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研究综述

吴雪枫

摘  要：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研究建立在政策研究和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基础之上。对2014—2020年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关键词共现分析，现有研究成果大部分集中于政策的本身、政策的比较、政策的现状等研究方面，而在研究范围、实证研究及研究视角上尚显不足。有必要在后续研究中拓宽研究范围，加强实证研究，采用多学科研究视角。

关键词： 职业教育; 产教融合政策; 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153（2021）05-0017-06

在新时代复杂的生产技术背景下，校企浅层合作的人力资源开发模式已经难以为企业输送合格的劳动者，我国职业院校面临着技能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自2014年起，我国为解决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的问题，相继出台了多个有关产教融合的文件，这些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政策的导引下，产教融合政策研究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对产教融合政策研究进行梳理与分析，对相关研究进行分类总结，以期为产教融合实践提供指导，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健康稳定发展。

一、关于我国产教融合政策的研究概况

2014年国家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了建立健全产教融合制度这一目标。本文以CNKI为检索工具，以“职业教育政策”为主题，结合关键词“产教融合”，检索时间为2014—2020年。共检索到期刊文献47篇，其中核心期刊文章28篇。各年份发表产教融合政策文章数量如表1所示。

从表1论文的数量及其年份分布来看，我国产教融合政策研究具有较强的阶段性和政策趋向性。将产教融合政策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缓慢起步阶段、迅速上升阶段、平稳发展阶段。

2014—2017年处于缓慢起步阶段，最早的关于产教融合政策研究的文章始于2015年。可见，我国产教融合政策研究起步较晚，且前期不够重视。2013年《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明确了要将产教融合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加以完善，2014年《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则从国家层面，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明确地写进了政策文本中。为继续提升教育与产业的互动，2015年至2017年，国家进一步出台了相关政策。2015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强调，产教融合不仅是职业教育领域的目标，也成为高等教育的使命。2016年《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对“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明确要求。产业结构的优化，进一步激发了社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政、校、企等相关主体也对产教融合的发展给予了更多思考与探索，产教融合政策迎来新时期。2017年，《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成为标志性文件，产教融合有了首个专项政策文件。该政策站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教育综合改革的高度，从制度化角度，对未来十年深化产教融合的目標做出规划，并将产教融合从职业教育延伸到高等教育。产教融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点，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新内涵，是对以往产教融合要求的深化提升。自此，我国职业教育与产业的互动逐渐进入全新的时期，产教融合政策研究也引起学者的高度关注，相关研究也不断增加。

2018—2019年为产教融合政策研究的迅速上升阶段，2019年文献数达15篇，成为首个研究成果的高峰点。可见，学者们也为推动产教融合政策的有效实施和深入开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持。从国家的大政方针来看，对产教融合的规定在逐步细化、深化和扩大，产教融合的范畴由校企合作的深化，逐步向产教融合型企业发展，并进一步扩大到产教融合行业、产教融合城市。如，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重点围绕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培育，提出要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提出要建设50个左右产教融合型城市。产教融合政策的密集出台及其不断深化，体现了国家对产教融合的重视力度不断加大，推动了职业教育目的向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逐步深化，其政策改革视角也从职业教育扩大到高等教育，作用范畴从企业扩大到区域经济、城市发展。

2020年产教融合政策研究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产教融合政策将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与重点。

分析这几年产教融合政策研究的文章，主要以思辨性的理论研究为主，实证研究较少，文章作者大多为高校教师，而与产教融合紧密相关的企业行业等领域的研究者较少。

二、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研究内容及主要观点

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与分析，主要涉及产教融合政策本身、比较、现状、问题及对策、影响因素。

（一）对产教融合政策本身的研究

在政策变迁上，我国产教融合发展历程有其独特的阶段特征性。祁占勇[1]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初步探索阶段（1978—1995年）、多样化创新阶段（1996—2010年）和不断深化阶段（2010至今），并总结出其具有不断追求长效发展的价值取向、积极倡导多元主体的合作参与、始终重视“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持续完善职业教育与产业精准对接等特点。肖靖[2]总结了我国职业教育工学结合和校企合作经历了从产教结合到产教融合的变迁过程，并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即产教结合初步探索期、发展期及其多样化创新时期，最后走向产教融合深化时期，政策变迁体现了从追求短期效益到注重长效发展，不断推进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不断完善“双师型”队伍建设，以及推进职业教育与产业之间的精准对接等基本特征。周应中[3]立足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对新中国成立以来70余年的产教融合政策变迁史进行了五个阶段划分与总结，从“半工半读”的初步探索期，到“推进产业部门和教育部门联合办学”的恢复重建期，“产教融合进入法律规范层面”的巩固发展，再到“校政行企协同推进”的多样化创新期，到如今，产教融合政策进入到“凸显企业主体性地位”的不断深化期，并从深层结构分析，得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及社会文化心理等影响着政策变迁。杨院等[4]对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演变历程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将产教融合分为三个时期，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产教结合、产教融合，其呈现出的三重逻辑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驱动产教融合政策演进、从单一主体走向多主体协同育人、产教融合形式呈现多样化。

