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大歌：复调音乐与族群认同的互构
——以贵州省榕江县为例

马伟华 岳姝瑶

一、问题的提出

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侗族大歌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①有观点认为侗族大歌最早来源于春秋时期的《越人歌》，发源较早，但也有考证认为《越人歌》是古壮歌，学界对此仍未有定论。韦庆稳、张民等音韵学家分别用壮语、侗语翻译了《越人歌》，发现《越人歌》的壮译、侗译都和古译的情感、意思、韵律基本相同，因而朽木次郎在《侗族乎？壮族乎？——也谈〈越人歌〉的族属》（载《贵州民族研究》1988年第4期）中指出这是因为壮族、侗族有共同的祖先，其壮语、侗语有共同的来源，因而《越人歌》属于壮侗语族各民族才是较为公正的说法。根据以上考证，本文在此认为侗族大歌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至今仍有余音回响。侗族大歌又称“嘎老”（侗语对大歌的称谓），是一种需要集体参与的复调音乐，经过一代又一代侗族成员的传唱流传至今，承载着侗族的历史记忆，也寄托着侗族的精神情感。当前众多传统文化受现代化的冲击而溃退至没落无名甚至是失传境地，侗族大歌却得以幸存并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行保护，与侗族的生活环境和思想观念还未受太多现代化侵蚀具有密切关联，国家的重视及相应政策支持也产生了推动作用。但现代性的冲击并未完全消失，它渐渐侵入侗族社会：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促使就业机会增多，吸引了大量侗族年轻人外出务工；电子媒介的传入为侗族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也伴随而生各种诱惑。现今侗族大歌的传唱者主要集中在中老年群体中，大部分年轻人不会唱大歌甚至不会说侗语，文化在代际传承中面临着断代危机。

西方学界较早关注族群认同问题，人类学意义上对族群的划分主要包括生物性的外部特征、文化价值、互动领域、归属认同等要素，产生了原生论、“文化说”、工具论等理论流派。文化说简单地将族群认同归因于文化，弗雷德里克·巴斯的“族群理论”进一步强调了互动对于维持认同的作用，以主观的特征弥补了客观区分的不足②[挪威]弗里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原生论则关注世系、起源与生物基础的影响，其中社会生物学派强调生物因素的作用；而文化历史学派则认为族群在血缘、语言、习俗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其中蕴含了一种难以解释的原生情感将个体与族群紧密相连①[美]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307—308页。。但无论是文化的、互动的还是生物的，由其产生的情感最终都转化为积极的表达，并在族群建构中产生重要力量。与此相反，工具论意义上的族群认同偏于消极，其理论核心是说认同随场景的转换而改变，即族籍作为一种在有限资源的竞争中能够获取利益的身份时才具有唤起认同的能力②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9—350页。。但“理性人”并非只是精于算计的机器，工具论忽略了人的情感。意识形态构说从宏大叙事的层面来阐释族群认同，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族群产生于民族国家之中，民族国家以其结构性的力量深刻影响着族群认同③同上，第353—354页。。

以西方理论为基础，国内学者对族群认同理论及应用进行了研究。周大鸣认为族群具有体质和文化的客观基础，族群认同源于族群间的接触以及基于客观基础形成的对彼此异同的认知，对“我族”与“他族”差异的认知，是族群认同产生的基本条件④周大鸣：《关于中国族群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语言、宗教、习俗、体质特征、地域分属、历史渊源等作为促进族群认同的要素，展现族群归属的基础性作用非常明显⑤孙九霞：《试论族群与族群认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文化与族群认同之间具有密切联系，文化往往成为族群认同的载体。在呈现族群认同的过程中，相似的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群体凝聚力，是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志。国内学界将文化与族群认同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成果比较多，但从音乐角度将其与族群认同有机结合起来研究的成果却比较鲜见。

