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

易学尧

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马克思·韦伯提出了统治结构“三类型”说，即统治结构分为“法理型”、“传统型”和“魅力型”。其中，“魅力型”权力是建立在具体的个人不用理性和不用传统阐明理由的权威之上的。这种“魅力型”权力——“克里斯玛”权威崇拜——在中国古代随着宗法制而融入君主政体的“传统型”权力结构之中，成为维系君主权威的神圣光环。其反映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就是“德位一体”或“圣王一体”的德治模式［1］（P26）。它既要求居上位者自身遵循道德规范，同时也要求居上位者把道德教化作为治政的重心。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如果用一个词概括孔子的政治思想，非“德治”莫属。孔子的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德治”特征，这一点已经是学术界的主流共识。“自上而下的伦理表率”是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主张居上位者率先垂范，以身教化民众。这就对统治阶级提出了较高的道德要求。为了解决孔子“德治”主张与帝制统治要求之间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和后世儒者有意识地对孔子的德治思想进行了曲解利用，最终将其改造为维护帝制统治的思想工具。自此，孔子的“礼”被逐渐演变为“礼教”，“德治”也被人视作“人治”，这其实是对孔子德治思想的背离。在现代视域中，孔子德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是“自上而下的伦理表率”，本文①试从伦理表率的现代视域重新解读孔子的德治思想，由此进一步阐发孔子德治思想之伦理表率理念的当代意义。

孔子向往的理想社会是“大同”社会，“大同”的本质特征是社会道德水平达到极高的境界。由此可知，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关注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那么如何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认为政治的根本是道德教化，而道德教化的关键在于居上位者“身教”——即伦理表率。其逻辑进路是：居上位者严格要求自己，率先践行道德以感化民众；而民众受感化则如草随风偃，自觉践行道德。孔子的德治思想包含两个方面：“道之以德”和“为政以德”。“道之以德”强调的是由内而外的道德教化，“为政以德”突出的是自上而下的伦理表率②。考察孔子德治思想现代性的意义，离不开孔子德治思想自身的内涵。其中，统治者的伦理表率是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自上而下的伦理表率是居上位者率先垂范、自觉践行道德伦理，从而引领社会伦理风尚，实现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乃至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正如陈来先生所言：“为政以德并不是泛指以道德治理国家，而是特指为政者以自己的道德作为民人的表率。”［2］“身教”重于“言教”是孔子德治思想中伦理表率的逻辑起点，也是孔子德治思想伦理逻辑的原点。

一、“身教重于言教”的逻辑起点

在《论语》中有段非常有意思的对话：“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后世有人认为孔子在这里将自己（或自己的德行）比作“天”，这种理解显然不对，与孔子谦逊的品德格格不入。朱熹的解释是：孔子警醒弟子观察“天理流行之实”［3］（P168）。这是朱子附会孔子之言，为其理学张目。其实，孔子在这里的意思应该是：“行”比“言”更重要，弟子们更应该关注、学习老师的“身教”。为此，孔子说道：“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史记·孔子世家》也对此引述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4］（P3297）这反映了孔子重视“身教”甚于“言教”，注重以自身德行感染弟子、教化弟子。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强调“身教”重于“言教”，并不意味着孔子不重视言教，而是说“言”必须有“行”为支撑才有说服力，缺乏作为伦理表率的“行”，言教即沦为空谈。实则，孔子也同样非常重视“言教”的重要作用。“定公问：‘一言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论语·子路》）“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论语·子路》）通过社会历史的维度和现代国家治理观的角度，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是这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会因为一言而兴衰存亡，故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然能因一言而知所谨，则可以兴邦；因一言而恣所欲，则可以丧邦。正如皇侃所言：“几，近也。然一言虽不可即使兴，而有可近于兴邦者，故云其几也。”［5］（P1055）由此，我们从深层意义上进行分析可知，在孔子那里，“言教”和“身教”都是教育和引导人的重要方式，此二者之间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孔子既注重“言教”，也注重“身教”，讲求言行一致。但是，就“言教”和“身教”的重要性程度而言，又是有所区别的。孔子认为“身教”重于“言教”，“身教”是“言教”的延伸，能够起到“言教”所无法达到的作用和效果，能于无形中化人之性。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论语》中这一条记载大有深意，后世学者对此历来存有不同见解。在皇侃和程颐看来，孔子对“利”“命”“仁”三者都很少谈及。皇侃认为：“利是元亨利贞之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理玄绝，故孔子希言也。命是人禀天而生，其道难测，又好恶不同，若逆向人说，则伤动人情，故孔子希说与人也。仁是行盛，非中人所能，故亦希说与人也。”［5］（P652）北宋程颐对此句的解读承继了皇侃的基本立场，但立意点又有所不同，他说：“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故夫子所罕言也。”［3］（P104）元代陈天祥则对皇侃和程颐的说法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孔子只是罕言“利”，但赞同、认可“命”与“仁”。他说：“若以理微道大则罕言，夫子所常言者，岂皆理浅之小道乎？圣人于三者之中所罕言者，惟利耳，命与仁乃所常言。命犹言之有数，至于言仁，宁可数邪？圣人舍仁义而不言，则其所以为教为道，化育斯民，洪济万物者，果何事也？”［5］（P653）本文认为陈天祥此说更趋近《论语》原意，而皇侃与程颐对此的解读则多少与孔子的本意有些不符。孔子诲人不倦，其与弟子之间岂能因“仁”道之大而不言？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故合理的解释应当是：孔子认为“仁”非说教所致，而是要身体力行去实践，如果空谈“仁”则变成了“巧言令色”，它本身就已经违背了“仁”。这也反映了孔子重视“身教”甚于“言教”。

