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克奖与世界文学空间的重构

2021-11-29 05:05杜明业
大连大学学报 2021年4期
关键词:该奖布克奖作家

杜明业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布克小说奖”(The Booker Prize for Fiction)被誉为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文学奖,也是仅次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最大的文学奖项之一。该奖旨在奖励优秀作品,提高公众对严肃小说的关注。首任布克奖管理委员会主席迈克尔·盖因(Michel Caine)称:“获奖小说在20年间都属于一流文学的行列”[1]15。此言不免有些言过其实,但就相当一部分获奖作品而言,布克奖几乎已经成为“最佳小说”( fiction at its finest)的代名词。布克奖“提供了5万英镑的奖金,使获奖者一夜成名;获奖报道会数月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将给英国出版商带来巨大收益”[2]141。1986年,安东尼·思韦特(Anthony Thwaite)曾宣称布克奖是“国际认可的世界顶级小说奖”[3]206。自1969年首次颁奖以来,经过50余年的精心运作,布克奖的威望已超过英国其他二百多个文学奖,并获得巨大世界声誉。

随着布克奖在世界的影响日趋扩大,国内外学界或从总体上对该奖加以探析,或从特定角度对入围及获奖作品进行研究,或评介年度入围及获奖小说等,研究者各自取得独特的发现。但从法国批评家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的“世界文学空间”(world literary space)理论角度来思考布克奖将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收获。本文拟从这一视角考量布克奖,着重关注如下问题:英国文化界是如何通过布克奖打造、维系伦敦这个世界文学之都地位的?作为国际文学祝圣活动的布克奖是怎样通过持续的国际化行动增强世界认可度的?布克奖是如何重绘英语文学地图,乃至世界文学版图的?

一、布克奖的设立与世界文学之都的重铸

在《文学世界共和国》及《作为一个世界的文学》中,卡萨诺瓦将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运用到世界文学理论的探索,在梳理了歌德(Johann von Gothe)、瓦莱里(Paul Valery)等人的世界文学观念的基础上,尝试厘清世界文学的概念,认为全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作品构成一个整体的、动态的、发展的文学空间,即“文学世界共和国”(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它拥有自己的“首都”与“边疆”或“中心与边缘”,但并不总与世界政治版图完全一致,也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空间。在卡萨诺瓦看来,“文学与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媒介空间:一个平行领域,它相对独立于政治,是对特定的文学性质给以质疑、辩争和创造的结果。在这里,根据文学的逻辑并以文学的形式,各种形式的斗争——政治的、社会的、民族的、性别的、民族的——折射、稀释、变形或改变”[4]71-72。她将这个媒介区域称之为“世界文学空间”(world literary space),认为“文学世界有自己的地理划分。文学版图是根据美学距离而不是文学‘制造’和‘祝圣’来完成的”[5]20并指出“世界文学空间的主要特征是等级制和不平等”[4]82。“事实上,文学世界内部结构的不平等催生了一系列关于文学本身的斗争、对抗和竞争。”[4]74在她看来,“伦敦毫无疑问是另一个文学之都,不仅因为它的文学资本,还因为它广袤的前殖民帝国。……英国首都一直在向来自前殖民帝国的作家们赋予文学合法地位……伦敦的祝圣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文学认证书……”[5]134。卡萨诺瓦的这些观点为我们思考布克奖提供了参照。

1968年,英国知名出版商汤姆·马斯勒(Tom Maschler)向英国最大的图书公司布克·麦康奈尔(Booker McConnell Company)提议设立一项可与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媲美的英国本土的文学奖,以奖励“年度最佳英文长篇小说”(the best full-length English-language novel of the year)[6]。英国及英联邦成员国公民创作的英语原创小说均可参评。布克奖因赞助商(Booker PLC)而最初冠名为“Booker-McConnell Prize for Fiction”,从1969年开始颁发。2002年,曼财团(Man Group)成为布克奖的新赞助商,奖项名称变更为“The Man Booker Prize for Fiction”。2019年,赞助商改为迈克尔·莫里兹(Michael Moritz)及其夫人创办的基金会(Crankstart Foundation),奖项名称也改为“Crankstart Booker Prize for Fiction”。尽管赞助商及其奖项全称冠名发生变化,该奖一直简称为“布克奖”(The Booker Prize)。自成立以来,布克奖在评奖机制等诸多方面陆续进行了改革,该奖的影响也逐渐扩大,日益显见出国际文学大奖的特质。

