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与强兵孰先*
——日本学界对松方军事财政的争论

★ 崔金柱

因近代以来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历史，我国学界历来重视对日本的对外扩张思想、政策以及战争罪行的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相对而言，对支撑其实现侵略政策和战争的内在条件，如人、财、物等资源的动员机制与过程的探讨则有待深化。近代日本穷兵黩武发展为军事帝国的政策原点，首推明治时期提出的“富国强兵”国策。该政策的基本内涵是通过构建资本主义制度以发展新产业、增加国家财富，同时以导入近代国防体制和军事装备的方式建设强大的陆海军。但日本在19 世纪中后期打开国门、步入近代之时并不具备雄厚的资本积累，很难在实现经济腾飞的同时投入大量资金给非生产性的国防部门，因而不得不面对在经济支出与国防支出两个矛盾的目标之间选择一个为优先课题的决策困境。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央财政在发展经济与加强国防方面都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因此分析近代日本“富国强兵”政策，自然将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以中央财政机构的领导者更替为分期，日本学界对明治时期财政的核心关注主要包括由利财政、大隈财政和松方财政三个时期。①由利公正自庆应四年（1868）一月至明治二年（1869）二月主导发行太政官札等财政事务，一般将这一时期称为“由利财政”时期。明治六年（1873）十月至明治十三年（1880）二月，大隈重信以大藏卿的身份执掌日本中央财政，被称为“大隈财政”时期。明治十四年（1881）政变后，松方正义先后七次出任大藏卿，两次担任内阁首相，实际掌握明治政府的财政金融大权，因此可以把1881年10月至1900年10月称为“松方财政”时期。一般认为，明治日本在1877年内战后重建财政、推进工业化以及扩张军备等政策目标，主体上都完成于松方财政时期。不过，日本学界对松方正义执掌大藏省时期的财政运营，特别是其在推动经济发展与扩大国防支出之间的关系与评价上存在着对立性解读。①高桥秀直和石川治夫分别针对松方军事财政问题和松方财政与大隈财政的关系问题做了简要梳理。参见高橋秀直「松方財政期の軍備拡張問題」（はじめ）、『社会経済史学』第56 巻第1 号、1990年；石川治夫「大隈財政と松方財政——『絶対主義修正説』をめぐってーー」、『帝京経済学研究』第49 第2 号、通卷第75 号、2015年。本文将在20 世纪日本史学发展变迁的宏观背景下，从史学取径更替的脉络中考察日本对松方财政的不同书写与论争，分析日本学界对明治日本富国强兵与武力对外扩张政策认知的变迁。

