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引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范畴

代玉启　罗琳

DOI：10.15938/j.cnki.iper.2021.05.005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21）05-0023-06

作为各门学科理论形态不断成熟的重要标志，范畴与范围、概念相区别，具有独特的内在规定性与外在表现形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问题，是关涉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发展与学科范式构建的根本性问题。在厘清范畴的筛选机制及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进展之后，文章将聚焦“价值引领”，尝试论证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重要范畴的必然性及其需要着力之处。

一、范畴的筛选机制及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研究进展

对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的确认首先在于明确范畴的筛选机制，即明确范畴作为重要概念的内在规定、作为学科鲜明标识的基本表现及作为学科理论基石的关键地位。相较于一般概念，范疇不但对事物的特点进行抽象概括，同时更加注重对事物的普遍联系与活动规律的把握，具有更强的关系思维、更高的抽象概括力。列宁认为：“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规律、范畴等等。”作为涵盖面广且抽象性强的重要概念，范畴常表现为学科的鲜明标识，指向同类事物的最广领域，因此成为学科独立性和合理性的基本表征。正如提到“商品”联想到经济学、提到“权力”联想到政治学，范畴在最初为某一学科所独有，反映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基本样态与运动规律，对范畴的承认与运用甚至成为衡量学科社会认可度的重要标准。学科理论体系中的范畴，不仅作为重要概念和学科鲜明标识而存在，更是在任何学科理论体系中都具有基础性地位，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石。每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形态与基本知识单元往往是由一系列有机组合的范畴构成，学科范畴体系的不断系统化、规范化也标志着学科领域内的问题研究范式与分析框架构建走向成熟，致思取向趋于理性。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而言，其范畴的界定既需遵循学科范畴的一般筛选机制，也需要满足学科发展的特殊性需要。针对这一学科理论体系构建的元问题，学界已形成较多的研究成果，并多以章节的形式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类书籍中呈现，认为其是“对本学科所研究的特殊对象的普遍本质联系的反映和概括，它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反过来又对实践起指导作用。”在专著方面，最为系统的是徐志远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研究》，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界定为“反映和概括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所研究的特殊领域的各种现象及其特性、关系、方面等的本质的基本概念。”相较于其他研究成果而言，范畴研究的零散性与无序性更为突出。一方面，体现为研究主题的分散，尽管目前研究成果基本涵盖了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类型、内在关系、特征与功能等方面，但多为移植性研究，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赋予范畴的特性把握较为浅层，呈现出广而不深的研究困境。另一方面，体现为内容研究中争鸣大于共识、概念与范畴混用，似乎只要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相关的概念都能被概之为范畴，这就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体系十分庞杂，各种范畴交织错位而无法有效统合，遮蔽了范畴作为鲜明标识所应具有的独特性。

重新审视现有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研究成果，需要在严格执行范畴的筛选机制基础上对各类概念进行分类归纳，并以思想政治教育学为根本出发点进行重要范畴的确认。扫描思想政治教育学发展全貌，“价值引领”是学科理论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概念，是长期发展过程中隐而未现的学科鲜明标识，对“价值引领”内涵的时代阐释与外延展现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基点足以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全貌。价值引领之“价值”，是作为价值主体的人通过对价值客体的实践活动，实现对其自身需要的满足。在马克思看来，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体现为价值，而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也在不断产生新的需要，从而导致价值与价值关系的更新再生，并通过价值主体的实践实现价值。价值引领之“引领”，意味着先进，只有引领者在所需引领的方面具有科学性，能够掌握群众，才能带动引领对象跟随其朝所预期的某一方向运动发展;意味着前进，是主体在符合事物运动发展规律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快在正确方向上的进步速度，实现又好又快地向上向善发展。结合当今社会实际，价值引领可以具象化为政党或社会团体及其代言人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对其内部成员或社会其他人士进行一定的价值引导，使其具备符合该政党或社会团体长远利益的思想观念与行为规范。就影响形式而言，价值引领分为显性价值引领和隐性价值引领，前者指公开表明主张，引领对象在被教化或影响时能明确感知到这种引导;后者指隐晦地、潜移默化地通过化解各类思想困惑和精神困扰，让引领对象不自觉地受到影响，乃至日用而不觉。就性质判断而言，广义的价值引领分为积极正向型价值引领和消极负向型价值引领，其主要区别在于价值主体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进而影响价值性质。一般而言，价值引领主要表现为积极正向型。

二、价值引领：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政治教育史的重要线索

“哪怕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应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基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加以考察，可以发现，“思想政治教育最一般的抽象总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形态上。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存在样态。”因此，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需要在党的波澜壮阔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发掘一以贯之的线索。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这是一以贯之的价值目标。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义譬如一面旗子”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民国时期，中国以各种名目成立的政党有300多个，但这些政党的宗旨大多不是出于“公心”，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是自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开展党内外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1920年，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回信中阐述了指导思想对于政党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例如，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毛泽东分析批判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盲动主义残余等多种错误思想与价值倾向，并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根本上就是引领党员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尤其注重对群众和党外有代表性人士的价值引领，通过土地革命、统一战线等战略发动群众、凝聚共识。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孕育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服务于社会实践与时代发展。在破旧立新的关键时刻，价值引领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强调，且多与政治工作的要求相融合，突出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反作用，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在这一阶段，以毛泽东“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为代表，通过对革命时期党的人格理想再学习、再宣传引导人民群众，号召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通过各类旗帜鲜明的宣传运动为大众所熟知，承载的价值引领功能也更具现实性与针对性。例如，在全国广泛开展的“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之上，着重宣传“干一行爱一行”的艰苦奋斗“螺丝钉精神”等，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指引。