芮小河曾指出,“布克奖是英国试图保持在英语文学空间的中心地位不可或缺的力量”[7]116。布克奖的设立折射出英国深深的文化焦虑。我们可以从该奖的设立、发展看到这一点。

从历史背景来看,通过近400年对外扩张和殖民,19世纪末的英国已处于鼎盛时期。第二次布尔战争成为英国衰落的转折点。一战后,英国颓势更加明显。二战后,英国经济实力受到严重削弱,政治地位极度下降。1947年的巴印相继独立、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20世纪60年代的去殖民化运动,彻底瓦解了英帝国殖民体系。英国历史学家P.J.马歇尔曾直言不讳地评论说:“实际上,大英帝国消亡于20世纪60年代。”[8]96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已经沦为依附于美国、落后于欧洲的二流国家。

20世纪60年代是激烈动荡的十年,女权运动、学生运动、反战示威、少数族裔的民权运动席卷欧美大陆。大众传媒、通讯的发展以及大学教育的普及使得大众文化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冲击着传统价值观,改变了文学图景。此时的英国文学也出现了不景气情况: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英国本土作家多固守自己的文学传统和历史,创新不足,作品缺乏吸引力,英国文学市场冷落萧条,小说出现了不知何往的现状。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bruy)发出如此的喟叹:“小说死了”[9]370,以至于他在《现代英国小说:1878—2001》中的第七、八章分别以《十字路口——六十年代的小说:1960—1969》和《冰的时代——七十年代的小说:1969—1970》这样的标题来叙写此时的英国小说发展困境[9]361-440。与英国本土作家的裹足不前相比,其他国家的文学新潮迭起。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Bobbe-Grillet)等领导的法国“新小说”运动如火如荼,以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等为代表的拉美作家掀起“拉美文学爆炸”,以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索尔·贝娄(Saul Bellow)等为代表的美国文学迅速发展。这些作家勇于实验革新,不断挑战传统理念,在世界文坛上的影响力表现强劲,动摇了英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中心地位。

英国的出版业与帝国相伴而生,与帝国的命运休戚与共。历史上的英国出版业一度发达,在国际上曾长期处于垄断地位。但二战后,美国出版社采取以廉价图书占领市场的策略,同英国出版社展开竞争。至20世纪60年代,英国出版业遭受冲击,垄断地位被打破,许多文学出版社经营困难,出版社资金紧张,被迫大幅度减少对新文学作品的投入。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布克奖是英国文学出版业为应对行业危机而设立的。

在这种背景下,布克奖的设立显现出英国文化界的深刻焦虑。如果说巴黎凭借自身丰厚的文学资本和各项文学活动强化了“巴黎的文学霸权”,巩固了“巴黎,文学之乡”[5]10的盛名,而英国文化界则想借布克奖重铸伦敦的文学首都地位。卡萨诺瓦本人一方面极力推崇巴黎这个世界文学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巴黎面临着来自伦敦和纽约的激烈竞争。在她看来,“伦敦至少奠定了英国文学资本和语言领地上文化裁判权的大部分管辖范围”[5]138-139;“英国首都一直在向来自前殖民帝国的作家们赋予文学合法的地位:泰戈尔、叶芝、萧伯纳,或者纳拉扬获得的诺贝尔奖就是明证。伦敦的祝圣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文学认证书……”[5]134可以说布克奖凭借着“评委眼中的最佳小说”(the best novel in the opinion of the judges)[10],通过系列活动强化了伦敦这个文学中心的地位,尤其是加强了其殖民地作家和伦敦文学界、文化界的联系。