一、二战前日本对松方财政的书写

明治二十年（1887），路德维希·利斯（Ludwig Riess）受聘于东京帝国大学，为日本带来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方法，但直至大正晚期，幕末与明治时期的历史尚未进入专业研究者的视野。②大久保利謙『日本近代史学事始め』、岩波書店〈岩波新書〉、1996年、第66 頁。因此，到昭和前期为止有关松方财政的历史书写，多为资料集或财政学的政策研究性著作。其中，《明治财政史》③大蔵省内明治財政史編纂会『明治財政史』、明治財政史発行所、第一版1904 ～1905年、第二版1926年、第三版1971年。是最具代表性的史料集。该史料集以官方档案为基础，由大藏省主导编纂，以编年体的方式记述国家财政发展经纬，汇集了丰富的财政金融相关资料，是研究明治时期日本财政史的基础性文献，至今仍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该史料集共15 卷，前14 卷为正文，囊括了至明治三十五年（1902）日本中央政府相关的财政机构、预决算、税收、国债、货币和银行等内容，最后一卷为编辑凡例与目录索引。其官方编撰背景，导致在内容的选择及史实的判定上，以肯定中央政府领导者的决策、政策成效为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套史料集成为讴歌松方正义作为维新元勋，更是作为长期执掌国家财政金融强人的特殊才智与伟大贡献之作。明治三十八年（1905）版的《明治财政史》，直接以“松方伯财政事历”为副标题，在扉页上展示了松方正义的半身礼服像，且阪谷芳郎在序中明言“我国既往三十五年间之发展进步，乃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之特例。而国运进步之根基实在财政之整理”④大蔵省内明治財政史編纂会『明治財政史』、序。。在在说明，其具有浓厚的歌功颂德色彩，基本上以松方的思考视角叙述，对于松方之前领导财政工作的大隈重信着墨甚少。历史书写的基础在史料，编纂过程对史料的取舍本身代表着某种或明或暗的倾向和立场。《明治财政史》提供的基础性史料价值虽高，但在史料的选择上明显偏重有利于松方正义的部分。因此，从学术研究的严谨性角度看，该史料集忽视松方财政之前的财政过程并避谈这一时期财政金融体制、政策效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书写松方财政的另一重要文献是《公爵松方正义传》⑤徳富猪一郎（蘇峰）著『公爵松方正義伝』（乾巻、坤巻）、公爵松方正義伝記発行所、昭和10年（1935）。，皇皇百余万言。这部传记由松方正义之子松方岩委托德富苏峰主持编纂，记述松方正义自幕末到大正时代的公私经历。该传不仅利用了包括松方生前手稿和政府文书、政策建议书以及《侯爵松方正义卿实记》等千余种原始文献，而且在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黑田清隆等绝大部分明治元勋及其后人的支持下，得以阅览与松方相关的大量同时代日本领导人的书信及口述回忆等，几乎穷尽了传主相关的官私史料，因此在资料占有方面具有无人可及的先天优势。在叙事体例上，该传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交叉撰述，在近代日本历史变迁的宏大脉络中，详述松方个人的经历、作为及功绩。有关松方财政的叙述上，在两编十四章⑥分别是乾卷第六篇和坤卷第一篇，总计600 余页。的正文中，一半篇幅专述“整理纸币”的过程和成绩。这样的章节安排，一方面应该是基于史料构成，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传主个人对自己一生事功的评判。即松方将自己施行的紧缩货币、健全中央财政实力作为自己的最大成就。编纂者将松方正义看作“维新中兴、风云际会中，明治时代唯一的大财政家”，并提出此论的根据之一便是“明治十四年松方就任大藏卿后即确定改革币制、整理财政的大方针，用五年时间回收不可兑换纸币，从而一举解决维新以来因袭日久的根本财政病源，最终确立了银货兑换制度”①『公爵松方正義伝』（乾巻）、第812 ～813 頁。。与之相对，该传还以大隈重信为参照物塑造松方在财政领域的天才形像，将大隈描述为“初则信任涩泽荣一，进而偏听五代友厚”，后又“专信福泽谕吉”的无政策主见之人。传记对于1881年后，松方担任财政主官时期整理纸币、设立日本银行、改革烟酒税制、整理国债等具体财政举措的详尽描述，此处不做具体品评。但需要指出的是，《公爵松方正义传》有关松方财政的书写基调、结构设置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日本史学研究松方财政的大方向。具体来说，在默认松方财政以及松方本人巨大贡献的前提下，将“整理纸币”视作核心内容，并将此前的大隈财政看作无谋且错误的典范。

无论是《明治财政史》还是《公爵松方正义传》，至今都是研究明治日本历史的重要文献，但两者均为二战前日本对明治维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在相当程度上被囿于“王政复古”的大框架下，通过追述“维新伟业”，具体呈现“维新元勋”的伟大功绩。这种书写角度的选择明显倾向于国家层面和领导人层面，完全无视了社会和民众的存在。这两部著作的另一缺陷是忽视了中央财政操作与明治中后期以来扩军备战以及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外，两书对大隈财政内容的或轻视或否定的评论，在这一阶段主要是源于明治领导群体个人之间的恩怨好恶，似乎并没有上升到学理层次的探讨。对书写内容的选择、篇幅取舍等都是时代风貌和编著者历史认识的反映。考虑二战前日本的特殊历史情景，难以苛求当时的历史学者能突破时代的局限。不过，昭和初期的“讲座派”学者察觉到了这种“强人书写”的问题所在，如山田盛太郎便认为明治十三年（1880）后大藏省的重要财政改革——售卖官产，实际上是明治政府一方面通过廉价卖出部分非关键企业，从而培育出“军义性寄生地主性的财阀”，另一方面则保留了带有军事意义的企业，并不断强化“强力要素、常备军、警察”等。②山田盛太郎『日本資本主義発達史講座』第二部「資本主義発達史·工場業の発達」、昭和八年、岩波書店。山田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宏观理论分析，指出松方财政暗含强烈的军事性特征。这一认识虽未进入历史学的实证分析阶段，但也为“战后历史学”创新方法论和分析视角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战后历史学对松方军事财政的批判

