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工业文化遗产的价值阐发：从“遗物”保护到“遗志”传承

钱鹏鸣

(攀枝花学院 文学院，四川 攀枝花 617000)

在工业遗产保护的具体实践中，价值阐发通常是其理论指导的重要出发点。目前，工业文化遗产研究中关于价值确证依然没有成熟且通用的方法可借鉴，也没有公认的统一标准，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陷于文化与经济的复杂关系中，工业遗产的价值问题在现阶段有赖于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以及最基本的价值哲学的阐释。具体到三线建设领域，无论是全球化语境下从一种“工业考古”的知识框架出发来阐发三线建设的工业文化遗产，还是从本土社会的“乡土”结构上来看待政治、经济、民族、人口等本土文化深层价值观念的“涟漪”，又或者从人的发展角度在身体、认知、情感与社会等维度上来讨论在环境中的“三线人”，甚至，从特定的“意识形态”出发来分析特定工业遗产的价值如何可能，从区域文化审美的系统性、完整性来看待一种文化的流变与在变化中生息的人的薪火传承……对于特定“遗产”的价值阐发，总是基于具体的“需要”。

一、中国特色的工业美学命题

工业是一种劳动生产，将人的劳动生产作为文化遗产不可避免地要考察劳动与审美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要求，也是人类追求劳动与审美相结合的客观需要。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对近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上的。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与审美的关系有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是生产与审美脱节的阶段，即产品的非审美化，人机对立阶段。这个阶段的工业化生产，只有技术，没有审美，只有机器，看不见使用机器的人，第二阶段，从20世纪中叶到现在，是工业化生产技术、艺术、审美趋向结合与走向紧密结合的阶段。”[1]29-30从理论上说，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化生产需要在技术上追求与艺术、审美相结合是一种世界趋势，也是技术本身精益求精的发展必然，但我国工业美学的发展显然有自己的节奏和规律。同时，也就存在独特的困难，“一九五八年以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被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占了绝对优势，到处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思想，人们谈‘美’变色，工作、生产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艺术创作、从不谈美，工业生产更不用说了。”[1]37-38

三线建设中的工业美学问题，一方面是三线建设与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问题，中国特色工业美学的发展有赖于中国工业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它是“中国美学”的问题。三线建设处在我国第一次“美学热”与第二次“美学热”的区间。前者是50年代至1964年建立在胡风案的背景之上围绕“美的本质”问题展开的“批判”与“自我批判”，虽牵连甚广，终昭雪平反。后者是1978年到1988年，关于“人”的问题的讨论，大家以李泽厚先生的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思想为突破口，试图回到文革前的有序生活。从美学的角度上看，三线建设期间我国美学正在经历一种从本质论上的建构到人学理论上的解构再到日常生活审美化建构的“建构——解构——再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美学研究与西方美学明显不同，也承担着特殊的社会使命。特殊时期，人们通过美学了解的内容早就不局限在美学，而是通过美学以更直观的方式去关心主流意识形态，关心美学所代表的感性世界、精神世界、情感世界的现世处境。后来学界不时总会听到质疑当时的美学热其实不是真正的美学之“热”的声音。不过，这说明三线建设时期，人们对于人的精神与情感世界的关注与今天是不同的，那个时期也产生了一批狂热的美学家。人们关注“美”的方式和渠道以曲折的、间接的、理论化的方式为主，“建设”、“工业”、“备战”、“备荒”的需要高于单纯的审美需要，而审美需要又贯穿在人们对于困难的最坏打算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与建设实践之中。

二、三线建设中的“精神准备”

(一)在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之间寻求平衡

彼时的中国，“如果三线建设的初衷仅仅是‘备战’，那么作为国内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思想的直接产物,其最大成本就在于搬迁工业企业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经济建设的影响与破坏；如果三线建设的初衷仅仅是改变工业布局，那么必然要从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出发，经过详细客观的论证与周密系统的计划，按部就班地完成调整工业不合理布局的庞大工程，但这会极大地放缓工业企业内迁的步伐、浪费本来就极为珍贵的‘备战’时间。可见，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都会站在彼此的对立面，不能两全。”[2]71-72一方面紧张的世界局势迫使国家的“战备”意识强化；另一方面，苏共大会后吸取苏联面临解体的经验，加之“四清运动”，毛泽东受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的影响，担心“国变色，党变修”。出于国内外两方面的考虑，当时中国需要在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以获得稳定与发展。三线建设探索了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平衡点，为党和国家积累了宝贵的建设经验。“三线”决策本质上是一种面对现实的理性思考，而举国实践这种“理性”，它就越来越成为一种“理论”。在理论的因果律上，三线建设的动机越大越强，说明其与国家、民族的生存关系越大。这种“三线”理论与“三线”实践之间的巨大空间注定了三线建设天然伴随着思想建设与物质建设的叠合。例如攀枝花钢铁大会战时，攀枝花钢铁厂庆祝首次出铁成功，三线建设者们一方面是庆祝技术难题终于取得关键突破，另一方面则是庆祝“攀枝花出铁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物”建成了，“人”胜利了，多重收获。