同样地，孔子将“身教重于言教”这一理念贯彻于其政治主张，因而其“德治”思想亦强调居上位者率先垂范，即“自上而下的伦理表率”。居上位者唯有自身修德向善，才能为民众树立以身效法的伦理人格典范形象。同时居上位者唯有自身修德向善，为民众塑造率先垂范的伦理表率示范形象，才能更好地引导和教化民众。基于孔子身教甚于言教的伦理逻辑起点，它要求居上位者在知、情、意、行四个层面作出伦理表率。其中，“正人正己”的伦理认知是居上位者作出伦理表率的首要前提；“仁者爱人”的伦理情感是居上位者作出伦理表率的内涵基础；“克己复礼”的伦理意志是居上位者作出伦理表率的内生动力；“选贤任能”的伦理行为是居上位者作出伦理表率的实践旨归。

二、“正己正人”的伦理认知

伦理认知是居上位者作出伦理表率的首要前提。所谓伦理认知，是指“在人与人、人对物的关系上，强调以心相知式的推己及人、推情及物，即在人与外界之间，添加一层伦理的意义，通过伦理共情形成一种体验性认知”［6］。“推己及人”是孔子倡导的一种极其重要的伦理认知方式。从孔子的德治思想中我们可以引申出一条重要结论：道德首先是用来要求自己、约束自己的。只有先做到“正己”，才能够实现“正人”，“正己”是“正人”的前提和基础，“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同样，“政治的要点，是执政者发挥其道德表率的作用，以实现和促进整个社会的‘正’”［2］。“正”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它不仅是指按照“正确”的标准原则改正那些不正确的现实，也有修身的意涵，即从自己的身体言行上体现出正确的秩序、正而不偏的角色之德［7］（P57-58）。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邢疏》对此解释道：“言上之人，其身若正，不在教令，民自观化而行之。其身若不正，虽教令滋章，民亦不从也。”居上位者，自身如果道德端正，不发政刑法令，民众自会观教化而自觉履行；居上位者，自身如果道德不端正，即使政刑法令滋多昭著，民众也不会完全服从。《邢疏》又说：“言政者正也，欲正他人，在先正其身也。诚能自正其身，则于从政乎何有？言不难也。”政，就要正，想要实现“正人”，先要做到“正己”。果能使自身正，则国家和人民也就相对来说好治理了。对此，《孔子家语·大婚解》也有类似看法，认为：“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8］（P35）这就是说，统治者和百姓之间会存在一种上行下效的现象。如果执政者自修德行、自正其身以表率天下，那么百姓也会跟着向善，天下国家自然会因为上行下效而得到治理。因此，为政的关键在于居上位者发挥“伦理表率”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皇疏》引范宁曰：“上能正己以率物，则下不令而自从也。”［5］（P1038）居上位者如果以德修身则自然带来好的政治后果，臣民百姓都会不令而行，即不用强制而自发正德正行。

