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总校和抗大二分校在陈庄

★ 田越英 彭学涛

抗大二分校和抗大总校分别在1939年2月和1939年10月进驻陈庄。抗大在陈庄驻训4 个多月；抗大二分校在陈庄一带驻训5年，培养了2 万多名军政干部，为前线部队培养输送了大批抗日军政人才，为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抗大总校进驻陈庄

抗大的前身即“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是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瓦窑堡建立。校长林彪，政治委员由毛泽东兼任，教育长罗瑞卿，党总支书记莫文骅。第1 期学员全部是红军干部。

1937年1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两天后，抗大第2 期在延安开学。抗大总校设有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毛泽东为教育委员会主席，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训练部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傅钟（后莫文骅），校务部长杨立三。第2 期学员除红军干部外，还有青年学生。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①《毛泽东文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 页。这是抗大的教育方针。

抗大总校在延安一共招收了5 期学员。第5 期学员4962 名，来自全国各地，还有95 名华侨和26 名朝鲜籍学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来自敌后战场的打击越来越大，日军调整了战略，对正面战场，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将作战重心转向敌后战场，致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承担日军主要的进攻压力。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制造摩擦，使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严峻困难。为了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吸收和培养更多的抗日干部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进一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于1939年6月20日作出《关于抗大陕公本校等迁到晋东南的决定》。抗大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着手各项挺进敌后的准备工作，将抗大总校改称“八路军第五纵队”（后来又改称“青年纵队”），由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成仿吾任副司令员，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王智涛和欧阳毅分任参谋长、副参谋长。

抗大总校出发前夕，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为他们送行，毛泽东送他们“三个法宝”：一是要坚持统一战线，二是要开展游击战争，三是巩固内部团结。①《欧阳毅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298 页。这成为抗大总校开展敌后办学的指南。

1939年7月10日，抗大总校在罗瑞卿副校长率领下离开延安，踏上了挺进华北敌后的征程。此时，日伪军正在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抗大总校不得不改变行军计划，后来报请中央军委批准，确定先开赴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尔后再待机向晋东南挺进。8月上旬，抗大总校分3 个梯队相继出发，途经陕西、山西、河北3 省25 个县。经过两个半月的“小长征”，抗大总校的第1、第2 梯队于9月末到达河北省灵寿县陈庄，此时正逢八路军第120 师取得陈庄战斗胜利之际。10月10日，抗大总校在校政治部驻地举行了祝捷大会。不久，抗大第3 梯队也抵达陈庄。至此，抗大总校完成了向敌后进军第一阶段的任务，并开始了为期4 个月的边战边训生活。1940年1月，抗大总校第5 期学员毕业，在陈庄举行毕业典礼。八路军第129 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等参加大会并发表讲话，热烈欢迎抗大毕业学员到部队工作。

鉴于晋东南地区已基本上粉碎了日伪军的大规模“扫荡”，局势比较稳定。1940年2月上旬，抗大总校从陈庄一带出发，于2月26日抵达山西省武乡县的洪水、蟠龙镇一带。至此，抗大总校完成了挺进晋东南的任务。

二、抗大二分校进驻陈庄及历史沿革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重申了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强调党的主要工作是在战区和敌后。为应对敌人进攻西北，减少财政困难，扩大抗大，1938年12月初，中央军委决定以抗大第7 大队和第1 大队第1 支队为基础，组建抗大第二分校，东进晋察冀根据地办学。

（一）抗大二分校成立。1938年12月13日下午，抗大总校副校长罗瑞卿在延安小礼堂召开干部会，正式宣布成立抗大第二分校。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到会讲话，说明在敌后建立抗大分校的必要性和四点好处：一可减轻陕甘宁边区人民的负担；二可就近招生和分配工作减少旅途长途跋涉，缩短学习周期；三能及时搜集到我军作战的实例，补充书本的不足，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四能使抗大的教职员在敌后的作战环境中得到锻炼。最后，罗瑞卿勉励大家：“只要你们成功了，我们也会跟着来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②《向前向前的光辉历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第11 页。

抗大二分校的第1 期学员主要以抗大第5 期的第7 大队和第1 大队第1 支队为基础，吸收抗大第2、第3、第4 大队一部和陕北公学的旬邑分校，以及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各一部合并组成，共2000 余人。校长由抗大总校训练部部长陈伯钧担任，副校长由陕北公学教育长邵式平担任，徐德操任训练部部长，袁子钦任政治部主任，张平凯任政治部副主任，吴先恩任供给处处长。