(二)三线建设“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

作为一种思想或者理论，“三线精神”的理性根基从三线建设实践之初就已经存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三线建设中边建设边总结的自主发展经验，另一方面则是三线建设中保留的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思想政治建设的传统。1964年5月28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负责同志谈第三个五年计划问题会议上指出“要建立三线观点，又必须懂得一二线怎么布局”，对于三线建设的战略思想，“把主席提到的这个问题一引申，就可以看到许多问题。要看到第三线，还要看到一、二线；要看到军事，还要看到政治、经济、文化。”[3]45足可见，党中央在三线建设伊始就关注到三线建设的“三线观点”问题，三线建设的物质经济建设与思想精神建设是基本同步的，而不是单纯的物质和经济建设。邓小平、刘少奇、李富春、薄一波等都总结过三线建设的思想经验。李富春、薄一波就将三线建设减员、投资不足、粮食不够等问题的症结归于“认识不足，没有远见”，“分散主义、各自为政”。[3]104-106196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指出，“过去讲过的，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要问了，它不来怎么办呢？不管它来不来，我们应准备。不要连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3]244至此，“精神准备”也成为了三线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是通过“精神”统一了“三线认识”，形成了党内外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为意识形态如何在经济社会的建设中发挥广泛的社会动员力量做了探索，更为将来的“三线精神”阐发以及“遗物”保护、“遗志”传承埋下了伏笔。

(三)精神高度与价值深度

物质与精神不可分割，对三线建设的遗产保护需要兼顾物质遗产保护与精神遗产传承两个方面，只强调其中任何一面都不符合历史上三线建设的真实经验。博物馆正是三线建设的物质遗产保护与精神遗产传承得以综合的特定场域。

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三线建设物质遗产的“物性”必然遵循从诞生、发展、衰亡，最后走向寂灭的生命周期律，而三线建设的精神遗产则会伴随时代的发展变化，强化成一种难得的社会动员力量与一块坚实的意识形态阵地。一方面，三线建设的精神遗产包括我国工业化建设的早期经验、技术积累等；另一方面，传承三线建设的精神遗产就是传承三线建设的“遗志”，因为整个三线建设都在为未来之敌、未来之困做准备，也是在为更加富强美好的未来之中国做准备，这种准备本质上就是一种国家志向，具体到人民大众，就是在社会上广泛提倡和发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就是在工业化的早期面对不可避免的牺牲而努力提高人民大众的家国观念与价值认同。文化大革命后，很多地方政府一方面清退运动中查抄的资产，平反冤假错案，另一方面则积极着手撰写地方史志，总结发展中的精神文明成果，其中的很多记述也印证了这种双重建设和双重需要在“实录”上的重要性。

当然，从辩证的角度而言，这意味着通过三线精神可以反思三线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同时还可以反思在经济基础之上对应的上层建筑。三线精神的相关研究无疑有可能开启三线建设遗产研究的新篇目。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三线建设伴随着国家经济危机。“这种依靠国内自力更生和追加政府投资所延续的国家工业化建设，再加上1966年彻底偿还苏东投资形成的外债带来的压力，转而造成内生性财政赤字，导致危机发生，连带生产率下降，使形式更趋严峻”。[4]68至于上层建筑的反思，需要在“极左”与“洋跃进”之间深入思考西方中心主义之下资本主义话语对我国改革发展以及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物化”价值观的负面影响。上世纪70年代以前是国家战略调整以及财政赤字，70年代是外债危机，70年代中期“上山下乡”将城市产业资本的危机转嫁到农村。以三线精神的阐发为契机，从理论的视角打开三线建设的历史，无疑有着特殊的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中国话语取代西方“左”和“右”的话语、打破现代工业化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垄断路径的潜在意义。此外，三线建设的经验遗产无疑在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之间的转换上同样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军民融合研究也提供了有价值的支持。

