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毕业生抑郁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程云霞，姜俊玲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很大影响，继而增加了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与此同时，毕业生还可能承担更多的生活压力，诸如家庭经济压力以及与父母关系、恋爱情感等叠加性的压力。有研究表明，就业期间毕业生的焦虑水平显著高于非毕业生和全国大学生常模[1]，而疫情下的毕业生产生抑郁情绪的风险更高[2]。基于该背景，对毕业生抑郁状态进行研究，对有效开展毕业生心理健康教育和预防毕业生心理危机均有重大意义。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于2020 年9 月在南京某高校抽取大学生4 168人，通过手机在线填写自陈式调查问卷。此外，毕业生在大一入校时均参与了新生普测，普测量表与本研究使用量表相同，故以大一时的测试结果作为毕业生的前测参与研究。

1.2 调查工具

（1）贝克抑郁量表。该量表用于评估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包含21 个条目，每个条目为0～3级评分。量表总分为21个条目的评分总和。总分0～13分为无抑郁， 14～19分为轻度抑郁， 20～28分为中度抑郁，29～63分为重度抑郁。 Cronbachα系数为0.94，结构效度KMO值为0.97[3]。

（2）中文版Connor-Davidson 心理韧性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Connor and Davidson’s Resilience Scale， CD-RISC）。本研究采用Wagnild＆Young（1993）编制的心理韧性量表。该量表由25 个题项组成，包括坚韧、力量和乐观3 个维度，采用0 （从不） ～4 （几乎总是）记分，得分越高说明心理韧性水平越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8[4-5]。

（3） 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由肖水源编制，共3个维度10个题目，其中，条目2、 6、 7为客观支持维度，条目1、 3、 4、 5为主观支持维度， 条目8、 9、10为对支持的利用度维度。总分为所有条目计分之和，得分越高，代表社会支持程度越高[6]。

（4） 生活事件量表（ASLEC）。该量表是由刘贤臣等编制的适应中国青少年文化的量表，包括了27个负性生活事件。本研究评定期限为最近半年，采用5级评分，即无影响（1）、轻度（2）、中度（3）、重度（4）和极重（5）。该量表应用广泛，被多个研究证明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7]。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对毕业生与非毕业生量表得分进行t检验。对毕业生当前量表得分与大一入校时的量表得分进行t检验。对各量表得分进行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通过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实际有效测试4 046 人，测试有效率达97%。其中2017级在读大四年级的学生（以下简称“毕业生”） 共1 166人，非毕业生共2 880人。毕业生当中，男生343人，女生823人，文科生696人，理科生470人。

2.2 毕业生初入学及临毕业两次量表得分比较分析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毕业生抑郁检出率为22% （含轻、中、重度），抑郁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入校时的得分均值（P＜0.01），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得分显著低于入校时得分（P＜0.01）。见表1。

表1 毕业生各量表两次得分的比较

2.3 毕业生与非毕业生各量表得分比较

毕业生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得分均显著低于非毕业生（P＜0.01），抑郁得分显著高于非毕业生（P＜0.01）；毕业生的生活事件得分与非毕业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毕业生与非毕业生各量表得分比较

2.4 不同性别和专业毕业生的相关量表得分比较

社会支持得分在性别和专业类别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生社会支持显著低于女生（P＜0.01），文科社会支持显著高于理科（P＜0.05）。生活事件、抑郁及心理韧性得分在性别和专业类别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3。

表3 不同性别和专业的毕业生量表得分比较（ ）

2.5 毕业生抑郁与其他变量的相关分析

抑郁与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及心理韧性得分之间均呈显著相关。抑郁与生活事件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呈显著负相关（P＜0.01）。见表4。

表4 毕业生抑郁与其他变量的相关分析

2.6 毕业生抑郁与其他变量的回归分析

将心理韧性（X1）、生活事件（X2）、社会支持（X3）分别作为抑郁的预测变量，通过逐步回归法得到三个模型，第一个调整后的判定系数R2=0.269，第二个调整后的判定系数R2=0.387，第三个调整后的判定系数R2=0.407。第三个模型拟合优度最好，得出一个有效的线性回归方程，Yˆ=20.244-0.163X1+0.198X2-0.296X3。可见，心理韧性和社会支持是抑郁的保护因素，可以减少抑郁的发生，而生活事件会正向预测抑郁。见表5。

表5 毕业生抑郁的回归分析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毕业生抑郁检出率为22%，高于以往的研究[8]。毕业生抑郁水平高于非毕业生，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水平低于非毕业生。毕业生抑郁水平高于大一入校时的水平，而社会支持和生活事件均低于大一入校时的水平。毕业生的抑郁、社会支持、生活事件以及心理韧性之间均呈显著相关。进一步的回归分析显示，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对毕业生抑郁有负向预测作用，生活事件对抑郁有正向预测作用。

本研究中毕业生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大一入校时，这可能由于毕业季的客观现实所致；疫情的发展态势是否加重这种差异，还有待于针对非疫情时期大四学生与大一入校时的比较研究作为参考。毕业生的社会支持也显著低于入校时。不同于中学阶段，大学生的生源地区差异较大，加上大学相对非结构的培养模式，导致大学人际依附性没有中学阶段紧密，而正值大四的毕业生们处于各自奔赴前程的阶段，这些客观条件可能导致社会支持低于大一阶段。然而，面临毕业压力的大四学生生活事件得分并没有入校时高。这是因为：一方面，在他们作为新生时，不仅面临物理环境适应，还需面对人际环境、学习方式、自我认知等方面的调整，所以新生时的压力更大；另一方面，这可能是经过近四年大学生活的成长，学生对于压力事件的适应性提升，对压力事件的感受性降低。

有研究表明，医学生的心理韧性与就业压力呈显著负相关[9]。相对非毕业生，毕业生面临较强的就业压力，这可能成为本研究中毕业生心理韧性低的原因之一。此外，处于毕业季的大学生们社会支持系统薄弱，而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之间显著正相关，并且已有研究证明，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10]，所以毕业生的抑郁水平高于非毕业生。本研究证实，抑郁与生活事件呈显著正相关[11]，而与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呈显著负相关。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有：（1）样本量有限，应扩大样本量，以增加毕业生样本代表性；（2）心理韧性、社会支持以及生活事件对抑郁影响的机制有待深入研究；（3）毕业时与刚入校时的两次测试结果对比分析，其影响因素比较复杂，还需进一步论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