（二）抗大二分校进驻陈庄。1938年12月下旬至1939年初，抗大二分校2500 余人，分三个梯队，先后开赴晋察冀根据地。第一梯队由第1 大队大队长詹才芳、副大队长侯正果、政治协理员李中权率领，第二梯队由校长陈伯钧率领，第三梯队由副校长邵式平率领，分别从瓦窑堡、延安、蟠龙和关中地区出发，东渡黄河，突破同蒲路封锁线，于1939年2月24日前，进驻河北省灵寿县陈庄地区。

抗大二分校进入晋察冀边区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立即派部队沿途掩护，第四分区司令员熊伯涛、政委刘道生亲自率部队迎接。到达陈庄后，聂荣臻派参谋长孙毅和政治部主任舒同代表军区首长前来慰问，并介绍边区的敌我斗争形势和军区部队的情况，希望抗大二分校培养出更多能适应前线作战需要的干部。

1940年6月，陈伯钧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离职去延安，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孙毅接替陈伯钧任抗大二分校校长。抗大二分校共办了5 期：

从1939年3月至9月，办了2 期。第1 期编成4 个大队，学员1106 人，绝大多数是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第2 期于1939年5月开学，学员主要是来自晋察冀军区部队的干部，还有部分地方干部，共计2327 人，编为4 个大队。9月下旬，抗大总校到陈庄后，抗大二分校把驻地让给总校，便迁到灵寿县韩信台和神南镇一带。

1940年3月，抗大二分校开办第3 期。这期学员分高干科、上干科和普通科。高干科主要训练团、营干部，编成两个队；上干科主要训练连队干部，也编成两个队。高干科和上干科，这4 个队编成特科大队。普通科主要训练班排长，编成4 个大队。学员年底毕业。

1941年1月开办第4 期。高干科和上干科合并为高上科，营、连干部学员300 多人；普通科的班、排干部学员3900 多人，共计学员4200 多名，编为4 个大队。1942年反“扫荡”时，普通科学员编入晋察冀军区所属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分区，对外称教导大队，归军分区领导，但教学业务仍受分校指导。抗大二分校只留高上科4 个队，这4 个队于1942年3月开学，为抗大二分校的第5 期，共有学员340 余人。

在此期间，抗大二分校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保存和培养干部、准备反攻的指示精神，先后成立了附设中学和陆军中学。附设中学1942年1月6日开学，学制三年。校部驻女庄，学员队驻大湾、牛庄一带。它是为培养有文化的军政干部和将来建立技术兵种准备人才。它既有普通中学的特点，又是一所军事学校。文化课内容与当时的普通中学基本相同，军事课有队列、地形学、行军、警戒和紧急集合等课程。附中校长开始由李志民兼任，以后由江隆基担任。陆军中学于1942年5月成立。学员是从部队选拔的优秀班排长和老战士，约600 人，编为4 个学员队，学制三年，驻阎庄、大夫庄、谭庄一带。二分校训练部部长唐子安任总队长（后由骑兵团长李钟奇接任）。

（三）抗大二分校撤销。1943年2月，抗大二分校奉中央军委之命，由校部机关率高上科共300 多人到陕北绥德归总校建制。5月，附中到甘肃省合水县编为第7 分校第2 大队。1944年3月，陆军中学第1 大队迁往绥德，编为抗大总校第2 大队。3月下旬，孙毅校长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3月底，陆中第2 大队改称晋察冀军区干部总队，归军区直接领导。这也是后来的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的基础。至此，抗大二分校即行撤销。

三、抗大在陈庄期间的办学特色

抗大总校和抗大二分校在敌人眼皮底下办学，尤其是抗大二分校坚持办学5年多，先后培养了5 期学员，共计2 万余名干部，补充到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其中有一些独特的办学方法和特色。

（一）制定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办学方针和原则。敌后办学完全不同于在延安时期，面临各种困难。校长陈伯钧在抗大二分校周年纪念会上，把抗大二分校办学的环境特点归纳为四个方面：“一、学校住址离敌人最前线不足百里，经常有被敌袭击之可能；二、敌机时常“照顾”我们，枪炮声不断听见；三、斗争尖锐，个别地区还隐藏有特务和少数汉奸；四、无固定校舍，天然的原野就是课堂和操场，老乡们暂借出部分平房、土炕作为我们的自习室和睡床。”①陶汉章：《敌后办学的先行》，《抗大炉火照千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91 页。