当前学界对侗族大歌的研究主要关注其音乐形态、艺术风格、产生条件、影响因素、功能意义等内容。有研究基于侗族大歌的音乐形态，从音乐民俗学、音乐心理学、比较音乐学等领域进行了阐述⑥张中笑：《侗族大歌研究50年（上）》，《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3年第2期；张中笑：《侗族大歌研究50年（下）》，《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3年第3期。。申茂平从生态环境角度分析侗族大歌产生的条件，指出环境的变迁会引起侗族大歌的嬗变，保护大歌意味着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⑦申茂平：《侗族大歌赖以产生的生态环境及其嬗变与保护》，《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梁梅从符号学角度对侗族大歌进行解读，认为侗族大歌是一种原生态的符号，承载着侗族的生态、文化、历史、道德，是凝聚侗族精神力量的象征符号⑧梁梅：《侗族大歌的符号学解读》，《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还有研究通过对侗族大歌歌俗仪式的田野调查，描绘了侗族地区的传统社会结构，揭示了侗族大歌与传统“地缘结构”“亲属制度”“民族仪式体系”之间的关系⑨杨晓：《亲缘与地缘：侗族大歌与南侗传统社会结构研究（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杨晓：《亲缘与地缘：侗族大歌与南侗传统社会结构研究（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进而阐明侗族大歌变迁的核心在于现代化引起的社会结构变迁。当前已有研究注意到了音乐与少数族群的族性具有密切联系，并从此角度进行了探讨。例如，彭兆荣以侗族大歌为引，阐释了音乐与地域、族性的关联，指出了当前侗族大歌研究中对族性与音乐关系认识的薄弱与不足⑩彭兆荣：《族性的认同与音乐的发生》，《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3期。，该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却没有进一步分析侗族大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深层互动。

综上所述，学界对族群认同的研究形成了相关理论，并从文化人类学角度阐释了文化在族群认同中的特殊意义。但是，将大歌与侗族认同结合起来，深入分析两者内在联系的成果较为少见，有待于对此展开深入研究。大歌是侗族重要的精神引领与文化载体，看清它与侗族认同的关系对于大歌的传承以及侗族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这样的研究目的，课题组于2019年7月，在贵州省榕江县进行了田野调查，与侗族大歌传承艺人、文化保护工作人员等进行了访谈，获得了一定的研究资料，为后续研究做好了准备。

二、集体的歌唱：侗族群体力量与认同发生的文化符号

大歌之大，不仅在其气势，也在于其形式场合上的外在体现。它是一种复调音乐，除领唱外还需要多声部的人声伴唱，是需要集体参与的音乐活动。侗族大歌主要有声音大歌、叙事大歌、童声大歌、鼓楼大歌、礼俗大歌等歌种①普虹：《侗族大歌——民族的瑰宝》，《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3年第2期。，诸如模仿自然之音的蝉之歌（声音大歌）、男女在鼓楼对唱的情歌（鼓楼大歌）、客人来访时热情的拦路歌与敬酒歌（礼俗大歌）等，都是侗族与自然环境、外部世界和谐共生的见证。过去侗族没有文字，其文化集中体现于歌中，侗族的历史、文化、道德、教育的传承都依托大歌的口传心授。大歌本身就是活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呈现，是支撑侗族存在的一大要素。

大歌是一种日常性的活动，农闲之余的歌唱使人暂时忘记苦和累，带来精神上的放松与满足，因此大歌也与侗族社会的时序产生了密切关联：农耕不忙时侗族成员往往会唱大歌，“小忙时小唱，大忙时不唱”，长此以往，大歌便成了与自然时序相和谐的民间艺术。②薛英华、杨传红、任芳：《人类学视域下侗族大歌的数字化传承与保护策略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侗族成员在不断的歌唱中练就了好嗓子，大歌出口便声音洪亮、气势磅礴。侗谚“歌养心，饭养身”在侗族民间广为流传。从这句谚语可以看出，对侗族而言，唱歌和吃饭同等重要。榕江县侗族大歌国家级传承人HGM告诉笔者：“必须要教他们唱歌，我们侗族人是‘歌养心，饭养身’，唱歌就像吃饭一样重要，每个人都要会唱歌。”③访谈时间：2019年7月10日；地点：榕江县宰荡村HGM家中；访谈人：岳姝瑶；受访者为侗族大歌国家级传承人（歌师）HGM。