在政策文本分析上，学者对产教融合的关键政策文本进行了深入解析。孙翠香[5]解读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的多个亮点，例如：基于解决整个教育系统与产业系统“错位”问题的立场及立意前所未有，强化了企业的重要主体作用，直面“校热企冷”这一现实问题，完善了产教融合的顶层设计，明确了“四位一体”产教融合体系架构的实现机制。侯芸子[6]分析了《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相关政策的最新发展和重点问题，从基本性质、认定标准、政策激励等方面提出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如基本性质问题应包括提升经济逻辑和社会逻辑的相容性的策略、双重制度逻辑及其冲突的影响等，认定标准需探讨“1+X”证书制度和产教融合型企业之间的耦合机制等，政策激励需思考产教融合型企业投资额如何测算、如何整合定性与定量评价等。

在政策的逻辑分析上，罗汝珍[7]指出，产教融合政策变迁的逻辑包括同构逻辑、认知逻辑、积淀逻辑，即环境、行动者认知方式及历史积淀对政策变迁的影响;方绪军[8]则指出政策语境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逻辑本质是职业教育内在发展对“产”“教”概念的辩证认识与深化而形成的政策性框架。

（二）产教融合政策的比较研究

在国际比较上，学者或从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中找出共同的经验加以借鉴，或对典型国家进行研究。如陈保荣[9]梳理了德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四国产教融合的做法，认为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根本保障和国际职业教育成功国家的共同规律，提出国际化背景下推进我国产教融合的对策：行业协会组织参与产教融合的政策制定、行政管理、各种服务;政府部门明确责任，提供政策调控、社会保障;企业和学校发挥主体作用，建立职业教育联盟，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深化产教融合。王羽菲等[10]总结了国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先进经验，包括拥有完备的政策体系，注重与产业相匹配，发挥企业重要参与作用，倡导新型现代学徒制模式，建立合理的经费投入机制，细化多元主体协调合作机制等，进而在体系建构、协调联动、激励保障等上提出完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法律体系、紧密对接产业发展需要、创新现代学徒制的发展及夯实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经费基础的对策。李俊等[11]则比较德、英、中三国并回答了困扰中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核心问题。

在国内区域比较上研究较少。如黄彬云等[12]通过分析2014年以后职业教育发展状况，认为在国家颁布职业教育政策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政策措施没有本质差别，但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还是存在不同之处，在产教融合的中观层面校企合作中，地区差异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支持模式上。

（三）产教融合政策的现状研究

虽然我国有关职业教育的政策相继出台，但实际上，职业教育政策同时面临着落地实践不足的现象。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很好地得到落实，其效度不高，没有达到政策目标[13][14]。2014年以来，产教融合政策及其配套细则的出台，我国产教协同发展、校企共同育人的格局基本形成[15]，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問题，于志晶等[16]从部门实施不力、社会参与政策执行不足、行动滞后等方面，指出产教融合中多主体参与的“大家办”局面并没有真正形成。利益共同体之间形成共生共赢的机制，关乎着产教融合的成效。企业作为产教融合最重要的利益主体之一，其在产教融合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失真现象，将会显著影响产教融合的成效。曹珍等[17]基于价值角度，对2019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质量年报，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总结了取得的成效，同时提出政策执行协作共同体尚未形成，企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仍存在组织运行机制、监测评价体系以及人才培养顶层设计不完善等问题。执行成效的监测是推动产教融合政策有效实施的关键，罗汝珍[18]指出执行成效的监测体系不完善，企业没有被纳入监测范围，这就容易导致企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所面临的不足难以及时解决，同时缺乏第三方监测机构的辅助，监测活动的科学性有待提升。

