好，而当代的演员却无法感受到，这使得导演/江滨柳更深地陷入对“云之凡”/故土的思念的沼泽中，抱憾终生。导致他们痛苦的根源是无法忘记，“云之凡”从一开场就告诫“江滨柳”:“你一定要忘记，一定要学着去忘掉”，导演也被演员劝慰“你要忘掉”，然无果，失去的痛苦愈加深刻。“导演”/“江滨柳”终其一生都在追寻与错过，错过了旧爱，也同时错过了身边人。“江滨柳”的妻子每日在医院为他忙碌，却连“让我留下来陪陪你”的请求都一再被拒绝，他的魂早已随着思念飘到了多年前的外滩公园。“导演”沉溺于自己的真实经历，使演员无比挫败，排练无法进行，以致在追寻中失落，在失落中寻觅。

二、《桃花源》：一次徒劳的追寻

《桃花源》，一出以悲剧收尾的看似嬉笑怒骂的喜剧，同样主要以两个时空交织展开。全剧以《桃花源记》为基础进行后现代主义解构，讲述的是武陵捕鱼人“老陶”进入桃花源之旅的前史：鱼商“袁老板”（“源”）为了得到“春花”（“花”）视“老陶”（“桃”）为肉中刺，“春花”为了能和“袁老板”你侬我侬处处排挤“老陶”，“老陶”与妻子“春花”情感破裂后抱着寻死的目的逆流而上，却意外地发现了一片世外桃源，那正是“老陶”所向往的净土，他逃脱了破败不堪的现实，找到了“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理想国，并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如梦似幻的美好时光，他似乎被同化了，变得无欲则刚了，“忘了！忘了！什么‘春花’，忘了！什么‘袁老板’，忘了！”另一边，在摆脱了“老陶”的武陵，“袁老板”和“春花”虽结为夫妻但并没有过上他们追求的生活，他们向往“在那遥远的地方，有我们延绵不绝的子孙，他们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可见，这“远大的抱负”即是“老陶”身处的“桃花源”。然而现实回馈给他们的是洗不完的尿布，破陋不堪的房屋和无休无止的争吵，他们的生活愈是悲催，愈能反映出理想的荒谬。在“桃花源”的“老陶”看似平和，却依旧在孤独地寻找一个能与他为伴的人，他甚至和两个长得很像“袁老板”和“春花”的白衣男女生活在一起，他嘴上说着要忘，但心里始终念着他的妻子，于是离开了充满着自由与洋溢着幸福的“桃花源”，再次回到武陵找妻子。当他回到家，看到因为生活的一地鸡毛而吵得不可开交的“袁老板”与“春花”时，他甚至希望带上他们两人前往“桃花源”，但此时的他们早已被生活蹂躏，再没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了。“老陶”心灰意冷，他决定返回“桃花源”，这一次他是真正要去寻找远离世俗的乐土，但事与愿违，他再也寻不到了。正如《桃花源》里那棵出逃的桃树，他错过了当下的生活，难以克制活在别处的欲望，那么这种追寻就成了一次次徒劳的追寻。同时，“老陶”“春花”“袁老板”之间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映射了现实与“桃花源”之间的巨大鸿沟。全剧通过对《桃花源记》的解构，呈现了现实的冷酷以及如“桃花源”一般的乌托邦虚幻世界的飘渺。

三、神秘女子：一遭共同的命运

舞台上这个疯言疯语要寻找“刘子骥”的神秘女子没有明确的身份，与两个剧组毫无关系，没有人知道她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她看似完全游离于戏外，是个不相干的人，但正是这个神秘女子串联了《暗恋》和《桃花源》，并成为了《暗恋桃花源》的灵魂人物。神秘女子在全剧一共出现了六次，先后询问了《暗恋》导演、顺子、袁老板、江滨柳、剧场管理员，在她不清晰的几句喃喃与询问中可以了解到她和刘子骥曾经是对恋人，他们约定在这里见面，要把什么事情说清楚，但刘子骥失约了。神秘女子固执地寻找她的刘子骥，甚至荒谬地翻找石头形状的道具，她大概只知道要寻找什么，但这样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她也说不清，她的寻找超越了具象的实物，浓缩到了一个名字或是某段回忆某种文化，以致于她也不清楚地产生了“他怎么是这个样子”的追问，只记得他们在下着雨的南阳街一起吃了酸辣面。此后，这酸酸辣辣的味道便让她魂牵梦萦，刘子骥化为了南阳街上飘落的每一片桃花，那片片桃花构成了她心中寻找的“桃花源”。