由此可见，对“正”而言，在“正名”之外的这个“正身”之正的必要，不仅在于积极的表率作用，而且在于统治者若不能正德正身，其政令亦很难推行。《论语·颜渊》载：“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这就是说，如果在上者不贪欲，务正道，民生各得其所，即使是奖励民众偷盗抢劫，民众也是不会干的。而如果为政者依靠权力，贪得无厌，做不到廉洁，就会出现社会的不公正，就会有人偷盗抢劫，社会就不会安宁。由此可见，在孔子看来，社会的道德风尚是依靠居上位者的德行来维持的，而不是完全靠政刑法令。因此，他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在位者的道德好比风，老百姓的道德好比草，风怎么刮，草就怎么倒。

“反求诸己”是孔子推崇的又一种伦理认知方式。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论语·宪问》亦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关于“修己”、“安人”和“安百姓”，《论语正义》解释道：“‘修己’者，修身也。‘以敬’者，礼无不敬也。‘安人’者，齐家也。‘安百姓’，则治国平天下也。”［9］（P605）在这里，《论语正义》将“修己”“安人”“安百姓”与《大学》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应起来，认为“修己”即是修身，“安人”即是齐家，“安百姓”就是要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依照《大学》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进路，君子“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君子“修身”之后所取得的重要成效。因此，君子要想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必须要先“修身”。

同样，在孔子这里，“修己”是“安人”和“安百姓”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修己”，才能实现“安人”“安百姓”的更高理想目标。对此，《论语正义》注解道：“凡安人、安百姓，皆本于修己以敬，故曰：‘君子笃恭而天下平。’”［9］（P605）《皇疏》也说：“身正则民从，故君子自修己身，而自敬也。”皇侃以为，在上位者必先修己，己身敬正，民谁不从？在这里，所谓“敬”，是指做事严肃认真，特别是在治国理政时，要“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雍也》载：“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在仲弓和孔子看来，“居敬而行简”对于治理国家、治理百姓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居简而行简”对于治理国家、治理百姓来说，就太粗率了，难以取得治国成效。因此，治国理政需要统治者做到“修己以敬”。在做到“修己以敬”之后，还需要做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是比“修己以敬”更高的目标层次。这里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只有“修己”，才能“安人”“安百姓”；不“修己”，则不能“安人”“安百姓”。

（1）合作互动、优势互补原则：教师和家长是平等、合作的关系，教师应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对待每一位家长，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指导、共同提高。

三、“仁者爱人”的伦理情感

伦理情感是居上位者作出伦理表率的内涵基础。这种情感集中体现在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范畴“仁”中。在孔子那里，仁是一种道德追求，是人们通过道德修养所追求的最高的人生境界。“仁”的内涵包括物我之间、人人之间的情感相通与苦乐相关。仁是心之德性，是爱的情感的根源。仁作为人性，其主要作用表现为爱的情感。对此，冯友兰先生认为，仁的基础就是人的“真情实感”［10］（P130）。蒙培元也有类似看法，他认为“仁就其根源而言，是人的本己的存在本质；就其存在而言，仁是最真实的情感；就其本质而言，则是情感所具有的价值内容”［11］。仁的实质是爱，其基本含义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爱人不仅仅是行为意义上的德行，爱是一个诉诸心理的情感，所以“爱人”是德行的同时也成为一种德性。具备爱人之仁是为政者安乐百姓的道德担保，它反映在政治上的意义就是爱民。包括爱、同情、关怀下层百姓，尊重民众的生存权利，保证民众的生存需要，尊重民众的意愿和人格尊严。因此，爱人之仁并非抽象的博爱，它所指的是对民生的一种关怀，把致力于满足民生需求作为自己的内在动因。

爱人之仁是和己达达人、己立立人之仁互为表里的。为此，孔子又提出“忠恕”作为实行“爱人”原则的根本途径，即所谓行“仁之方”。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忠”是尽己之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这里，成就自己与成全他人是统一的。“恕”是推己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着眼于道德实践的入手处，所以先说“己”，但这句话真正的着眼点是“人”，要解决每个“己”怎样对待其他的“人”的问题，不要只想到自己要对人做什么，而是要想这样对人是不是正确的。这里强调的是宽容精神与沟通理性，设身处地为民众着想，以民众为重，从民众的需要和处境考虑问题。