历史记忆中有关“起源”的部分强化了族群成员的同胞手足之情，这是族群根基性情感的来源④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大歌作为侗族文化的传承载体，记录了侗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也隐喻着侗族成员的集体记忆，凝聚着族群内部的原生情感。族称能够界定民族自身并与他者相区分，⑤罗彩娟：《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作为壮族主源的“骆越”文化表征》，《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歌师将自己认定为侗族的一员，“我们侗族人”传达出的是一种族群归属感与文化自信，是对“我族”身份的认同，“我们”不是他族，就是“侗族”，而“侗族”所指就是“我们”，而且“我们侗族”的每个成员都会唱歌，大歌就是侗族成员的标志，体现了“我族”与“他族”的差异。

侗族大歌是纯人声的复调音乐，集体的参与是音乐发生的必要条件，在集体歌唱活动中，共同的族群身份、特有的仪式，唤起了个体的族群归属感——“我”是侗族的一员，歌唱行动本身也体现了其鲜明的身份属性。在对固有文化的强烈认同下，榕江县宰荡村的侗族成员具有十分的自信。即便将大歌与当今受众较多的流行音乐相比，他们仍然认为大歌不差分毫。“侗族人要会唱歌”“侗族是一个会唱歌的民族”，这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建构起来的族群共识，深深烙印在每个侗族成员心中。

大歌对于侗族群众来说是闲暇时的放松活动，是举行重要仪式时的展演习俗，也是历史文化传承的载体，更具有精神引领的作用。在谈及大歌传唱者的影响力时，歌师HGM说：“唱的歌多的人、懂得多的人受到大家尊敬，歌师就是精神领袖。”①访谈时间：2019年7月10日；地点：榕江县宰荡村HGM家中；访谈人：岳姝瑶；受访者为侗族大歌国家级传承人（歌师）HGM。榕江县少数民族非遗保护项目负责人YYS介绍当地侗族大歌的情况：“宰荡村在国家级歌师HGM老师的带领下，在大歌传承上做得尤其好，他们人人都唱歌，并且有文化自信。”②访谈时间：2019年7月16日；地点：榕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办公室；访谈人：岳姝瑶；受访者为榕江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负责人YYS。

除了为比赛、重要仪式的展演做准备之外，宰荡村村民在歌师的带领下几乎每个晚上都有教歌、练歌、对歌等集体活动，男女老少围坐在鼓楼的篝火前唱响“嘎老”已成常态。对于侗族而言，大歌不是居于高处不可触碰的神圣习俗，而是贯穿于侗族成员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中的日常爱好，这种热爱与认同是从小就培养起来的。宰荡村的年轻一辈从小就受到这种歌唱氛围的熏陶，即便在接触现代文明后他们也未对大歌失去兴趣。歌师HGM谈及当地的大歌传承情况：“大歌是小时候就要学的，这是寨子的要求，但他们自己也爱唱，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唱歌。以前我白天干活，他们就晚上来学歌，现在就是他们一放假就来学歌。”③访谈时间：2019年7月10日；地点：榕江县宰荡村HGM家中；访谈人：岳姝瑶；受访者为侗族大歌国家级传承人（歌师）HGM。

宰荡村的大歌传承较为稳定，歌师的引领、侗民们的文化自信与强烈认同是主要的延续动力，另一方面也与国家及基层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分不开。作为榕江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负责人，YYS向笔者介绍了当地侗族大歌的具体保护情况：“一个是项目保护，一个是传承人保护。项目保护是收集整理，将非遗项目记录下来，节假日做展示展演活动，做活态的活动，并且将传统文化带出去，增强对自身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传承人保护要求传承人必须收徒弟，倾囊相授。省级传承人和国家级传承人都必须带10个徒弟，州级传承人带8个，县级传承人带5个。另一个就是办培训班，县里面邀请传承人办培训活动，村里面也是。或者是举办大歌比赛时，由传承人进行培训。”④访谈时间：2019年7月16日；地点：榕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办公室；访谈人：岳姝瑶；受访者为榕江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负责人YYS。