但抗大毕竟是院校，而不是作战部队，在这样一个动荡、流动的环境中如何办好学校？抗大二分校领导明确提出“教育计划等于作战计划”，要实行教学、行政和政治工作一体化。第一，将训练部视为前线司令部，统一管理行政与教学工作。第二，学员队的行政和政工干部如果有任教能力的都要兼任主任教员或教员。聂荣臻、贺龙、关向应、甘泗淇、吕正操等都抽时间到二分校授课。第三，明确规定大队和学员队的首长就是相应层次的教学负责人，这些负责人要尊重教员的意见，与教员协商解决教学中的问题。第四，明确了校机关、大队、学员队在教学中的各自的职责。学员队负责实施教学计划；大队负责督促、检查与研讨实施方法；训练部则负责确定教学方针方法及检查督促教学计划的贯彻执行。第五，在军事教育科、政治教育科设立研究室，以提高教学水平。第六，政治教学中，每门课程由学员选出一名课代表，以加强学员与教员之间的联系。

在课程设置上，本着“理想教育和民族解放战争相结合、军事理论教学和抗日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第一期教学开始，确定了适应敌后条件的教学课目。军事课有战术、技术、兵器。战术课包括步兵战术、游击战术和日伪战术研究。技术课包括射击、刺杀、投弹和土工作业四项。兵器课以兵器知识条例条令为内容。此外，还编印了《军事问答一百条》作为辅助教材。政治课前两期有马列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哲学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从第3 期开始，针对学员基本上来自战斗部队、文化程度偏低的情况，将政治课调整为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党的建设、党的基本政策、政治工作等。此外，还有语文、算术、自然常识等文化课，以提高学员阅读写作能力，对文盲、半文盲的学员，则从识字扫盲入手。同时，他们还要克服生活上的困难。上大课没有教室，只能在野外树林讲授；用门板当黑板，石头土块当板凳，双膝当课桌。墨水、纸张等物资匮乏。学员们经常用树枝当笔，以地面当纸。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使一批又一批学员顺利毕业。

（二）边战边训，训战结合，在战火中成长。抗大二分校进驻陈庄地区后，也正是日军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之时。学校利用这样特殊环境把学习作战理论与战场实际相结合，边战边训、训战结合，在战火中成长，先是组织见学和实战演习，到后来就直接参加作战。

1939年5月，八路军第120 师第359 旅在上下细腰涧取得了歼灭日军700 余人的胜利，政治部副主任张平凯、教育长陶汉章率学员紧急赶到灵邱、繁峙见学。9月9日，日伪军300 余人向青廉窜扰。抗大二分校派出一个区队组成武工队，掩护农民抢收秋粮，连续向窜扰青廉之敌袭击，保证农民将秋收的公粮全部运出。这是二分校到敌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之后，抗大二分校学员又直接参加了陈庄战斗和黄土岭战斗。

1939年9月，日军得知在陈庄有八路军后方机关和抗大二分校等单位，妄图举行“秋季大讨伐”，攻占陈庄，消灭八路军后方机关和抗大二分校等单位。

9月26日，日军独立第8 旅团第31 大队1100 余人，经慈峪绕山间小路偷袭陈庄。27日上午，抗大二分校第1 大队第3 队的一个区队正在陈庄东南的头道沟上“小哨课”（一个区队少量人员放哨，其余人员上课），发现敌情后开火阻击敌人，并向陈庄报警。与日军交火中，一名学员中弹牺牲。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距陈庄较远，第1 大队第1 支队队长张行中、教导员谢特山奉命带领第6、第7 队迅速抢占日军偷袭陈庄必经的南山头，利用有利地形阻击敌人，掩护全校及地方机关和驻地群众安全转移。日军独立第31 大队田中大队长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不经大的战斗而占领陈庄，这是指挥者的天才。”①《张宗逊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213 页。但日军进入陈庄后，看不到一个人影，也找不到一粒粮食。28日，日军开始撤退，在坡门口遭到八路军第120 师主力部队的伏击。抗大二分校学员配合主力部队，在第358 旅旅长张宗逊和校长陈伯钧的指挥下，突然向日军发起攻击，战至29日晨，基本消灭了偷袭陈庄之敌。这是抗大二分校以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范例。

