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戚继光作战思想

★ 陈文辉 葛业文

戚继光一生身经百战，在南方扫平倭寇，在北方抵御蒙古铁骑，为保卫边防，安定百姓，立下了不朽功勋。在长期的征战生涯中，他一方面对传统的作战指导思想和原则在继承的基础上，予以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又基于火器飞速发展的时代特点，勇于突破藩篱，提出了新的作战原则与理论。戚继光的作战思想，散见于其所著的《纪效新书》（包括18 卷本和14 卷本两部）、《练兵实纪》等兵书，及相关奏议、文章里，更多则体现于其作战实践当中。归纳起来，主要是在作战指导上主张“算定战”，“因敌转化”，攻守结合，集中兵力，大创尽歼；在战法上主张以火器使用为中心，各种武器相资互卫，实行车步骑多兵种配合作战的合同战术。

一、知彼知己，打“算定战”

《孙子·计篇》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提出了“庙算”这一思想。这是古代将领在战争前，通过对己方和敌方的实力进行有效的评估，预判战胜敌人的条件，以此作为估算战争结局的一种手段，从而为战争决策提供依据。戚继光继承了孙子的“庙算”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算定战”的作战指导理论。他在《练兵实纪》一书中，曾对“算定战”作了具体通俗的阐释，认为：“大战之道有三：有算定战，有舍命战，有糊涂战。何谓算定战？得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谓舍命战？但云我破着一腔血报朝廷，贼来只是向前便了，却将行伍等项，平日通不知整饬是也。何谓糊涂战？不知彼、不知己是也。”强调指出，“算定战”就是“须是未战已前，件件算个全胜”①戚继光：《练兵实纪》杂集卷4《登坛口授》。。“全胜”就意味着在作战之前，除了要了解敌我双方的真实实力，还要通过比较找到己方的短板和弱点，并通过后续的作战准备予以改正和补齐，最终塑造出有利于我方的作战态势。在作战准备阶段，“算定战”思想有利于统筹全局，区分重点和一般，关照战场重要节点。通过把敌我力量对比算透，把敌战略意图和作战行动算准，把我作战谋略和作战行动算好，从而做到克制敌人，保证己方“全胜”。

嘉靖四十年（1561）的台州之战，戚继光面对数路进犯的倭寇，通过仔细分析倭寇的真实意图，实行“并力合势，先讨其重大者，然后以次剿除”①郑若曾：《筹海图编》卷9《大捷考·宁台温之捷》。的歼敌策略，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嘉靖四十二年（1563）的仙游之战，戚继光及时准确地判明倭寇的动向和意图，制定了详细周密的作战预案，预案当中不仅明确规定了各部担任主力进攻、接应配合、押送武器、随军接济的任务，而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作了相对应的准备。最终大败倭寇，成功解除其对仙游的围困。

要打“算定战”，就必须要有一支高效的情报队伍。戚继光特别重视作战情报的收集，指出：“多算，固用兵之所贵矣，然必先知彼而后可以语算。贼情不察，庙算何由定哉？”②戚继光：《经略广事条陈勘定机宜疏》，载《戚少保奏议·重订批点类辑练兵诸书》卷1。因此每次作战前，他都派出谍报侦察人员，了解掌握敌人的动静虚实，摸清敌人的进攻时间和进攻路线，“凡贼分合、出入、多寡、向往、进兵路径，举皆洞然矣。方以其所报情形，或以泥塑为山谷窠穴状，或以朱墨笔图别分布，使各头目了然如素履”③戚继光：《纪效新书》（18 卷本）卷首《纪效新书总叙·纪效或问》。。得到详细可靠的情报后，再以沙盘和地图作业的形式，进行战前推演部署兵力，以便使各级将领都十分清楚自己所担负的作战任务。

正是由于实行“算定战”，战前知彼知己，多方谋划，制定适宜的作战预案，作战中又能根据敌情和战场形势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才使得戚继光无论是在东南沿海抗倭还是北方边防防御蒙古，都能够保持对敌绝对的战略战术优势，从而所向无敌，屡建奇功。

二、灵活主动，“因敌转化”