在为政者和民众的关系上，爱人之仁必须从抽象的道德理想转化为具体的道德品德。孔子对仁爱表现于为政者身上的品德作了具体的规定：“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保持庄重和恭敬，这样就不会遭受侮辱；待人宽容宽厚，就能得到民众的青睐，赢得民心；诚实无欺，取信于民，这样民众才愿意为你任用；处事敏捷，行政高效，就能在治国理政中做出成绩；给予民众充分的恩惠和利益，就可以很好地使唤民众。因此，对为政者来说，唯有自身修德向善，为民众塑造率先垂范的伦理表率示范形象，才能更好地引导和教化民众。

四、“克己复礼”的伦理意志

伦理意志是居上位者作出伦理表率的内生动力。所谓伦理意志，“是一种整体意志，它把人格的整个生命转变成一种伦理生命”［12］。这种意志在品德心理结构中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由伦理认知、伦理情感到伦理行为的中介环节，是伦理意识的最终体现。它以伦理认知、伦理情感为前提和动力，同时又促进伦理认知不断深化，并引导伦理情感向健康的方向发展，是主体伦理意识向伦理行为实践转化的最后阶段。

孔子非常重视伦理意志对于居上位者作出伦理表率的重要作用。他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者，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意即居上位者只要持之以恒地作出伦理表率，就能达到“仁”的道德境界，实现“仁”的理想目标。具体来说，伦理意志在居上位者作出伦理表率的过程中具有以下三方面作用。其一，通过伦理意志，可以确立价值目标，纯洁道德动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只要立志于行仁，就会产生善的德性。其二，通过伦理意志，可以作出合理性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居上位者应该时刻把道义作为最高价值准则。其三，通过伦理意志，可以坚定道德理想，提升道德自觉意识，为道德实践清除心理障碍。“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居上位者只要坚守仁道理想，培养“仁心”和道德品质，整个社会就会逐步走向礼乐文明。

那么居上位者如何才能坚守伦理意志呢？孔子认为，重要的方法就是“克己复礼”，即要求执政者提高遵礼义、行仁政的道德自觉性。“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所谓“克己”，就是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思想和行为，恪守道德礼仪规范，克己的过程也就是道德修养的过程。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思想和行为，又以什么为标准呢？孔子认为，应该以“礼”为标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这就是说，执政者必须在视听言动等方面都符合“礼”的道德标准，才能达到“仁”的思想和境界。对此，程颐言道：“非礼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须是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是仁。”［3］（P125）

在《论语》中，孔子所谓的“礼”包含着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道德规范是礼的最主要含义。孔子从个人修养、君臣关系和君民关系三个层面强调了执政者克己复礼的重要性。首先，从个人修养方面而言，礼为立身处世之根本。“不学礼，无以立。”执政者需要以礼正己、以礼修身。其次，从君臣关系方面而言，君只有待臣以礼，臣才会事君以忠。“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这就是说，君臣之间不是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等关系，二者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各自履行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君只有先履行了君所对应的责任和义务，臣才会相应地履行臣所对应的责任和义务。最后，从君民关系而言，君只有率先垂范，带头遵循礼的道德标准，才能取信于民，从而更好地指使民众、管理民众。“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只要执政者作出伦理表率，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国家和人民也就好治理了。

五、“选贤任能”的伦理行为

伦理行为是居上位者作出伦理表率的实践旨归。所谓伦理行为，“是具有道德价值、可以进行道德评价的行为”［13］。伦理认知、伦理情感和伦理意志最终都要向伦理行为转化，伦理行为与伦理认知、伦理情感和伦理意志的最大不同在于其具有实践性特征。

那么执政者如何才能做到“选贤任能”呢？孔子认为，首先要知人善任。仲弓问政。孔子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仲弓又问如何才能知道他是贤才而任用他，孔子答道：“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其意谓：你将你所知道的贤才任用，而对于你所不知道的贤才，别人也会将其任用。同样地，如果执政者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能够知人善任，带头将自己所知道的贤才提拔任用，那么下面的官员也会纷纷效仿，从而使整个社会进入到“选贤与能”的大同之世。

其次要任人唯贤。统治者在选拔任用人才的过程中，不能只看对方出身的高低贵贱，而应看他是否德才兼备。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这里的“君子”主要是就地位而言，指卿大夫子弟；而“野人”是指没有爵禄的士人。在孔子看来，真正有用于国家的人才，往往不是依靠祖荫登上仕途的那些卿大夫子弟，而是依靠真才实学获取官位的一般士子。如果选用人才，应该选先学礼乐的一般士人。

