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儒学重估
——以嵇文甫为中心的探讨

王 锐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页。。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之一就是探索如何继承数千年之久的儒学遗产。这不仅关系到在民族国家林立之世能否树立起自洽的、有普遍性的政治与文化认同，而且关系到如何处理与儒学相伴而生的中国社会和经济结构，例如士绅支配与农民生计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更与建设现代性与民族性特征兼具的文化息息相关。到了193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剧，并且通过革命实践不断认识到“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弊病，在五四运动中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开始较为系统地思考如何将革命理论与民族特色相结合，挖掘中国历史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培养从中国的历史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的良好习惯。从“新启蒙运动”开始，中国共产党人与左翼知识分子就大力提倡“民族的自觉与自信”(2)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7页。。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