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佩玉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新中国成立前夕,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如何处理外国在华企业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取消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控制权以后,“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1)《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1435页。近年来,学界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外资在华企业衰微及退出过程有所关注。(2)主要有:张侃的《建国初期在华外资企业改造初探(1949—1962):以上海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的外资企业政策有一定的探讨。宋佩玉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英资银行清理过程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消除文化霸权: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上海美英电影公司的监管与清理》(《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则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外资银行、美英电影公司的清理过程及政策变化进行了考察。国外学术界利用英、法等国档案对这一时期在华外资企业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Aron Shai,The Fate of British and French Firms in China,1949—1954,Imperialism Imprisoned(Macmillan Press LTD,1996)。本文拟选取上海外资房地产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在挖掘已刊、未刊档案的基础上,通过对其监管与清理进行探讨,借以折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外交关系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