最后，孔子还提出了“举直错诸枉”的用人原则。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汉代包咸对此注解道：“举正直之人用之，废置邪枉之人，则民服其上。”意即执政者只有将正直的人提拔起来，将其置于邪枉的人之上，老百姓才会心悦诚服。而如果执政者把邪枉的人予以重用，将其置于正直的人之上，老百姓就会有怨言。孔子的学生子夏也深刻认识到这一道理，他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舜通过任用皋陶、汤通过任用伊尹都使国家得到了很好的治理，使奸佞不仁之人无力干预国政，从而天下归心，出现圣王之治。因此，后世执政者要想赢得民心、获得民众的青睐，唯有以德取人、选贤任能，如此，精英表率，后继有人；慎终追远，延绵不绝。

质言之，“正人正己”的伦理认知、“仁者爱人”的伦理情感、“克己复礼”的伦理意志和“选贤任能”的伦理行为共同构建了孔子德治思想之伦理表率理念的系统内涵和价值深蕴，同时也为居上位者提出了严格系统的道德要求和伦理责任。可以说伦理表率理念体现的就是以居上位者精英阶层为主体对象要求，通过持续性的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等伦理规范与行为，以克己复礼为核心内生伦理精义引领伦理风尚，实现道德动机与目标所引起的伦理义务或责任与行为统一的应当与善。唯有坚持伦理认知、伦理情感、伦理意志和伦理行为“知情意行”四维一体的伦理表率理念，方可回归孔子“为政以德”的本质要求，彰显孔子德治思想的伦理精义。就此而言，在现代视域中，自上而下的伦理表率是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

结语

“道德的力量必须通过社会道德楷模的感化而起作用，而统治阶层作为社会道德楷模率先垂范无疑最有利于发挥道德的感化作用。”［14］孔子“为政以德”思想在现代视域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自上而下的伦理表率。在强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现代社会，孔子“为政以德”思想中的伦理表率理念仍具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对新时代治国理政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它深刻地揭示了一个道理：只有居上位者修德向善，首先作出伦理表率，居下位者才会更有道德自觉感和法律意识，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才能更好地落实到民众之中，从而得到普遍认同和有效运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走在前列、作出表率”是新时代的伦理表率理念宣言，“自上而下的伦理表率”的实质就是“优势方自律”，伦理表率也应逐渐融入我国当下的国家治理中，并成为一种执政者精英群体的伦理风尚。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发挥自上而下的伦理表率精神。“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白虎通·三教》）早在2007 年习近平还在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时，就在《生活情趣非小事》一文中写道：“风成于上，俗形于下。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和生活情趣，不仅关系着本人的品行和形象，更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对社会风气的形成、对大众生活情趣的培养，具有‘ 上行下效’的示范功能。”［15］（P261）习近平2020 年1 月8 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更是进一步强调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坚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领导机关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机关，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对全党全社会都有风向标作用……在上面要求人、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管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做表率、打头阵。”［16］（P544）“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只有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做到“三个表率”③，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人民谋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家天下”时代，因而不得已求其次，提出“礼治”；而在封建社会，孔子的“礼治”更是被统治阶级曲解利用，演变为等级制度，其大同社会的理想根本没有机会实现。当今是民主时代，天下为公，已经具备实现大同社会的有利条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真正实践孔子的“德治”思想，居上位者以身作则，作出表率，民众将群起追随，社会道德水平必将日趋上升，大同社会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唯有切实遵循“自上而下”的伦理表率理念，践行新时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伦理使命，坚守“为人民服务”的伦理义务，凸显“优势方自律”的伦理责任，坚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伦理信念，彰显“执政为民”的伦理风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也将指日可待。

［注 释］

①本论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唐凯麟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特别感谢！

②“伦理”（ethic）主要指向公共生活中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规则。表率可以是名词，指“好榜样”。其中“表”为“榜样、模范”，“率”为“楷模”。“表率”是由“表”和“率”两个同义语素构成的并列式合成词。同时在古代汉语中，“表率”也可用作动词，有“督促率领”的意思，语出《汉书·韩延寿传》：“幸得备位，为郡表率。”简而言之，“伦理表率”是指公共生活中协调与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则或规范的好榜样与好示范。

③“三个表率”是指：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作表率；在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作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上作表率。参见《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16 页；舒风：《新时代党建十讲》，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11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