（四）产教融合政策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目前，产教融合政策逐步形成从国家到地方多级合力推动产教融合发展的局面。相关学者聚焦问题并建言献策，围绕国家层面出台的政策与制度进行分析，从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两方面给出建议。潘海生等[19]指出当前基于成本补偿理念出台的产教融合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如针对性不强、时效性欠佳、政策体系不完善等，并基于“生产复杂度”和“政策关注度”两大维度构建了消解框架。李玉珠[20]基于产教融合制度环境，认为要优化强制机制、社会规范机制、模仿机制。另有学者着眼于省际产教融合政策的落实情况，提出有省际特征的建议。张绪忠等[21]基于政策扩散理论，认为政策的扩散力和操作力的提高，必须以省域特点为基础，加强政府行政指令机制对产教融合生态体系的建设，促使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王泳涛[22]通过对24省市产教融合实施意见进行解读，提出省级政府应在保障机制、反馈机制以及路径特色上加以突破，具体应在保障机制上重视奖惩并重，在反馈机制上加入评估考核，在实施路径特色上要采取统筹细化的方式。贺书霞等[23]认为，主体认知与实践存在偏差、组织间合作虚化、激励机制不完善等，是高职教育在执行产教融合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而从政府职能的完善、行业协会效能的健全，以及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中、宏观层面要紧密有效衔接，重视政策的多层系设计及政策群的效用等。

（五）产教融合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因素研究是职业教育政策执行，尤其是产教融合政策执行研究的关键部分，可以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主要是以政策执行失效的普遍原因为主，如罗红艳[24]认为可以从历史文化学、社会学、教育政策学等学科视角予以归因分析;李桐等[25]认为导致政策执行失效的主要原因有政策本身的缺陷，执行者综合素质及其对政策价值认同度较低，执行环境的复杂性，监督机制的缺失，执行主体间的利益冲突，等等。秦芬[26]认为推进产教融合政策从形成到落地的要素，包括其内容、过程、环境等方面，因此，要重视政策立场与价值诉求的差异，正视政策执行者的现有实力，以及执行主体现实利益的博弈等;贺书霞指出，目标群体、文本本身、执行环境、执行结构、执行资源等，都是影响产教融合政策实施的因素。微观层面主要涉及政校行企等多元主体，如学校师资队伍建设、行业企业参与度、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匹配程度、校企合作模式、学校办学机制、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等。

三、研究反思

随着我国产教融合政策的出台，相关研究逐渐深入，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

（一）研究范围有待扩展

我国在2014年才出台产教融合政策，其发展历程较短，相关研究成果较少。从公开发表的文献来看，主要以政策文本、政策国际比较、政策现象等层面的研究为主。而政策执行作为实现政策目标的关键过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实践性问题，有必要拓宽研究范围，对政策执行进行相关探讨。另外，在比较研究中，较多涉及国际比较，国内区域比较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大，因此各区域在落实政策中的措施存在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支持模式，是影响政策执行比较重要的因素，而对这一方面的剖析较少。此外，区域实施成效有利于经验借鉴，但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欠缺可供利用的比较工具，难以开展可操作的比较工作，从而无法对区域之间的实施成效进行有效评价，因此，有必要加强区域比较上的研究。

（二）实证研究需进一步加强

从现有研究来看，以政策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居多，大多就政策论政策，虽有涉及政策现象层面的探讨，但有关政策实施现象背后的深层探究略显不足，大多是从宏观层面笼统地分析原因，难以聚焦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痛点与难点，因此有必要聚焦产教融合政策实施过程的研究，深刻揭示出带有地方特征的问题。同时，由于实证研究探讨不足，难以对政策现象进一步剖析，导致提出的政策优化措施缺乏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另外，评价结果的反馈有利于政策的实施和完善，而有关政策执行成效监测和评价体系研究较少，有必要构建适合我国的监测和评价体系，为政策实施工作的改进提供可操作的指导意见。

（三）研究视角及研究者还需进一步拓展

从现有研究来看，产教融合政策研究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但研究视角不够创新，大多就问题提对策，缺乏多学科看问题的视角。目前，我国产教融合已进入深化阶段，因此有必要基于新时代背景，更新研究视角。另外，目前研究产教融合政策的学者大多来自高等院校，因此还需要引起行业企业以及科研院所的关注。

四、未来展望

（一）拓宽研究范围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相继出台，彰显了国家为落实产教融合的决心，产教融合应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发挥出其社会和经济效益。首先，地方层面对产教融合政策的执行情况，往往影响着国家政策的落地实践，因此，可以对地方层面在产教融合政策执行过程中取得的成效及其存在的不足进行详细考察，拓宽产教融合政策的研究范围。其次，地方政府作为服务于产教融合的引导者，应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及政治情况，为产教融合的动力机制提供有利的外部因素。因此，有必要从政府层面，进一步剖析产教融合的实施情况。再次，产教融合的有效实施是利益共同体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如何发挥不同主体在产教融合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优势，促使它们共同推进产教融合，是一项值得深思的关键问题。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基于不同主体，探讨各主体对产教融合的作用。最后，应从理论和实践上开展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政策执行成效的区域或国际比较研究。