历史与现实注定了我们无法单纯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等单一角度考察三线建设，继承三线建设的文化遗产也不止于物质保护，以往我们过于侧重对于“物质”的价值评估，容易忽略对于三线建设“遗志”的阐发也同样重要。在20世纪60到70年代，三线建设的工业化进程中便有不少三线企业“走思想革命化、政治建厂的道路”。[5]80其实，在“政治建厂”与“市场经济”之间还潜藏着巨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域。1984年2月9日，渡口市(1987年更名为攀枝花市)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劳模表彰大会，市委书记韩国宾在《热爱攀枝花，建设新渡口》的报告中正式提出“攀枝花精神”，即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开拓进取、团结协作、科学求实精神。[6]这种总结是对攀枝花三线建设的一种反思与沉淀，精神上的凝练与概括更能勾勒出三线建设时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光照”与一代三线建设者们精神世界的群像。对于三线建设“思想建设”、“精神准备”、“政治动员”等的总结在整个三线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自始至终从未缺席，对这一部分经验的反思，有利于我们反思市场经济中的建设者盲目崇尚物质回报的现状，真正理解并愿意续写“三线记忆”。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进一步来谈论三线建设工业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

三、三线工业遗产在文物古迹与艺术审美之间如何可能

三线精神的阐发带来对三线建设时期人们精神世界的关注，同时它也带来一个全新的问题：在文物古迹与艺术审美之间三线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如何可能？

(一)从实用价值转向文物价值

“在三线建设已成为历史、工业化奠基时代渐渐离我们而去的时候，三线已成为距我们最近的工业遗产。”[7]32一方面，因为“近”，我们能更全面深入的保护和更早地开发遗产，“近物”更能引起同时代或相近社会景观中的人的共鸣，也更能发挥其潜在的势能与影响力。但“近”也带来了困扰，在对“物”的一般性价值判断中，通常“旧”是“遥远”和“稀少”的代名词，越“旧”越有价值，“物”的价值与“物”的“生命”周期长度成正比，“稀有性”也是目前主流的工业文化遗产价值界定中的重要参考。然而，当代高度依赖技术进步推动的工业化带来的“物价”观与这种“物以稀为贵”的朴素认识不同，最新的工业制品往往是最新科技成果的代表，也越有价值，过时的工业制品往往被认为只会不断贬值，直至淘汰。如此逻辑，三线建设的遗物大部分作为工业遗物，正面临着技术淘汰，处在不断贬值的过程中，面临着深刻的价值认定危机。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这些不断贬值的遗物一旦走进博物馆，人们又会反过来认为其在博物馆中保存的越久就越具有价值。

三线建设遗物的价值在三线建设时期主要是作为生产或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而随着三线建设的结束以及工业制品使用寿命的缩短、对应功用的更新迭代或新的替代物的产生等，旧物的使用价值不断亏损，变得越来越没用。然而“工业遗产是工业活动的证据，已经具有并且继续拥有意义深远的历史价值，保护工业遗产的动机在于这种证据的普遍性价值，而不是单一遗址的特异性”。[8]22当遗物在岁月流转中刻下痕迹，曾经使用这些遗物的工农兵群体作为特殊的“作家”参与到其获得新生的“创作”中，当这些遗物作为藏品被博物馆收藏、展览的时候，“物”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作为特定历史与事件、文化与情感的载体和见证，遗物走向“文物”，成了某种代际之间情感传递的象征物和记忆保存的维系品。

一方面，“文物必须是实用过的东西，有自己的‘社会经历’，在人类生活、历史发展的某一场合、某一领域、某一时刻发挥了确实的作用，留下了特有的痕迹(越多越好)”，[9]23衡量文物价值的主要因素在于其内涵的丰富和意义的深刻程度。因此，三线文物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其对于“三线建设”相关信息的承载程度。保护三线文物的关键不仅在于让“物”存续更久或者保持某种“初始状态”，更是在于对与“物”相关的“信息”的保护。挖掘三线遗物的价值，关键在于对其承载信息的挖掘和阐发。保存“物”也要让人能读懂“物”。