《孙子·虚实篇》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战场环境、敌情、我情时刻都在发生变化，指挥员必须要对战场形势有高度的把控性，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时随地采取相应的对策，牢牢把握战场主动权。戚继光在孙子“因敌变化”“因敌制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因敌转化，因变用权”④戚继光：《纪效新书》（18 卷本）卷首《纪效新书总叙·纪效或问》。，主张“形势既殊，而因形措胜之法，亦必各异”⑤戚继光：《练兵条议疏》，载《戚少保奏议·重订批点类辑练兵诸书》卷2。。在作战中，要根据地形、敌情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策略。

明朝嘉靖时期，倭寇肆虐东南沿海地区，将明朝军队打得溃不成军。戚继光针对倭寇擅长使用长刀和南方地形水网交错的特点，把密集方阵队形改进为疏散配置的纵队队形，实施小规模的歼灭战，大大提高了部队的灵活性，减少了敌人火器攒射下造成的密集伤亡。后来在北方镇守蓟镇（治今河北迁西西北三屯营）期间，他又根据当地地形既有平原又有山谷，且呈相间交错分布，以及蒙古诸部力量集中、骑兵机动性强、擅长使用弓箭的特点，采取新的战术和战法，调拨重兵，创建新式的合成兵种车步骑营，科学地配备武器装备，实施大规模的阵地战，成功地将蒙古铁骑挡在边外。

灵活用兵，最重要的是要在作战中能因敌变化，不受兵法条文框框的拘束，所谓“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⑥《宋史·岳飞传》。。戚继光不仅强调“善用兵者，因敌情转化”，还主张在具体的作战行动当中，在确定整体作战方案的情况下，赋予前线指挥员临机决策权。“若遇未及照令施行之中，忽有前变”，指挥员须“自主号令”⑦《纪效新书》（18 卷本）卷8《操练营阵旗鼓篇》。，能够依据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灵活调整部署，采取最为适宜的战法，从而克敌制胜。

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戚继光正在舟山岑港前线与海盗王直余部激战，此时，倭寇自海上大举入侵浙江沿海地区，总督胡宗宪命戚继光率军火速驰援台州。当行军至台州城不远的奉化时，戚继光听说一股倭寇已占据浙南重镇温州，遂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和行军方向，兼程向温州进发。经过五日的急行军到达盘石（今乐清西南），在做好战斗部署后，以锐不可当之势向敌发起进攻，大败倭寇，在确保台州城防不受威胁的情况下，有效保卫了温州地区的安全。此战戚继光临机处置，果断应变，充分体现了其因敌转化、灵活用兵的思想。

三、立足于守，攻守结合

攻与守是两种最基本的作战方式，也是中国古代兵学中最著名的军事范畴之一，向来为古代兵家所重视。戚继光在前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①《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这一重要论断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攻与守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认为：“自古防寇，未有专言战而不言守者，亦未有专言守而不言战者，二事难以偏举。”②戚继光：《纪效新书》（14 卷本）卷13《守哨篇·题解》。反对当时在边海防上只是依靠长城、城堡等工事消极防守的思想和做法，主张立足于守，战守结合，强调要打胜仗，必须先做到防守稳固，立于不败之地，同时还必须不失时机地发动进攻，而不能单纯实施防御。在南方抗倭和北方防御蒙古期间，戚继光均组建了战斗力强悍的攻击型部队，并且在战斗队形、武器配备以及作战行动等各方面，都体现出这一思想。

如在戍防蓟镇时，戚继光提出“须驻重兵以当其长驱，而又乘边墙以防其出没，方为完策”③戚继光：《请兵破虏疏》，载《戚少保奏议·重订批点类辑练兵诸书》卷2。的御边主张，一方面沿长城一线大量修筑了空心敌台，又加固加厚边墙，调整防区，从而构建了一个完备的防御体系，大大增强边防线的防御能力。另一方面创立车营和车步骑一体的重兵集团，阻遏敌骑兵正面驰突，同时依托边墙进行防守，防止敌进入内地，并配合重兵集团在野战中将敌歼灭。这种车营实际上是“战中之守”，边墙则是“守中之战”④戚继光：《议台官习艺》，载《戚少保奏议·重订批点类辑练兵诸书》卷4。，车营可以很好地保护步兵和骑兵，战车上搭载的火器又有利于进攻作战，这样便将车营、边墙与火器的作用有机融为一体，真正做到了寓战于守，寓守于战，战守得以完美结合。

