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理念的演进与发展

王 璟

（延安大学政管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一、改革开放前后的国际私法

我国国际私法最早可以回溯到公元七世纪（651年），唐朝法律《永徽律》规定了一条冲突规范：“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依法律论。”这一冲突规则早于法则区别说七个多世纪，早于现今公认的世界最早的国际私法成文立法——1756年《巴伐利亚法典》1000年，足以说明中国是国际私法立法最早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唐朝以后的各个王朝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唐朝形成的中国古代国际私法的萌芽未能延续下来，以至于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就此告了一个段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了和世界诸多国家建交，但当时我们将大部分的精力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步伐亟待加强。

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越发意识到关起门来自己发展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社会。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与世界接轨，从方方面面与世界建立联系。与此同时，在彼此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作为保护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国际私法，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出台是大势所趋、也是历史必然。这不仅彰显了我国独立的主权地位和以人为本，人民主权的国家性质，也能使得国人更放心地走出国门，让外国人更放心地走进中国。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将立法工作的重心放在确定外国人法律地位上，1979年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便着重强调了外国人在中国从事民事活动的法律地位，强化人的主体性，亮明我们的态度和与世界接轨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