二战后，随着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主导推行民主化改革，日本的各个领域都面临着革新与重建的课题。在日本近代史研究领域，二战前的“王政复古”史观作为皇国史观的组成部分受到盟军占领当局的清算而走向沉寂。与之相对，二战前受到压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则以其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和挑战旧官说的正义性而大放异彩，在日本史学史中被称为“战后历史学”③在日本学界，“战后历史学”是一个专门用语，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核心理论的史学范式和研究群体。二战后日本历史学界坚持科学主义，直至1960年代末科学主义都占据日本史学界的主流地位，代表性学者为远山茂树、井上清等。此外，丸山真男、大冢久雄等近代主义史学家也被看作“战后历史学”的组成部分。。“战后历史学”深受二战前“讲座派”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关学说影响。“讲座派”认为明治维新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当时的日本仍处于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并行统治的绝对主义王权阶段，进而提出当时社会变革的主要任务是消除封建残余、构建近代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具体到松方财政的研究，20 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江志乃夫与大石嘉一郎围绕大隈财政与松方财政政策的连续性与断绝性展开了论战。两者均以近代绝对主义天皇制国家成立过程中，大隈与松方财政政策所反映的阶级立场与利益为考察出发点，并逐步将论战引向松方财政以扩军备战为优先路线的军事财政的讨论。

大江志乃夫在1959年发表的论文《关于明治维新史的若干试论》④大江志乃夫「明治維新史についての若干試論」、『歴史学研究』第235 号、1959年。中提出了修正性观点，指出“大隈财政以流通（货币）为中心政策”，不具备“通过将商人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而培育资本主义的方向”；而以明治十四年政变为契机，松方财政“从流通第一主义转换为创造产业资本政策”，实为“明治绝对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攻击下不得不施行的一大转换”。简言之，大江认为大隈财政以旧领主、封建土地主为阶级基础，并为其利益代言。而松方财政的阶级基础则表现出资产阶级化，具有修正绝对主义天皇制性质的倾向，因此大隈财政和松方财政从阶级基础、政策取向等方面都具有断绝性。对此观点，大石于翌年发表的《维新政权与大隈财政——以大江志乃夫的新说为中心》①大石嘉一郎「明治維新と大隈財政——大江志乃夫の新説を中心として」、『歴史学研究』、第240 号、1960年。提出激烈的反论。他首先指出大江的论文几乎“批判了到现在为止的几乎所有明治维新论”，具有重构整个维新史理论体系的野心。大石进而通过具体的实证分析指出，大江所指的阶级基础转化问题主要涉及对地租改正和秩禄处分的认识，即大江错误地将其看作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及培育金融贵族的改革，但实际形成的寄生地主阶级以及国立银行体制下地主金融资本阶级与“金融贵族”有本质不同。再者，大石通过对大隈重信和松方正义时期整理纸币的实际历史过程的分析，提出两者在整理纸币过程中，无论是政策取向还是实际成绩不分伯仲，因而并不存在大隈财政和松方财政在阶级基础和政策上的断绝性，相反，两者间具有很深的连续性。对大石的批评，大江很快以《本人围绕日本资本主义成立史的反省》②大江志乃夫「日本資本主義成立史をめぐるわたしの反省」、『歴史学研究』第250 号、1961年。给与回复。虽然对大石的部分批评表示接受，但在核心论旨上仍维持维护自己的论点，并进一步将大隈财政与松方财政的区别归纳为：“大隈财政时期，尽管尚未存在产业资产阶级，但已经进入取得向产业资产阶级转换条件的阶段”，而“松方财政时期则进入了从商业资产阶级向产业资产阶级转换的阶段”。换言之，在大隈财政和松方财政两个阶段，确实在资本形态上有差异，因而后者与前者的断绝性更突出，维持了明治十四年政变是“绝对主义修正”的论点。同年，大石嘉一郎发表《大隈财政与松方财政》③大石嘉一郎「大隈財政と松方財政——1961年度歴研大会大江報告によせてー」、『歴史学研究別冊特集·世界史と近代日本』、1961年10月。一文，也维持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大隈财政和松方财政都具有将商人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政策倾向，区别仅仅在于条件的阶段性差异，强调两者之间的“共通性与连续性”。此后，大石嘉一郎在回应大江志乃夫的批判论文中提出，松方正义实施的整理纸币政策基本上继承自此前的大隈重信，而松方执掌日本财政金融期间，明治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军备扩充，因此松方财政的基本特征是“财政的军事化”，亦即松方财政等同于扩军财政。④大石嘉一郎「松方財政と自由民権家の財政論」、福島大学経済学会編『商学論集』第30 巻第2 号、1962年。大石的这一视角虽然新颖，但在论文中并未给出详细的论证，而完成这一工作的是佐藤昌一郎⑤佐藤昌一郎「松方財政と軍拡政策の展開」、福島大学経済学会編『商学論集』第32 巻第2 号、1963年。。佐藤在继承大石新研究视角的基础上，主要使用《松方家文书》⑥《松方家文书》是松方正义处理公私事务过程中形成的档案资料，原稿藏于日本财务省财政史室。对松方财政时期中央及地方行政机构支出和国防开支的数额增减进行实证性分析。根据对相关数据的研究，佐藤提出松方正义对纸币的整理仅在1881 和1882 两个财政年度被作为最优先课题实行。自1883 财年开始，为了实行大规模的扩军而采取增税、挪用行政经费等极端操作，优先保证国防支出。然而庞大的军费需求，尤其是购置昂贵的近代海军舰船所需的巨额经费远超当时日本财政所能承受的限度。⑦1882年11月，海军卿川村纯义提出了用8年时间新增48 艘军舰的计划书。当时日本中央财政收入规模约7500 万日元，但该计划所需费用却高达7646 万日元。在常规财政手段无效的情况下，松方正义一方面维持通缩政策、控制政府支出，另一方面又在1886年采取了发行1700 万日元公债的非常规措施支持海军扩张，并设立海军特别费用国库，保证专款专用。⑧藤村通監修『松方正義関係文書』第三巻、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1981年、第22 頁。这样，围绕松方财政的学术关注从其阶级基础、纸币整理政策属性等转向了新的议题——松方军事财政问题。佐藤的研究不仅与“战后历史学”反思近代以来日本如何走入军国主义深渊的问题意识契合，而且是以丰富史料为基础的实证性研究结论。明治维新史研究巨擘芝原拓自指出，“以壬午兵变为契机，明治政权奉行的军备扩张与军国主义路线，表现为确立了向朝鲜和中国扩张国权和强化绝对主义天皇制的国家目标”，而“1882年12月发布的第61 至70 号太政官布告则正式向人民宣示了扩军、增税和强化统制的政治决策”。①芝原拓自『日本近代化の世界史的位置』、岩波書店、1981年、第289 ～291 頁。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日本学界将扩张军备视为松方财政的优先路线，而该路线又是明治绝对主义国家对外扩张总路线的重要组成。这样的认识在20 世纪60 至70年代成为学界普遍接受的一种通说。