为了解除传承人的后顾之忧，国家每年都专门拨款补贴国家级歌师，使其能够专心于侗族大歌的传唱。HGM说到：“我从小就跟父母学歌，长大了就传歌。我现在是国家级传承人，每年有2万元的补贴去传承侗族大歌。”⑤访谈时间：2019年7月10日；地点：榕江县宰荡村HGM家中；访谈人：岳姝瑶；受访者为侗族大歌国家级传承人（歌师）HGM。对于身为国家级歌师的HGM来说，每年2万元的补助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当地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这些补助都源于其侗族歌师（非遗传承人）的身份。歌师是侗族的精神领袖，侗族大歌已经是亟待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歌师更是担负着传承的重要责任。在族群原生纽带的感召下，成员获得持续的归属感，这是个人认同的根基。⑥兰林友：《论族群与族群认同理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歌师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家庭氛围的熏陶而产生了对歌唱的热爱，小就学歌，老就传歌，传承大歌是他们基于家庭教育与族群原生情感而产生的责任和义务。国家的政策补贴客观上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消除了后顾之忧。歌师原本就存在基于原生情感而形成的文化传承责任感。在外部力量与利益的进一步推动下，族群纽带感召了认同的发生与强化。作为精神领袖的歌师有着强烈的族群认同，国家级传承人身份及补贴的获得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同。宰荡村大歌传承的良好氛围与歌师的领袖作用，及当地侗族群众强烈的族群认同是分不开的。

榕江县非遗项目负责人YYS，还向笔者介绍了当地非遗进校园的状况：“民族文化进校园这项工作，榕江县开展较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已经做了这个事情，现在非遗进校园可达到60%，做得很好的学校也有很多，其中7所学校最为优秀，寨马中学、寨马小学、加所小学等常年都在做这项工作并且都开有培训班。”①访谈时间：2019年7月16日；地点：榕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办公室；访谈人：岳姝瑶；受访者为榕江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负责人YYS。

除了家族传承、拜师学习、歌班培训等方式，融入校园文化也是大歌传承的重要方式，榕江县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方面给予了较多政策支持且效果良好，当地的非遗进校园已经达到了60%，这为大歌以及其他非遗项目的传承产生了推动力量。歌师作为侗族文化的主要传承人，在家族的长期浸润中已经产生了强烈的认同与责任感，进而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拜师学习与歌班培训则是非歌师家庭学习和传承大歌的方式，从教歌练歌、对歌活动到仪式展演，无一不体现着侗族文化独特的族群属性，大歌也在不断的“重现”中强化着成员的集体认同。这种对本族文化的自信与认同，成为侗族文化传承的精神支撑；在对固有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族群认同得以在代际之间延续，点燃了侗族文化生生不息的力量。

三、歌与群的互构：侗族歌唱传承与认同强化的文化载体

在侗族文化中，无论是侗年、萨玛节等重大节日还是侗戏、大歌等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形式，都承载着侗族成员的历史记忆。这些民俗艺术能够有效地把个人与群体联结起来，在群体实践及个体行动中塑造着侗族成员对“我族”与“他族”的区分，在差异中强化着自我认同②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侗年、萨玛节一年一度，侗戏也并非人人都会，但大歌却是家喻户晓、人人都会。在仪式性习俗及群体性活动的长期实践中，大歌已经完全融入侗族成员的血脉之中。

侗族大歌为侗族所特有，已经是侗族社会与外部“他族”的共识，来自他者的认可更加强化了侗族成员对其固有文化的认同。侗族的众多民俗都体现出了鲜明的集体性，在参与演唱大歌的活动中，侗族成员强化了族群认同及自身定位，凝聚了侗族成员的集体性力量，促使侗族成员主动参与而非被迫接受大歌，壮大了大歌存续与发展的“群”。正是拥有众多成员的主动参与，复调音乐才能发生。侗族成员的主动性、自发性、积极性是大歌得以传承的内在要素，其中包含着认同的力量。