另一方面，从“物”到“古物”，从“古物”到“文物”，从“文物”到“文化遗产”，“人”对“物”的追认饱含了对自身的好奇。“物”的价值母体从依托技术(工艺)转变成依托物承载的信息与文化，“物”的“身份”取决于我们对“物”的价值的认识与阐发，而我们对信息的处理相较于物的客观实在而言，更多的是与主体的认知、心理、情感等有关系。基于此，对三线文化的阐发会随着从“遗物”到“文物”的转换成为三线建设遗产在具体语境中被赋予新的价值判断的关键。在一些三线建设老工业区改造案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价值先行”的“文物”认定以及保护和开发实践。“三线建设城市老工业区具有地方性知识、族群记忆、文化认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价值取向”，在攀枝花市席草坪工业遗址片区改造中，相关设计方案从工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上考虑到具体工业遗产的“‘地方性知识’的历史价值”、“‘族群记忆’的情感价值”、“‘文化认同’的审美价值”、“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价值”等多重价值构成。[10]95-97可见，对于三线建设价值的阐发依托具体的三线遗物，需要从精神维度考虑三线遗物所承载的文化、情感、认知等价值构成要素。只有厘清旧城改造中的“多重价值”才能争取旧城改造所追求的多重效果的综合实现。

“遗物”转化为“文物”，主要基于对其承载信息的不同认知。从整体上看，“我们从文物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工业遗产具有物与信息的双重价值。物的价值也就是工业遗产作为一般物的使用价值，是工业遗产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与情感需求的具体的、基本的价值；信息价值则是工业遗物作为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发展承载物的特殊见证价值。”[11]94我们认识“三线文物”，除了感受文物的质地、色彩、形态等等，也在于从“遗物”去追忆事迹、缅怀先辈，又或者是争夺记忆、刻写历史、去伪存真。我们在博物馆中看到的那些飞机、坦克、大炮、机关枪之类的物件之所以震撼，人们之所以在这些杀人武器面前感怀万分，不是因为这些武器能消灭多少人类，不在于一个炸弹能在地球表面留下一个多大的坑，从遗物承载的遗志上看，更多的人是为了现在的和平与安宁而感触，更多的人是在觉醒民族记忆中的苦难与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和巨大奉献……刀剑本身没有是非，是非在于使用刀剑的人，子弹的归宿不是非要打出去，只是历史告诉我们不能没有枪。

(二)“距离”与“美化”

越来越多的人接触三线建设工业文化遗产是通过博物馆的途径。在具体的博物馆情景中，三线文物的价值呈现是一种美化(审美转化)的意义编织，“文物”以“文化遗产”的形式在场。文化遗产这个概念“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据历史学家的看法，该词已成功取代并综合了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美术’和‘古迹’这两种重要的表达法”。[12]124换言之，三线建设在工业“古迹”与艺术审美之间如何可能的巨大问题域是阐发三线文物多重价值在哲学意义上的形式起点。然而，“文物”与“艺术”之间如何可能，在美学上它指向的是一种生活语境与艺术意境之间意义叠合的可能，这种可能性面临着在雅与俗的二元对立中寻找价值平衡的“人”的审美困境。人的审美要让外在的感官能够触及，也要让内在的心灵感官能够跟随，它要求我们的审美具有客观性以及更高维度的精神情感诉求。

工业本身作为一种产业和资本是逐利的、求实效的，是喜新厌旧的，其给与人的记忆也是短暂的。工业制品一方面有着大生产的简洁明快，另一方面也因为量产而同质化，缺乏一般审美价值上的“唯一性”。一些参观者看到博物馆展陈的许多寻常工业制品不免发出疑问，“这种那么常见的东西有什么好收藏和展览的？”自德国古典美学以来，世界主流的传统审美价值观就强调审美无利害，强调超功利的、纯粹的审美，这条线索在美学史上衍生出了一种将审美经验和其它经验区别起来的区分型美学思想，这种思想强调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距离，从而倡导一种超越、升华的审美逻辑。喜新厌旧的工业制品要想获得“超越”与“升华”，就不能停留在“遗物”层面，而必须深化到“遗志”的层面。但是现代审美价值认定的悖论又在于，艺术受当代哲学非理性转向的影响，审美自反在反权威、去中心化的当代审美价值观中普遍存在。后现代审美的荒谬语境让这种从“物”向“神”的“深化”变得复杂难懂。