三、冷战后期学界对松方军事财政说的否定

“战后历史学”是从反思近代日本“落后性”的视角出发，考察日本近代发展历程的。但经过二战后30年的经济高度增长，日本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因此“战后历史学”的研究视角就与社会现实出现了严重的龃龉，史学界也开始转向从“实现现代化”的肯定视角研究近代以来的日本史。进入20 世纪80年代，有学者对“松方军事财政说”提出挑战。室山义正在一系列研究成果中，对大石嘉一郎及佐藤昌一郎等学者的松方财政即军事财政一说提出激烈批评。②室山義正「松方財政の再検討——松方財政の展開と軍備拡張（上）」、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0), 1981, p45-96；「松方財政の再検討——松方財政の展開と軍備拡張（下）」、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1), 1981, p45-96；『近代日本の軍事と政治：海軍拡張をめぐる政策形成過程』、東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他以扩张海军军备问题为分析对象，尤其关注扩军问题在近代日本整体财政政策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提出扩张海军引发了日本近代财政史上最大的政策争议。室山认为该说成立的前提条件是要证明在松方财政时期，军备扩张是全部政策的中心，而其他所有政策都处于从属地位。③室山義正「松方財政の再検討——松方財政の展開と軍備拡張（上）」、「松方財政の再検討——松方財政の展開と軍備拡張（下）」。他将长时段的财政支出数据与中央政府对扩军诉求的实际回应情况进行比对后指出，在松方财政时期确实存在军费激增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松方财政是以军事政策为核心的“军事财政”。在松方财政时期形成了优先整理纸币，然后以此为基础发展新产业并维持银本位制的“富国”路线，而扩张军备的“强兵”路线并非优先。④室山義正『近代日本の軍事と政治：海軍拡張をめぐる政策形成過程』、第165 頁。总体而言，室山挑战松方军事财政说的主要思路是否定近代日本存在某种长期的、一以贯之的扩军倾向，并特别指出政府领导的群体内部在政策选择上存在激烈的对抗。在室山提出上述挑战后，大石结合佐藤的研究对自己原有的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在1881年政变后的最初一年内，初掌财政大权的松方确实将整理纸币以推动经济平稳发展作为优先事项，但主张松方财政即扩军财政这一结论仍适用于1882年12月以后的时期。⑤大石嘉一郎『自由民権と大隈·松方財政』、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第349 頁。