多人参与的需要将个体纳入族群之中，拜师或加入歌班学习，能够在以血缘、姻亲为核心的家庭之外进一步拓展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歌班作为歌队成员学歌、练歌的地缘组织，客观上增强了成员彼此的联系，成员之间互相“换礼”，在农忙时节“换工”（交换劳动力的帮工）既是一种制度化的习俗③杨晓：《亲缘与地缘：侗族大歌与南侗传统社会结构研究》（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也是侗族成员日常生活中相互帮助、礼尚往来的和睦常态。除了地缘内部关系，侗族大歌也为侗寨村民与地缘外界发生联结提供了可能。虽然不同寨子间说的侗语不尽相同，但大歌是相通的，这也是大歌的魅力所在。那些与地缘外部联谊的主客寨鼓楼对歌活动，增进了群体（寨与寨）之间的互动，扩大了对歌青年之间的社会交往：歌声既展示了歌者的才华，也表达了其爱慕之情④张旭、龙昭宝：《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侗族大歌传播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大歌进而成为异性之间产生情感联结的文化载体，在侗族青年男女的择偶中发挥着特殊作用。以对歌为媒介的侗族婚姻关系的缔结，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增强族群认同的重要力量。

HGM的女儿YXZ向笔者介绍了当地（宰荡村）和其他寨子对歌前一些不成文的礼俗：“对方三个人来送请帖邀请，我们开会同意的话就把帖子放在鼓楼上，他们看到了就回去告诉他们寨子，我们接下来就让对方回去报信，定好日期我们就去对歌，因为是（他们）邀请我们去，所以他们会送我们腌鱼和糯米，如果是他们来我们这儿对歌我们也要送（他们东西）。”①访谈时间：2019年7月10日；地点：榕江县宰荡村HGM家中；访谈人：岳姝瑶；受访者为侗族大歌国家级传承人（歌师）HGM的女儿YXZ。

互赠物品的形式是主客寨之间既定习俗与礼仪往来的体现，彰显了侗族大歌在日常娱乐之外庄严的仪式及交往属性。在此意义上，对歌成为寨与寨之间交流联系的一种方式，参与对歌的青年男女即便此前互不相识，也能在此活动中渐渐熟络并拓展自己的人际圈，这为跨寨间的通婚提供了建立情感基础的机会，但在村寨间进行对歌其主要目的还在于强化了两寨之间的友谊②杨晓：《亲缘与地缘：侗族大歌与南侗传统社会结构研究》（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现代文明涌入之前，侗族一直聚居于信息闭塞、相对隔绝的山区村寨，活动范围主要在同寨地缘之内，偶有的主客寨对歌活动也是集体外出参与，使侗族内部的集体性倾向较为明显，其思维方式仍然带有传统的集体化倾向，现今尚未发生太大改变。在谈及榕江县侗族的基本状况时，该县文体广电旅游局WQ局长说到：“榕江县这块的侗族生活方式保存比较完整，他们的思维方式没有发生变化，观念比较落后，这也跟贵州比较偏远有关。侗族天生会唱歌，会跳舞，能喝酒，每家都会烤酒喝。”③访谈时间：2019年7月16日；地点：榕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办公室；访谈人：岳姝瑶；受访者为该局局长WQ。

榕江县非遗项目负责人YYS在介绍侗族大歌时，也谈及了侗民的思想观念：“当有人进村时我们会组织唱歌迎接客人，如果在那个时候没有被叫到去唱歌的人是会有不好的想法的，他会想为什么不叫我，是要排斥我、抛弃我吗？这种思想观念与非侗族的人不同，侗族人就不会去想这个时间做自己的事情如何，看看电视休息一下如何，他们就是这样必须要参与，即使在后面张张嘴，只要参与了便会感到很高兴。”④访谈时间：2019年7月16日；地点：榕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办公室；访谈人：岳姝瑶；受访者为榕江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负责人YYS。

这种依偎集体的参与观念是增强族内凝聚力的外在表现，侗族大歌是集体式的歌唱，在活动中“被记得”意味着人际关系融洽、友邻和睦，是个人社会关系处理得当的象征，而未参与或被遗忘则表明其社会关系网络存在一定的问题。这样的思维方式助推个人积极参与群体活动，进而积聚了侗族社会的内部力量，也是大歌得以生生不息的原因。此时的大歌成为人际关系网络中的连接符号，即便是象征式的“张嘴”参与，成员也能在其中获得情感的满足和集体支持的心理暗示。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族”是想象而生的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相互联结的意象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⑤[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对于能歌善舞的侗族人来说，侗族大歌的展演就是群体文化特质与身份属性的体现，集体音乐的发生有赖于个体之间的互动，流动的音乐本身就是活态的文化符号，激发了歌者心中的侗族文化与历史记忆。在参与大歌的展演中，侗族成员拓展了社会关系网络，在与族内成员的互动中获得了情感满足和族群归属感，强化了“我族”，而与“他族”相区分。族内成员之间共同的仪式表演，对于维持和增强集体记忆、强化族群认同产生了重要作用⑥高源：《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在多样化的展演中，歌声唤起了侗族成员共有的文化记忆，彼此的互动勾连起个人与集体及其地缘内外的社会关系网络。侗族大歌这种文化载体的特殊作用，无论从主观的情感上还是从客观利益而言，都助推了侗族大歌传唱者族群归属感的增强。