戚继光军队的战斗队形和武器装备，也呈现出攻守结合的特点。他在南方抗倭时所创建的“鸳鸯阵”，士兵使用的武器长短结合，相资互卫。藤牌可以抵御砍刺，对长枪的防御效果亦很好，而藤牌手所持的腰刀，则可利用藤牌遮蔽身体滚动前行攻击，令敌人防不胜防。镋钯也是一种攻防兼备的武器，作为一种短兵器，可以用来刺杀敌人，以此护卫长枪手，又可以挡格敌人的武器。在需要的时候，镋钯上两端弯曲的利刃还可以作为发射架，施放火器。

在作战实践中，戚继光按照攻守结合的思想，并不消极被动死守，即使是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劣势下，也能不失时机地展开反击。如在仙游之战中，戚继光面对倭寇兵力众多、气焰嚣张，而己方兵少力弱的不利情形，先是选择守势，派兵加强仙游城内的防守，以牵制攻城的倭寇；同时分兵控制要塞，以防倭寇逃窜福州等地。在援兵到来之后，戚继光迅速转守为攻，内外夹击，一举击破围攻仙游的倭寇，继而又乘胜追剿残敌，三战三捷，斩获无数，“盖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震，军功未有若此之奇者”⑤谭纶：《谭襄敏奏议》卷2《水陆官兵剿灭重大倭寇分别殿最请行赏罚以励人心疏》。。

四、“大创尽歼，杜其再至”

戚继光认为对待敌人入侵，“非大创尽歼，终不能杜其再至”⑥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1。，必须使其“一战而心寒胆裂”⑦戚继光：《定庙谟以图安攘疏》，载《戚少保奏议·重订批点类辑练兵诸书》卷2。，再不敢来，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击败赶走。因此他在战前筹划部署作战时，总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力争做到全歼，即使不能全歼，也力求歼敌大部。在东南沿海的抗倭作战，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台州大捷之花街战斗，戚继光指挥“戚家军”不顾行军疲劳和饥饿，一鼓作气，利用火器的轮番齐射和“鸳鸯阵”的近距离搏杀，全歼遭遇之敌；上峰岭战斗，采取设伏战法，以逸待劳，以寡击众，歼灭窜犯仙居的倭寇300 余人；长沙战斗，水陆密切协同，四面围攻，不但全歼倭寇，而且还生擒不少倭寇头目，使得倭寇“只樯不返，而贼部中之枭雄悉绝”①《戚少保年谱耆编》卷2。。台州之战，戚继光督兵先后九战皆捷，将浙江境内的倭寇歼灭殆尽，基本平息了浙江倭患。转战福建后，戚继光麾军接连于横屿岛、牛田、林墩等地，大破倭寇，并且联合俞大猷、刘显进兵平海卫，焚毁倭巢。嗣后又巧妙部署，与敌周旋，成功解围仙游，歼倭大部。根据史料统计，戚继光在福建抗倭期间，作战达50 余次，歼灭倭寇4.5 万余人，缴获倭寇武器装备1.4 万余件，解救被掳掠的民众2 万余人。最终使“倭寇不敢复窥八闽”②戚继光：《上应诏陈言乞普恩赏疏》，载《戚少保奏议·重订批点类辑练兵诸书》卷1。，福建倭患亦宣告平息。

从戚继光在浙江、福建的抗倭实践来看，其“大创尽歼”的作战思想，实际上也是游击战与歼灭战的一种结合。即在对敌占据绝对兵力优势时，务求将之全歼；当敌人兵力处于优势，而己方兵力和形势处于不利的情况下，则以灵活的游击战术与敌周旋，设下伏击，使用小股部队不断袭扰敌人，使敌疲乏，而后相机集中兵力，歼灭其一部分。其核心和最终目标，就是尽可能多地消灭敌有生力量，在壮大自己、削弱敌人的同时，威慑残敌，从而“杜其再至”。

五、集中兵力，“以五当一”

集中己方兵力，分散敌方兵力，在主要战场和主要方向占据绝对的优势，是中国古代兵家历来所推崇的基本作战原则。《孙子·虚实篇》指出：“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戚继光用兵作战，始终坚持奉行这一原则，将之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在东南沿海抗倭时，他通过分析敌我强弱优劣，认为：“倭奴鸷悍技精，须用素练节制劲兵，以五当一，始为万全”③戚继光：《请重将权益客兵以援闽疏》，载《戚少保奏议·重订批点类辑练兵诸书》卷1。，因此主张集中兵力作战，确保战前己方对倭寇形成“以众击寡”之势，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形下，绝不轻易开战。