3.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伟大的特区精神、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最根本的价值诉求与引领方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邓小平提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并且号召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在这一时期，党的价值引领方式走向多元，在紧抓教育宣传等显性方式的同时，不断探索各类隐性引领模式，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大讨论”为例，在观念争鸣过程中使广大人民群众受教育，确立实事求是的价值取向。“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在该阶段，党的价值引领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紧密融合，教育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议题被提出并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成为党进行价值引领的重要抓手。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拓创新、奋发图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进步、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价值引领呈现新要求、新面貌，新要求是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根本价值取向与奋斗方向，新面貌是指在价值引领过程中呈现出“理直气壮”的精神姿态。“理直”是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基础之上，遵循时代发展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行价值引领，形成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引领“三驾马车”，将价值引领的目标倾注于教育内容之中。“气壮”是在与各类社会思潮作斗争中进行价值引领。“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当今世界格局变化风云诡谲，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西方世界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的渗透与攻势愈加猛烈，价值引领必须在正面宣传和舆论斗争相辅相成的过程中抢占并稳固意识形态阵地，只有明确批判错误思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才能在斗争中辨明价值合理性，进而说服群众、掌握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四个自信”背后的根本逻辑就是党的“价值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的价值肯定，解决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价值选择问题。

三、价值引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史的重要线索

回顾党的百年思想政治教育史，价值引领既是其主要脉络，也是其逻辑前提。思想政治教育仅有近四十年的学科建制史，爬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轨迹中的阶段性重要成果，可见价值引领既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内在学理相契合，又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具体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

1.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逻辑的“价值引领”

回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本理论研究历程，价值引领内植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追问之中。回答思想政治教育学合法性问题，首先需要回答思想政治教育必然性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都是现实的社会的人，而“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人的这一本质特性与主观能动性，决定着其在精神世界中有着思想认识的需要与精神追求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就在于這一学科体现并发展人的本质的根本方式，即在满足人的合理性需要的基础上进行引导和提升，最终实现超越，其中对需要的满足就是价值，对需要的引导、提升乃至超越就是价值引领本身。

在学科基础理论的不断发展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合理性得到确证，价值引领的概念也逐渐成型并成为学科重要范畴，这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蕴涵、内容与方法的变化历程中。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内涵的认识上，在学科创立初期就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培养、塑造一定社会新人思想道德素质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有学者指出是“社会有组织地定向地引导人民形成合乎特定社会和时代要求的思想政治观点的教育工程”，其中“塑造”“引导”等词鲜明地展现出思想政治教育内在的价值引领逻辑。“施加论”成为当时学界主流观点，但这种典型的社会本位价值趋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教育对象价值实现的重视，对个体的价值引领也有所忽视。社会的不断进步促进着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优化，“培养论”“内化论”受到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根据社会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以正确的思想、政治、道德理论为指导，在适应与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和促进全面发展的过程。”人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集中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在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互动过程中实现价值引领。总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流变始终将价值引领作为理论逻辑起始点。

价值引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逻辑还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方法的演变过程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内容的探讨，在不同的体系划分下学界有着不同的概括，但将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三大板块作为基本内容业已达成共识。随着学科内容体系的不断完善，心理教育、法治教育相继进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视野，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热点。此外，还有学者从另一维度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划分。在学科最早的教材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法制观五方面，这一观点也为目前学界影响较为广泛的教科书体系所承继。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哲学学科内容相比，后者只谈“价值”不谈“引领”;与教育学学科内容相比，后者要求谈“引领”但不以“价值”为主，更注重对知识习得及其规律的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容体系中，无论是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还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都直接指向价值引领这一重要范畴，是学科最为鲜明的标识之一。如果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彰显的是价值引领之“价值”为何，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现的就是价值引领之“引领”何为。作为连接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桥梁，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不仅渗入了主体的价值追求，同时也是主体自觉选择的反映。理论教育法、实践锻炼法、激励教育法等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的日臻成熟，正是基于其能够有效提升对教育对象价值引领的时度效。

2.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实践逻辑的“价值引领”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也有着相对特殊的实践路径，即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对时代任务的感知有着较强的敏感度。在不断回应时代提出的历史任务过程中，凝结着马克思主义精神内核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智慧的价值引领成为助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发展的重要引擎。1984年《教育部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出台，标志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制与人才培养的正式启航，而这正是对“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的现实回应。此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2004）、《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2005）等相继出台，文件文献的重点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价值引领的脉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具体侧重点也在不断变革调整。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开展价值引领的条件愈发复杂，《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适时出台，成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航向标。该文件强调，要深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新，重申“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职责使命。由此可见，价值引领将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而未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发展也将继续展现其蕴含的价值引领底色。