对大石的回应，高桥秀直发表多篇论文表示质疑。高桥指出，整理纸币政策是松方紧缩财政政策的核心内容，而扩充军备则与紧缩财政相悖，这两项内容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性。高桥在考察了军事当局的扩军要求与明治政府实际满足的扩军要求后认为，军事部分提出的扩军预算并未被明治政府全盘接受，而是被大幅度削减，因此大石所主张的松方财政执行扩军优先路线的结论难以成立。⑥高橋秀直「松方財政期の軍備拡張問題」、『社會經濟史學』、1990年6月；「形成期明治国家の軍備拡張政策:壬午事変後の軍拡決定をめぐって」、『史學雜誌』、1990年08月等。高桥在其专著《甲午战争的历程》一书中，在财政与军事因素外引入了外交因素进行研究。作者从政治外交史及财政史的视角，考察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度与日本对扩军需求度间的密切联系，同时又指出扩军本身与当时脆弱的中央财政状况格格不入，主张优先健全财政者与主张优先扩军者针锋相对，明治政府领导人并非全部赞成将扩军作为财政优先路线。最终，主持大藏省的松方正义利用智慧的提案巧妙协调，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扩军的要求，但并未将全部财政资源投入国防支出。通过围绕对朝鲜的外交问题以及日本政府内部对是否扩军问题存在的不同意见的分析，高桥得出结论认为甲午战争的爆发属于偶发⑦高橋秀直『日清戦争への道』、東京創元社、1995年、第6 ～8 頁。。换言之，高桥认为此前“战后历史学”由松方军事财政的研究而推导出的近代日本侵略大陆政策并不存在。对本文所探讨的松方军事财政问题，以及由此引出的近代日本大陆政策——优先扩军以对外扩张的政策是否为明治政府优先政策路线的问题，以室山和高桥为代表的学者在实证研究中发现了与前述大石、佐藤等人观点相悖的部分史实，并以此否定后者的研究结论。不过，这样的论证本身即存在逻辑陷阱。如室山义正先给“军事财政”确定了一个边界严苛的定义，认为如果肯定明治政府存在优先强兵的财政路线，那就需要证明在所有决策上都要体现这一点。与此类似，高桥秀直也提出，如果财政层面存在“侵略大陆政策”路线，那么政府领导层应该对此有相当共识。而后，两位学者又通过实证研究中发现的部分与其设定的先决条件不符的史实得出相反的结论。

1995年高桥的专著问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松方军事财政问题的争论停滞，某种程度上室山和高桥的观点成为日本史学界定说。这样的研究趋势，与二战后日本整个史学发展的潮流密切相关。二战结束后，曾经居主流地位的“皇国史观”受到批判、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其理论的完备性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性在史学领域取得了主导地位。直到20 世纪70年代为止的日本史学界以“战后历史学”为主流，着力清算日本法西斯的对外侵略战争。但20 世纪80、90年代后，日本史学者出现怀疑理论、严守实证的研究倾向，很多学者对“战后历史学”的既有观点进行再探讨甚至否定，并逐渐成为日本史学界的潮流。

结 语

1881年政变后上台的松方正义确立了均衡财政与扩张军备并立的目标，这是富国强兵政策在财政上的实践目标。不过，当“富国”与“强兵”发生矛盾而不得不对“黄油与大炮”作出选择时——尽管政府领导层内部有分歧、尽管军队提出的预算要求并未得到完全满足——明治日本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向国防部门投入巨额资金，事实上将“强兵”作为最优先路线。二战前日本对松方财政的书写，以歌颂“维新宏业”以及松方个人在财政上的伟大功绩为主，其关注的焦点是近代财政制度的完善与亮眼的经济数据。这样的书写只有日本“伟人”，没有周邻也没有民众，而近代日本强兵的代价恰是由亚洲邻国和日本的底层民众所承受的。“战后历史学”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的指导下批判这种带血的“成就”，反思松方军事财政在助推近代日本走向穷兵黩武、对外扩张中的负面作用。但在冷战结束前后，日本学者试图将松方财政相对化，从中央政府与军事部门的应酬以及地缘外交决策的复杂性视角，强调松方财政的合理性。从研究取径上，日本学界越来越倾向于实证，并对理论保持警惕。诚然，深入的实证研究确有可能发现某些重要的细节反例，但把个别历史细节无限制地放大，并赋予其某种决定性意义，那么细节之外的结构就有被忽视的危险。松方财政时期，明治政府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对国防的巨额投入，一方面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以沉重负担，另一方面又将军队塑造为庞大的利益团体，进而裹挟整个国家走向军国主义之路。近年来，日本学界一些关于近代日本军事财政和“强兵”的国策研究，聚焦于某些孤立的细节，并试图以此否定“松方军事财政”和对外“大陆政策”的存在。这样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重大的缺陷，并没有足够说服力，也绝不可能改变近代日本长期奉行的以武力向亚洲邻国侵略扩张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