黄土岭战斗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军区和八路军第120 师等部队在河北省涞源县东南黄土岭地区对日军进行的伏击战。1939年11月7日，八路军主力在黄土岭围歼驻涞源日军独立混成第2 旅团主力，蔚县、易县、满城、唐县、完县之敌多路出动增援。正在北岳地区进行训练的抗大二分校第1 大队，受命在神南地区阻击完县北上之敌，阻敌向黄土岭增援。大队长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率领全大队学员迅速赶到指定地区与敌激战两天一夜，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毙敌数十名。直到胜利完成阻击任务，才撤离阵地。

抗大二分校还直接参加了百团大战。1940年8月抗3 团在团长陈文彪、政委李中权率领下开赴冀中，时逢百团大战全面展开。遵照军区命令，抗3 团就近参加了沧（州）石（家庄）路的交通破击战。

百团大战后，日军从正面战场抽调主力，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并把“消灭抗大（指二分校）”作为“扫荡”的目标之一，用飞机撒放十余万份传单，《敬告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学生诸君书》，威胁和恐吓抗大二分校人员。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称：“消灭抗大，就等于消灭边区一半”，“宁肯牺牲20 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50 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①《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4 页。。

聂荣臻司令员指示抗大二分校，要在反“扫荡”中锻炼学员，提高敌后适应能力。针对日军“分散配置、分进合击”的特点，抗大二分校采取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的方法：8月下旬，抗一团由政治部主任李志民率领，跨过平汉路封锁线，到冀中平原与抗三团会合，继续进行平原游击战术训练。校长孙毅带领机关直属分队和抗二团，到冀西参加八路军山区部队反“扫荡”斗争。副部长陶汉章率高上科、训练部、政治部大部分和校务处、卫生处，经阜平县转移到山西省繁峙县神堂堡以南一带。随后又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在一个多月的紧张斗争中，翻山越岭，连续行军，紧急突围7 次，大小转移42 次，行程600余公里，配合主力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反“扫荡”胜利后，又将学员化零为整、集中训练了一个时期，有500 多名学员分配到部队。

（三）有一支久经战火锤炼、能文能武的领导和教学队伍，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军政干部。抗大的领导、学员队干部和教员都久经战火锤炼，既能带兵打仗，又有文化水平。他们有的毕业于黄埔军校，有的毕业于其他军事学校，还有的是从苏联或德国回来的留学生；有近百人后来成为开国将军。如罗瑞卿、王智涛、欧阳毅、陈伯钧、孙毅、陶汉章、李志民、徐德操、袁子钦、张平凯、吴先恩、詹才芳、李中权、洪水、唐凯、李钟奇、傅崇碧、杜喻华、徐信等等。抗大二分校的首任校长陈伯钧，是黄埔军校第6 期毕业生，开国上将。他任校长期间，直接指挥抗大二分校参加陈庄歼灭战和黄土岭战斗，及时总结了教学与实战相结合的经验。他指出：“部队在前线的中心任务是以作战杀敌为主，而学校则一切工作以教育为中心。”②《向前向前的光辉历程》，第13 页。陈校长还亲自为《抗大二分校校歌》作词，吕骥为之谱曲，校歌被广泛传唱。接任陈伯钧的孙毅校长，毕业于河南陆军军官学校，开国中将。他任校长期间，主张学校教育应结合战争实际严格训练，认为战争实践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最好的课堂。他说：“信念，生命之光；环境，冶炼人才之炉。”③《向前向前的光辉历程》，第26 页。

正是有了这样一支能文能武的领导和教学队伍，才培养了一批有牺牲奉献精神的优秀军政干部。抗3 团的学员王东沧、赵杰，毕业后回到安平县游击大队。他们带领县大队歼灭安平县守城一个伪军中队，俘敌300 余名，缴获枪100 多支。他们与敌人斗智斗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捣毁敌人7 个炮楼。由于汉奸告密，他们在一次开会时被敌包围。为掩护同志们突围，王东沧不幸中弹牺牲。“狼牙山五壮士”的幸存者葛振林、宋学义也是抗大二分校陆中的学员。在1943年的秋季反“扫荡”斗争中，葛振林带领他的“飞行组”，以“麻雀战”形式，一举击毁敌人一辆汽车，我无一伤亡，受到总队首长表扬。

抗大在陈庄一带办学5年，培养了2 万余名军政干部，补充到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