戚继光抗倭作战的几次大捷，多是在总兵力上处于劣势，但却在局部地区或某一作战方向集中兵力形成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取得的。如台州之战的花街战斗，戚家军与倭寇兵力对比为4∶1；上峰岭战斗，虽然戚家军总兵力为1500 人左右，倭寇为2000 余人，但戚继光集中全部兵力，攻其最为薄弱的中部，使己在局部战斗中仍占据优势；平海卫之战，戚继光联合俞大猷、刘显军，总兵力更是达到敌人的十倍，由此确立了“以镒称铢”的绝对优势，奠定了速胜歼敌的基础。

为了达到以己众击敌寡的目的，戚继光在实战中往往通过改造战场环境，采取迷惑、调动倭寇的方式，来分散其兵力，主动创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使优势的天平向己方倾斜。嘉靖四十二年的仙游保卫战，就是这一战术的生动体现。当时倭寇有1 万余人围攻仙游，而戚继光留守福建的兵力只有6000余人，同倭寇相比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戚继光没有贸然发动进攻，而是调胡守仁部据险设垒，与倭寇对峙，并选派精兵进城，加强仙游城的防守，不时作出进攻的姿态，对倭寇进行骚扰，以此牵制倭寇，动摇其攻城的决心，尽量拖延倭寇的进攻时间。同时积极同浙江方面协调调兵增援，待浙江援兵到达，总兵力与敌差距缩小后，戚继光才转守为攻。在进攻时，戚继光针对倭寇列营四门、兵力分散的情势，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攻击南门大营的倭寇，依次再攻东、西、北门倭营，很快便将围困仙游城的四座倭营全部焚毁，不仅顺利解围仙游，而且给倭寇以沉重的打击。这次战斗，虽然从整体上看仍属于“用寡击众”①《谭襄敏奏议》卷2《水陆官兵剿灭重大倭寇分别殿最请行赏罚以励人心疏》。，但戚继光先是通过适当分散一部分兵力，来引诱调动倭寇，使其难以集中，而后又集中己方兵力，对分散之敌各个击破，可谓是示形动敌，巧妙灵活运用“我专而敌分”、集中兵力作战原则的典范。

六、长短相卫、攻防兼备，创立“鸳鸯阵”

明代中后期，西方军事技术尤其是火器技术自海外传入中国，并被广泛运用于实战，对传统的作战方式造成巨大冲击。正如恩格斯所言：“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革甚至变革。”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87 页。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必然带来作战方式的变革。冷兵器时代，部队作战普遍采用的是密集方阵队形，“方阵而前，且打且进”③《熊廷弼集》卷16《巡按书牍第二·与杨沧屿中丞》。，这种“人海”战术易于组织，对于敌人的进攻防御性好，但是只能施用于平原开阔地带，不利于机动和追击作战，在火器开始加入战场的新时代，很容易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造成密集杀伤。

嘉靖年间，明朝军队虽然普遍装备了火器，但仍袭用陈旧的战术和队形，最初面对使用新式火器鸟铳和奇特诡异战术的倭寇，经常在兵力占优的情况下，屡吃败仗。戚继光在走上抗倭前线后，通过仔细分析研究，认为明军之所以不敌倭寇，除了身体素质和意志力不如对手强悍，还在于不能适应倭寇的战术和阵形，以及不能扬长避短，发挥自身武器的特长。他指出：倭寇善使双手长刀（倭刀）和重矢，而明军所用武器“短不接长，及短刀相接，刀法迥不如倭”④《纪效新书》（14 卷本）卷4《手足篇·短器长用解》。，与倭寇对阵时，“彼以此跳舞光闪而前，我兵已夺气矣。倭善跃，一迸足则丈余，刀长五尺，则丈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⑤《纪效新书》（14 卷本）卷4《手足篇·长刀解》。；倭寇的重矢虽射程不远，但“倭箭镞后铁信长七八寸、一尺”⑥《纪效新书》（14 卷本）卷6《比校篇·大比较》。，中人体却甚深，杀伤力很强。而倭寇的战术和阵形，也是明军以前所从未遇到的。其常用阵形为蝴蝶阵和一字长蛇阵。前者为作战阵形，“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仓皇仰首，则从下砍来”；后者为行军队形，“前耀百脚旗，以次鱼贯而行。最强为锋，最强为殿，中皆勇怯相参。”⑦《筹海图编》卷2《倭国事略·寇术》。此外，倭寇还特别擅长单兵作战，善于两翼包抄和随处设伏的战术，即使被击败逃走，也“随奔随伏，甚至一二人经过尺木斗壑亦藏之，往往堕其计中。”⑧《纪效新书》（14 卷本）卷7《营阵篇·伏兵解》。