（二）加强产教融合政策的实证研究

目前，产教融合政策的研究结论大多为定性的。在社会学领域，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都是常用的两种研究范式，二者都有着各自的优势。产教融合政策的出台是为了促进产教融合，提高其社会和经济效益。因此，应拓宽产教融合政策的实证研究范畴，运用数据调查等方法，关注产教融合的政策执行方面情况，发现产教融合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并找出其原因，从而反馈于政策制定，促使政策具有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形成良性的政策执行机制。另外，要构建产教融合政策实施的监测和评价体系，通过实证研究，搭建起指标构建的事实依据，推动产教融合从理念到实践的深度融合。

（三）采用多学科研究视角

产教融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在实施过程中涉及复杂因素。因此，传统的单学科视角不能全面审视产教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复杂问题，有必要借鉴管理学、公共政策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理论，从多学科视角研究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问题。另外，产教融合不同主体的研究者的视角存在差异，有必要加大行业企业及科研院所对产教融合的研究力度。

参考文献：

[1] 祁占勇，王羽菲.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变迁与展望[J]. 中国高教研究，2018（5）：40-45，76.

[2] 肖靖. 从产教结合到产教融合：40年职业教育的政策变迁[J]. 中国高校科技，2019（8）：66-71.

[3] 周应中.新中国70年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变迁逻辑：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J].职业技术教育，2019，40（33）：12-17.

[4] 杨院，许晓芹，连晓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演变历程及展望[J].教育與职业，2019（19）：26-31.

[5] 孙翠香. 新时代的新使命：“产教融合”政策分析[J]. 教育与职业，2018（18）：11-17.

[6] 候芸子.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政策分析及几个重点问题的思考[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18）：17-20，27.

[7] 罗汝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制度学逻辑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6，37（16）：8-13.

[8] 方绪军.政策语境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逻辑及启示[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12）：13-18，55.

[9] 陈保荣.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国际比较研究[J]. 职教论坛，2018（5）：40-46.

[10] 王羽菲，祁占勇. 国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基本特点与启示[J]. 教育与职业，2020（23）：21-28.

[11] 李俊，李东书.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国际比较分析：以中国、德国和英国为例[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9（4）：159-164.

[12] 黄彬云，赖勤，拉乌·拉莫斯. 职业教育政策执行中的区域差异[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27）：36-42.

[13] 李小丽.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及其执行效度分析[J]. 职教论坛，2012（16）：17-19.

[14] 刘新学，董仁忠，陈寿根. 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调查报告[J]. 职教论坛，2015（34）：65-70.

[15] 周晶，岳金凤.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报告[J]. 职业技术教育，2017，38（24）：45-52.

[16]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课题组，于志晶，刘海，程宇，张祺午，孟凡华，李玉静，周晶，房巍. “十二五”以来我国职业教育重大政策举措评估报告[J]. 职业技术教育，2017，38（12）：10-32.

[17] 曹珍，罗汝珍.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执行成效研究：基于2019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质量年报分析[J]. 成人教育，2020，40（3）：54-60.

[18] 罗汝珍.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执行成效的监测研究[J]. 职业技术教育，2020，41（9）：39-44.

[19] 潘海生，宋亚峰，王世斌.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框架建构与困境消解[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0（4）：69-76.

[20] 李玉珠. 我国产教融合发展的制度环境及优化研究[J]. 职教论坛，2018（8）：33-38.

[21] 张绪忠，郭宁宁. 省级行政区域深化产教融合政策的扩散机制研究[J]. 教育发展研究，2020，40（7）：15-21.

[22] 王泳涛. 我国省级政府深化产教融合的政策分析与局限突破：基于24省市实施意见的文本分析[J]. 职教论坛，2020（1）：42-49.

[23] 贺书霞，冀涛. 高职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实践偏差的表现、成因及对策[J]. 教育与职业，2020（12）：19-26.

[24] 羅红艳. 我国职业教育政策执行失效的多学科分析[J]. 成人教育，2009，29（5）：16-17.

[25] 李桐，李忠. 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支持：基于政策执行失效视角的考察[J]. 职教论坛，2016（16）：38-44.

[26] 秦芬. 产教深度融合的政策分析与推进策略[J]. 教育与职业，2020（15）：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