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生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湖南 娄底 417000)
由于长期以来社会公众对参与立法的主体意识淡薄,造成了公众的参与能力水平不足,进一步影响了听证的正常运转。公众认为立法是立法机关的事,与自己没多大直接关系,导致大多数公众不踊跃参加行政立法听证。这也反映出社会公众缺乏主体意识、权利意识不足、参与意识淡薄。其次,公众认为虽然能够参与立法听证,但是这只不过是个形式,自己并不能够对立法决策产生什么影响,到最后都是被动接受和认可立法机关既定的决定。其实,在法治社会中,公众如果能够自觉地参与到立法活动中去,不单单是对自己依法享有的权利的行使和自我捍卫,也是对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内在基本要求。
自从出台了关于听证制度的法律法规规定以后,便加快了听证程序的建立和听证制度的实施推广。但是,由于法律法规只制定了原则性规定,缺乏详细具体的规定,各地对行政立法听证的内容规定也各不相同,这就使得公众对行政立法听证更加困惑,不知道什么时候,对什么样的立法才有权听证。[1]如果公众不知道什么事项的立法有听证的权利,就不会参加听证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既没有直接规定听证的适用范围,也没有规定排除听证的范围。
直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法律、法规都没有将请求进行行政立法听证的权利授予行政机关以外的主体,导致了公民、社会组织等具有利害关系的人在对行政立法听证程序有异议时得不到法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