在现代文明日益发达的今日，社会成员行动的个体化倾向及自利意识都在增强，原先需要面对面交往建立的情感联系，可以依托互联网平台实现。时至今日，网络通信已经深入侗族社会，但并未分离侗族成员的族群意识，大歌的集体参与象征着族群内部关系的融洽，成员彼此间的认可给个体带来心理的愉悦。在情感归属的获得中，他们感知并强化自己的族群身份。“不会唱歌，难以做人”的侗谚，生动地刻画了大歌在侗族成员社会化中的意义。大歌存在于侗族社会的各个角落，侗族日常的婚丧嫁娶、仪式祭祀、人际交往，都离不开大歌。在大歌展演的歌俗仪式中，侗族成员之间的互动成为维系侗族社会结构稳定的集体性力量①杨晓：《亲缘与地缘：侗族大歌与南侗传统社会结构研究（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大歌是“我族”特有的文化活动，侗族大歌使个体在拓展社会关系网络的同时，获得了来自群体的安全感、归属感，以及对侗族的心理依赖。“认同的秘诀在于记忆”②[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71页。，歌唱与仪式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在唤起集体记忆的同时，也强化了侗族成员的族群认同。

结 语

经历了长时间的传承发展，侗族大歌已经嵌入侗族社会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之中，成为侗族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仪式性习俗中的正式展演、异寨交往联谊到田间地头的放松，歌的发生联结起侗族社会中的个体成员，他们以群体性发声的方式彰显着对侗族的认同。在个体层面，以歌会友使个人获得了情感满足以及来自群体的支持性力量，也将人际交往延伸到以血缘姻亲为核心的家庭之外，在地缘性歌班组织及对歌活动中拓展了个人的社会网络。大歌在侗族社会内部建立起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联，侗族成员在互动中获得了族群归属感，也增强了对侗族的认同。

与那些间期性的文化习俗相比，侗族大歌是日常性的群体文化活动。族群性参与是大歌之“大”的原因，众人歌唱的互动形式在每一个侗族成员间，建立起了对“我族”的认同，在强烈的族群认同中大歌具有了传承延续的主观力量。歌与群在侗族成员的互动中彼此建构，也保证了侗族社会的有序运转。被纳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侗族大歌已经闻名海内外，他者的赞誉强化了“我族”的认同，大歌记载了侗族的精神文化与历史记忆，集体性参与也强化了侗族成员的自我认同，在气势磅礴的歌唱中传递着文化自信。

受现代性的不断冲击，侗族文化传承已经面临代际断裂的隐忧，贵州省榕江县宰荡村大歌传承的良好状态只是个案。许多人对其他侗寨里的大歌传承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一些侗族年轻人不再像他们的长辈那样，自觉地认真学习大歌。当前仍在坚持传承大歌的歌师渐渐年老，年轻人大多被城市眼花缭乱的生活吸引而外出打工，留在村寨里的年轻人越来越钟情于网络、手机、电视等现代通讯或娱乐传媒，大歌的传承面临着后继乏人的风险。

侗族大歌面临的危机其实是侗族文化传承的危机，习俗、语言的流失会削弱其族群认同甚至影响侗族社会结构的稳定，进一步解构本就备受冲击的侗族社会。榕江县相关部门已经注意到侗族大歌的重要性，对其传承保护给予政策及财政支持。然而，外部力量只能产生辅助作用，类似大歌这样的侗族文化要长久发展，所能依靠的仍是侗族成员对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