戚继光认识到要战胜组织严密、战斗意志强悍、战术特殊的倭寇，必须一改往日明军的陈规陋习，教以新的战术和阵形，全方位锤炼打造一支全新的作战力量。于是他亲赴浙江义乌招募士兵，组建了“戚家军”，并针对倭寇的战术、阵形特点，专门创设了“鸳鸯阵”。“鸳鸯阵”是一个以队为最基本单位的战术单元，分两列纵队，队长在最前面负责指挥和变换队形，队长身后是两个盾牌手，其次是两个狼筅手，再其次是四个长枪手，最后是两名镗钯手。盾牌手负责用藤牌遮挡倭寇的远程武器如鸟铳和重箭，同时手持腰刀向前攻击。狼筅手负责保护盾牌手，其所用狼筅以截连附枝的大毛竹制成，前部包以利刃，不易被抢夺，在敌人倭刀劈砍的时候能将倭刀挂住，使其难以抽出，其后的长枪手则趁机向前击杀敌人。长枪手之后的镗钯手负责保护长枪手，防止敌进至其身边，同时镗钯还可短兵长用，作为支架发射火器击敌。与传统的方阵队形相比，“鸳鸯阵”成线式、疏散配置，使得战术机动性能得到大大提升，士兵之间有了一定的运动回旋空间，有效地解决了火力覆盖下群体毁伤的问题。同时，“鸳鸯阵”也是一个长短相卫、攻守结合的作战整体，能够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各种兵器的效能，极大提高战斗力，起到“杀人三千，我不损一”①《练兵实纪》杂集卷5《军器解》。的效果。与倭寇交战时，在结成“鸳鸯阵”的步兵前方，配置以火器手，以发射投掷火器进行第一波次的远距离攻击，击散倭寇队形，杀伤其有生力量。当倭寇靠近时，火器手回撤，步兵以“鸳鸯阵”队形上前，与敌展开格斗。在倭寇人数较多且地形宽阔时，此阵又可变换为“一头两翼一尾”阵，进而结成一个大规模的作战集团，彼此之间相互策应，默契配合，攻守一体。在此基础上还可以灵活演变为“两仪阵”“三才阵”，增大与敌接触面，有利于施放火器，发挥集中使用火器的威力。戚继光所创设的这种梯次配置、冷热兵器相互结合的战斗队形和战术，对倭寇的阵形和战术恰好形成完美的克制，“乃杀贼必胜屡效者”②《纪效新书》（18 卷本）卷2《紧要操敌号令简明条款篇》。，故而屡创倭寇，几乎百战百胜，为平定东南沿海倭患，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队形和战术，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在现代某些特种作战和防暴处突中，多以小队作为战术单位，队员的站位和武器的使用，基本上亦是按照“鸳鸯阵”的原理进行配置的。

七、合成编组、协同作战，组建车步骑营

戚继光对战术战法的革新，不仅体现在东南抗倭期间，还突出体现于镇戍北方蓟镇时期。这一时期，他针对不同的作战地理环境与对手，提出了以使用火器为中心，车步骑协同作战的全新的作战思想与理论。

隆庆初年，戚继光从南方移守蓟镇后，认识到蒙古骑兵与倭寇的作战特点完全不同，北方与南方的地形地貌亦大不相同。他认为明军的优长在于火器，“今之慑虏者，火器耳”③《练兵条议疏》，载《戚少保奏议·重订批点类辑练兵诸书》卷2。，而“虏之长技在冲突，我之所短在不能用车”④《请兵破虏疏》，载《戚少保奏议·重订批点类辑练兵诸书》卷2。；北方地形主要有三种，“平易交冲，腹里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险半易，近边内地之形也；山谷狭隘，林莽蓊翳，边外迤北之行也”，相应亦须采取适宜的作战方式，“寇入平原，利车战。在近边，利马战。在边外，利步战。三者迭用，乃可致胜。”⑤《明史·戚继光传》。强调指出面对冲击力大、机动性强、来去速度快的蒙古骑兵，必须设法削弱、抑制其骑兵战斗力的发挥，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战车来抵消骑兵的冲击力量，化解蒙古铁骑的攻势。同时发挥火器的威力和优势，火器与战车相结合，车兵（火器兵）与步兵、骑兵彼此配合，实施协同作战。