然而，我们不得不宣告传统审美理论在此现实语境中的失效。“从原理上说，一件艺术作品总是可复制的。人造的器物总是可以由人来仿制”，[13]233无论是传统的艺术品还是现代工业品，工业技术的机械复制能力消弭了传统审美与生活的距离感和唯一性。审美价值的阐发在工业时代更加注重时间与空间的“在场”。“场域”对于“物”的编织是一个复杂的“灵晕”(时空知觉范畴内感知对象的仪式价值的准则与尺度)，高明的博物馆展陈设计往往在审美距离上建构雅俗共赏的“灵晕”，当然也有人认为这种“灵晕”不过是一种历史的致幻剂或者记忆的编辑器，带来的只是审美幻象，粉饰暗箱。但工业遗产博物馆存在的价值争论并不影响其实体价值的“在场”。这种“在场”的现实要求我们保留审美的欲望和功利，并将其合法化，将审美经验视为生活经验的升华，强调审美服务于实际需要，强调审美不能脱离实际。换言之，博物馆文物在价值上的既成事实试图消灭审美与生活之间的刻板距离，建立一种和世俗生活关联的关联型美学。而曾经高于生活的“升华”在这里只是生活的“仿象”，“审美了的日常生活变成了仿象型的日常生活”，[14]124在此，三线建设的历史与现今日常生活的距离，三线遗物与博物馆中的“文物”的距离，取决于我们如何建构这种距离本身。

四、博物馆与“遗志”传承

(一)价值引导

三线精神是三线遗物的“灵魂”，没有三线精神，三线遗物就有沦为空壳的风险。

博物馆作为一个独立体系参与到三线建设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中，除了对文物进行收集、整理、保护和修复等工作外，还需要通过精心的设计将保护对象展陈给参观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而言，布展者为编码者，参观者为解码者。文物解码者面临的“物”是文物编码者的创造物。博物馆是三线遗产应用的场域，三线文化的编码是对直观的三线遗物和资料的考察和加工，天然的就带有目的性，也更加侧重对遗产的价值做出预设的评估和判断。在观众参观博物馆的实际情景中，观众面对的是被编码的三线文化，“参观”这一行为不需要对遗产的价值进行重复的评估和再次的考察与判断，只需要在既成的价值事实中形成对既定价值的解读与理解。基于此，同样的三线遗产在制码端和解码端拥有不同的视点，从而不同的端口可以划分出不同的“信息”领域。对于观众而言，所有的“遗物”只要放在博物馆的特定场域内就需要“凝视”，文物是博物馆对“物”进行编码的创生性概念。观众在既有的文物概念上接受三线建设“物”与“信息”的双重遗产。多数工业遗产博物馆随处可见的老旧生活用品，一张粮票、一枚胸针、一块花布、一个搪瓷口缸、一台录音机……放在生活情境中那只是最普通不过的锅碗瓢盆，甚至是让人烦恼的证件、档案以及各种票据。但博物馆的场域渲染和建构要求观众重新去审视和发现旧生活的“遗物”与新生活的创造之间的某种异同，不知不觉在“人生百年”的客观命题下反思“人”与“物”的有限性，从而获得深刻的文化体验。而这种独特的“体验”也就成了一种你情我愿的“美化”。工业劳动和工业制品本身的生活属性没有变，但博物馆提供了一个在生活外观察工业化生活的陌生化视角，这让观众抛开复杂的社会生活关系和利益关系，单纯从审美的角度审视三线建设成了可能。

同时，这种编码与兴起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批判性上是不同的，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在这里变成了一种文化建构性。这种不同取向完全是各自研究基于不同现实和不同需要的必然结果。工业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也兴起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虽然工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内涵、类型、外延都越来越深广和多样，其实质上也服务于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全球化意识形态战略，其裹挟在后现代的全球化话语系统中，看似自反和充满理性，实则也是一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至今，无法克服资本本性的弊端，进而无奈告别温情脉脉的高福利时代的一种自嘲。在意识形态属性上，欧美各国的工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方向可以以此类推。因为这是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它们“对遗产的保护工作已发展到更重于强调文化遗产的人文精神，强调其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价值”。[15]195鉴于此，三线建设工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建构与主流意识形态结合，一方面是遗产保护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则是一种站在历史系谱盘根错杂的后现代“不确定性”与“荒谬”的对立面并具有自主性和批判性的建构。