神秘女子苦苦追寻的“刘子骥”的文化原型源于东晋年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据《晋书·隐逸传》记载，“刘麟之，字子骥，南阳人……驎之少尚质素，虚退寡欲，不修仪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泽,志存隐遁”，《桃花源记》中也明确地称其为“高尚士也”。可见此人不慕虚荣，为人质朴，又热爱自然，寄情于山水，以游为隐，更值得一提的还有他浓厚的乡土观念。陶渊明和刘子骥均是生于黑暗混乱、玄学思潮兴盛的魏晋时代，他们是蔑视世俗而向往“虚静”“寡欲”生活境界的高尚人士。赖声川运用后现代手法解构《桃花源记》,并将“刘子骥”这个形象独立出来,安排一个神秘女子去追寻他，正是对《桃花源》的反讽。“刘子骥”的人物形象已变成一种“桃花源”的象征，又幻化成了戏中具体的人、事：神秘女子寻找的少年，老陶追寻的净土，江滨柳忘不了的白色山茶花。同时，根据《桃花源记》可得刘子骥也在寻找桃花源,千年后的今天，他的后代仍在延续同样的动作，但世间无常，多以“未果，寻病终”结束一生。

四、暗恋桃花源：一场岛与陆的苦恋

赖声川作为台湾第二代外省人，又经历了二十世纪末的社会动乱，因此他的剧作常发挥着反映社会论证的功能。香港浸会大学周国正教授认为《暗恋桃花源》正是描绘了大陆与台湾唏嘘惘然的“追寻”故事：大陆人的追寻，台湾人的追寻，以及来到台湾的大陆人的追寻。这一时期的台湾外省人一方面想融入当地，一方面又寄情于故土，家园的失落、身份的缺失以及文化的差异使他们陷入困境。在《暗恋》中，“江滨柳”的形象定位就是一名漂泊在台湾始终回忆着彼岸生活的青年，故事也因大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全剧在“江滨柳”的歌声中拉开帷幕，他唱的便是《追寻》。此时的上海是“安静的”“停止的”“好像梦中的景象”，它是“江滨柳”与“云之凡”爱情的见证，因此，上海也净化成了江滨柳心中的“桃花源”。此外，“云之凡”的内心深处也有着对“桃花源”般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到了一个好特别的地方，一山的野花……那儿的人都对我们很友善”。可惜“好大的上海，我们还能在一起，想不到小小的台北把我们给难倒了”，根据台词可知，“江滨柳”居住的景美、民生社区和“云之凡”居住的永和、天母相距不远，却都有一水相隔，这一对恋人的关系就像大陆与台湾，他们始终相望而不得相见。大陆也成了这一辈人一生的“暗恋”，亦是他们无法排解的乡愁。“江滨柳”是时代的孤儿，是世纪的孤儿，无论他多么沉浸在对彼岸的美好回忆中，今生也无缘和心中所爱共度一生，只能抱憾地驻留此岸，最后以要求将自己的骨灰带回东北老家来慰藉想回到彼岸的念想。在《桃花源》中，“武陵”便是八十年代台北的象征，由于对生活的种种不满，以“老陶”为代表的“武陵人”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便离家想要去寻找理想国，这既是对大陆的向往，也是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渴望，他站在此岸，眺望彼岸，然而一旦到达，彼岸又成了此岸。

江滨柳”寻找他的白色山茶花，“春花”和“袁老板”寻找机会长相厮守，“老陶”逆流而上寻找大鱼，意外找到了“桃花源”，南阳“刘子骥”寻找桃花源，而神秘女子寻找“刘子骥”……但，追寻的结果最终只能是“未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