按照这一设想，戚继光在蓟镇组建了车步骑营。其编制为：重车128 辆，轻车216 辆，步兵（含车兵和火器兵）、骑兵各3000 人左右；车营配备大量的鸟铳、快枪、火箭、佛朗机等各种轻重火器；骑兵营亦装备一定的鸟铳、快枪、火箭和虎蹲炮。这样整个车步骑营便形成了梯次配备、攻防兼备的作战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车营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车营实际为火器营，火器载于战车之上，战车与火器结为一体，战车必须借助火器的威力才能打击敌人，火器必须借助战车的屏障才能抵御敌骑兵的冲击。战车“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废，车何能御”⑥《练兵实纪》杂集卷6《车步骑营阵解·车营解》。，二者相须为用。车步骑营总的战术原则是：“战则以车距敌，以步应敌，敌少却则以骑驰之”⑦戚继光：《议虏》，载《戚少保奏议·重订批点类辑练兵诸书》卷3。。其各自作用及相互协同关系为：“御冲以车，卫车以步，而车以步卒为用，步卒以车为强。骑为奇兵，随时指麾，无定形也。”⑧戚继光：《辩请兵》，载《戚少保奏议·重订批点类辑练兵诸书》卷3。即用战车防御敌骑，屏护步兵和骑兵；步兵又负责保卫战车，不使敌骑靠近；骑兵依托战车，根据需要随时出击迎敌，战车又依赖骑兵冲锋，战胜敌人。

其具体战术是：如果敌人先用数十骑兵来挑衅，拒不回应。当大批敌人进犯时，则环车列为方营，以车营抵挡敌骑兵冲突。当敌人进至五十步，处于火器的有效射程之内时，则发射车上的佛朗机、鸟铳、火箭、大将军炮等远距离火器，轮番攻击。如果敌惊慌散乱，开始后撤，这时骑兵出击，以在马上使用的火器辅助弓箭和短兵器，于近战中歼敌。如果敌人剽悍不退，直冲而来，待其靠近战车一丈左右时，步兵从车下出战，排列成四行，第一行持长刀，“伏地向前，至远不离车五步，车即随步卒缓进，而步兵齐砍马足”；第二行用木棍击打落马之敌骑兵，第三、第四行步兵随后跟上，用钯枪等各类兵器加以刺杀。“如或力倦，退保车内，又用火器冲放一次”①戚继光：《辩请兵》，载《戚少保奏议·重订批点类辑练兵诸书》卷3。，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将敌击溃或全部歼灭。

戚继光所建立的车步骑营，实际上就是炮兵（车兵主要发射火炮，实即炮兵）、步兵、骑兵的合成化编组。车步骑协同的战术，就是诸兵种合同战术。这一战术，能够避免单一兵种作战存在的缺陷，充分发挥整体作战的威力，“车则能御马之践蹂，而中又有铳炮之雄器，击刺之精兵，追逐之马兵，是一车而兼乎马步之长”②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1《大同镇兵车操法》。。而适应火器发展的时代需要，以使用火器为中心，步炮协同，骑步协同，骑炮协同，则是这一战术的关键所在。戚继光所创立的车步骑营及所提出的相关战术，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多兵种合同作战样式。据史料记载，欧洲大约是在17 世纪20年代，才在第一次全欧洲大战时期由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创建了炮兵部队，才开始出现简单的合同作战，较此晚了大约半个世纪。

戚继光在蓟镇组建车步骑营后，经过由单兵训练、单一兵种训练到合成兵种的训练，终于成为能够有效抵御蒙古骑兵进犯的合同战术兵团。史载，戚继光在蓟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③《明史·戚继光传》。，敌人不敢犯边，这与车步骑营的威慑作用是分不开的。

戚继光的作战思想，是在继承前人作战理论精华的基础上，结合时代需要，总结自身作战实践经验而形成的。它不仅在当时为巩固边海防、维护国家安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从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作战思想的宝库。尤其是其立足于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代所提出的一些新的作战原则和方法，为前人所从未发，具有开先河的重大意义，对后世影响深远。我们当今研究信息化作战，也可以从中汲取智慧营养，得到一定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