四、价值引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重要范畴需处理的几对关系

价值引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重要范畴，在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辩证统一过程中得以论证。“价值引领”从表面看是单个存在的，但实际上暗含着自身的对立面，如思想自由、灌输教育、自我教育等。这是作为范畴存在必须处理的关系，也是对“要不要引领、谁来引领、怎么引领”等核心议题的必然回应。

1.价值引领与思想自由

与思想自由问的关系是价值引领范畴需要处理的最重要关系，二者的關键分歧在于对“要不要引领”这一问题的认知。从本质上看，价值引领与思想自由具有内在一致性。人的思想是不可能在根本上被强制的，然而思想又是可以且需要被引导的，因此思想自由和思想强制无法兼容，但思想自由与思想引导却是相互作用的，而价值引领又是思想引导的核心内容，思想自由与价值引领间也就具有内在统一关系。一方面，价值引领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形成。价值正是在思想自由发展基础之上、在各种思想不断地比较鉴别当中形成的;如果没有思想自由，就不存在对思想的引导，价值引领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价值引领是思想自由的需要。只有在价值引领的保障下，才能避免思想过度自由而导致的思想混乱，影响人自主思考、独立判断能力的发挥。

从社会现实中看，价值引领与思想自由在矛盾斗争中走向统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思想自由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价值引领作为确保国家政权稳定与社会团结的重要因素，在现实性上两者似乎是相互矛盾的。然而，现实的社会的人的思想自由，是基于特定客观社会环境与自身价值需求上进行的自由选择判断，即自由为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价值判断和认识所影响，而价值引领也并不意味着价值的单一化，而是寻求最大公约数，形成全社会的价值共识。价值引领不仅包括对某种价值的肯定与支持，更包含着对多样化价值取向的理解与包容。因此，价值引领与思想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离开价值引领的思想自由是虚假的、空想的自由，离开了思想自由的价值引领则是无法成立的伪命题。

2.价值引领与自我教育

价值引领与自我教育问的关系辨析源于“谁来引领这一主体性问题。通常看来，价值引领的主体往往是政党、社会团体或教育者，自我教育的主体则往往指称教育对象自身。从共时态与历时态两个视角分析，可以发现自我教育是价值引领的最终目标追求，价值引领是自我教育的前提保障，两者相互补充且不可互相替代。

从历时态考察，价值引领首先是自我教育的前提，价值引领帮助教育对象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并培养出遵循规律的意识，规避错误的自发意识导致的认知风险，为自我教育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引。同时，价值引领具有合规律性与和目的性的统一、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之特征，能够确保自我教育的内容是正确的思想成果。只有在丰富科学的教育内容保障下，才能避免自我教育出现偏差，甚至演变为自娱自乐或谬之千里，与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脱节。而自我教育则是价值引领的最终追求目标——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价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推动价值追求升华与飞跃。自我教育不仅潜藏着这些价值引领的目标因素，且是价值取向内化巩固的落脚点，更能保障其长期性与稳定性，达到价值引领的理想状态。

从共时态考察，价值引领与自我教育是不可替代的共生体。在同一社会发展阶段，价值引领帮助教育对象获得先进的思想理论和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形成自我完善的能力与自觉性，这些功能作用是自我教育不具备的。没有价值引领先导性的发挥，没有外部的正面导向教育，自我教育就丧失了思想基础、客观条件与环境准备，不可能产生显著的成效。与此同时，价值引领无法替代自我教育的功能，丧失自我教育指向的价值引领注定是失败的，会滑向价值统治、思想控制。只有正确处理好两者间的关系，做到引而不发、导而不牵，才能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初心使命。

3.价值引领与灌输教育

“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学中无法回避的概念，探讨价值引领与灌输教育的关系问题，更多的是对“怎么引领”这一问题的审思。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过程中，灌输教育在不同层面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与价值引领的关系也须进行不同的考量。灌输教育作为理念存在时，与价值引领是统一（同一）的关系。由于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存在滞后性，广大人民群众难以自发地产生科学的、先进的价值观念。因此，向人民群众灌输先进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是所有思想政治教育者应有的理论自觉与使命责任。在理念层面的灌输教育与价值引领是同义词，强调的是用外在的知识或思想进行输入，以丰富充实教育对象的大脑。两者都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揭示和方向性、党性的重申。

当灌输教育作为方法存在时，与价值引领是相互对立的关系。作为方法的灌输教育，是具有强制性的强硬教育方法。灌输的内容是脱离实际、空洞无用的大道理，完全背离了教育的基本原理，也与价值引领相悖。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价值引领强调的是共识的形成与对象的自觉跟随，灌输式的方法只会破坏价值引领的核心理念，走向与之完全相反的道路。在当下，作为方法存在的灌输教育越来越少，因为它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需要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理念，价值引领也应与此类灌输教育划清界限，并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对其进行有效优化。

[责任编辑：孙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