(二)场景移置与审美转化

虽然工业制品追求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统一，但是“物”的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并不是天然的统一。陈旧过时、无用还制约城市再生的三线遗物的实际使用价值的弱化，不仅不会导致其审美价值与之俱灭。相反，文物的使用价值通过“装置艺术”的现代展陈手段被剥夺或者被遮蔽，这更加凸显出文物的审美价值。这在艺术史上早有先例，1981年，基于对消费与欲望之间“物”的使用价值与象征价值之间的解构，新几何商品雕塑艺术家杰夫·昆斯的《新折叠吸尘器》就将最普通的家用电器“当作一串珠宝、一尊雕塑、一件古董来展示”，艺术家“将它们密封在透明的有机玻璃柜中，也就是剥夺了它们的使用价值，但是激活了它们的象征价值”。[16]315博物馆对于三线遗物，尤其是三线工业遗物的审美转化与这种商品雕塑有共通之处，它们都是通过场景移置的艺术创作手法对特定物品的审美价值加以凸显，三线遗物从三线建设的具体场景中被移置到特定的博物馆情景中，从嘈杂的流水线走进博物馆，从热辣的练兵场走进博物馆，从生活的市场、书店走进博物馆……三线“遗物”成了三线“雕塑”，这种移置带来了全新的文化编码可能和象征塑造空间。博物馆对“物”的艺术性重塑让“物”在特定的场域中被视为“艺术品”，从而伴随价值引导。这种特定场域中艺术性的实现由三线建设者、博物馆的建筑设计者、观众共同参与创生，形成了一个意义的闭环。同时，这种集体创作在完成“物”的审美转化的同时，淡化了物在世俗功利中的紧张关系，重构了三线建设原本业已建构出来的社会关系模型，从而在意义编织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记忆的合法性控制。

当然，“物”对于观众的无差别显现，让所有观众在观照展陈之物时行使了独立的审美判断。在博物馆中，观众不同的社会身份在审美维度上被彻底解构。“三线人”不再是解码三线文化的权威，观众的参观行为作为一种三线文化实践让三线文化的价值阐发多元化。然而，“看似多元的价值取向，离开了潜在的一元论意义上的三线价值认同，多元只会‘迷乱’，变成杂多和无序”，[17]9博物馆对于文物的价值阐发，就是把观众的“看”变成了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的“凝视”。

(三)信息编码与“遗志”传承

观众通过博物馆获得的发现和感悟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凝视”，“凝视”总是基于被规定好的“看”的对象、“看”的方式、“看”的次序和流程等。“主体‘看’的欲望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发生了颠倒，而这种颠倒形成了特定场域内的文化机制。”[18]98-111观众主动参观的背后是一种“被动的”文化体验。

博物馆中的“看”包含了复杂的历史情境与制度性框架的审美授权与价值预设，博物馆在将“物”编码为“文物”的同时，也将“信息”编码为特定的意识形态。来自不同语境的观众在面对三线遗物时被熏陶、被感染、被洗礼，自觉将“看”转换为“意识形态凝视”。在三线遗物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权威与三线共同体的集体意识的包裹下，观众的“凝视”仿佛工业生产流水线上的制式产品，按照加工的顺序(参观的顺序)和工艺(参观时感受到的信息)，产出标准化的可复制的产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通过强有力的‘凝视’，把个体的欲望加以规范和约束，在一定的渠道和方式中获得表达。主体只有认同于意识形态‘凝视’的视点，才能获得欲望的表达对象，或者说表达的‘语言’。”[19]107观众的潜在欲望和情感的表达因此得以实现“异口同声”。

三线记忆的直陈只是一种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审美幻象。一方面，观众面对经过选择、加工、编码的三线文物，省略了对审美转化的考察与判断，对于“美化”的程度难以把握。另一方面，博物馆的展陈设计也早已将观众设计在其中。观众对于博物馆而言也是一个被建构的存在。博物馆对于观众的塑造与博物馆对于文物的编码是一体的。进而，博物馆对于文物的保护与对参观者的引导不仅不矛盾，反而在价值上是统一的。三线建设工业文化遗产在博物馆中的价值实现，最终从对“物”的发现回归对“美”(或者说“人”)的发现。在博物馆这样的展陈形态中，三线建设文物的价值实现必然始于对三线文物的保护，终于对三线意识形态的传承。在审美之维上，三线建设博物馆中的“‘三线’是一个严格的意识形态表征体系”，[17]10保护三线建设的“遗物”，要建立在传承三线建设的“遗志”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