二、布克奖的国际化追求

在《文学世界共和国》中,卡萨诺瓦不止一处论及作为祝圣活动的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与龚古尔奖等对世界文学空间的重要建构作用。在她看来,“文学奖是文学祝圣中最少文学性的形式:他们往往只是负责让人们了解到文学共和国之外的特殊机构的裁决。它们因此是祝圣机制中外在的和最表面的部分,是给予广大读者的某种信心。这就是说,根据文学世界的法则,一个奖项越是国际化,它就越是特别。这就是为什么代表甚至定义文学这门艺术的、最重要的文学认证便是诺贝尔奖。”[5]170在《作为一个世界的文学》一文中,卡萨诺瓦直言:“世界文学空间中存在着一个客观指标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普遍性(几乎)毫无异议的信任。……这个每年一次的经典化行为成为文学空间主角参与的全球性事件。”[4]74同样,作为祝圣活动的一年一度的布克奖,从评委选择、长名单作品推选、短名单作品推选到获奖作品确定四个关键环节,伴随着讨论、论争和争议,搅动了英语文学界。因此,我们从祝圣活动的角度考察布克奖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可以说,文学奖在世界上的认可度与其国际化程度是相关的。文学界之所以推崇诺贝尔文学奖,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极高的国际化程度、巨大的影响力,且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复杂而巨大的文学系统。如果说早期的布克奖在缺乏国际认可度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后来它则孜孜以求地谋求更大影响,力图彰显其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扩大和认可度的提升。

最初,只有英国、爱尔兰以及英联邦其他成员国家的作家有资格入围参评布克奖,其中贯穿着精英主义思想,即所评选的作品要能体现英语语言素养的优秀严肃小说,布克奖评委和布克奖基金会也试图通过评选活动重塑英国形象,传承不列颠精神,展示所谓的英国性(Englishness)。这在初期的布克奖评选中体现尤为明显。1969—1981年间所有14位获奖作家中,只有1974年的获奖者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是南非人,而且是和英国本土作家斯坦利·米德尔顿(Stanley Middleton)同时获奖。这些作家承继了奥斯丁(Jane Austen)、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劳伦斯(D.H.Lawerence)等作家的创作传统,主要描绘英国本土生活,以英国题材为主,兼及前英国殖民地题材。

在历经35年的运作以后,面对21世纪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挑战和英语文学文化疆界的拓展,布克奖管理委员会于2004年宣布自2005年开始,该奖将打破地域限制,每两年颁发一次奖金为5万英镑的“曼·布克国际文学奖”(The 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所有在世的作家,无论国别,只要其作品以英文出版或有英文译本发表,均有资格参评,从而扩大了获奖者的来源国;获奖作家的全部文学成就,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小说;每位作家只能获得一次布克国际奖。这一举措使得布克奖朝国际文学性大奖迈出重要一步。2005年,首届布克国际奖在伦敦揭晓,获奖者为阿尔巴尼亚小说家伊斯梅尔·卡达莱(Ismail Kadare)。此后,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2007,尼日利亚)、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2009,加拿大)、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2011,美国)、莉迪娅·戴维斯(Lydia Davis,2013,美国)、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Laszlo Krasznahorkai,2015,匈牙利)等先后荣获该奖。自2015年起,“曼·布克国际文学奖”改为每年评选一次,评选翻译成英文的一部小说,5万英镑奖金由作者和译者平分。韩江(Han Kang,2016,韩国)、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2017,以色列)、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2018,波兰)、约哈·艾尔哈茜(Jokha Alharthi,2019,阿曼)、玛丽·莉涅维德(Marieke Rijneveld,荷兰,2020)、大卫·迪奥普(David Diop,2021,法国)分别获奖。从获奖者的来源国看,布克奖也已展示出较强的世界性。2011年,王安忆和苏童成为首次获布克国际奖提名的中国作家;2013年,阎连科获得该奖提名。当然,新设立的曼·布克国际文学奖不会取代现有的布克奖,将由相对独立的评审系统评选。自2019年,该奖更名为“布克国际奖”(The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

与此同时,为强化布克奖在英语文学中的标杆地位,2013年9月18日,布克奖管理委员会宣布,从2014年起所有英语原创小说都有资格参评。2014年,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弗兰纳根(Richard Flanagan)以《深入北方的小路》斩获布克奖,而六部入围短名单的小说中有两部来自美国:约书亚·费里斯(Joshua Ferris)的《找准时机东山再起》和凯伦·乔伊·福勒(Karen Joy Fowle)的《我们都发疯了》。当年的评委会主席格瑞林(A.C.Grayling)评论说:“曼·布克奖扩展边界,这六部优秀小说引领读者踏上世界之旅,去往英国、纽约、泰国、意大利、加尔各答、澳大利亚等地,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空穿梭。”[11]92美国作家是评奖规则改变后的最大受益者。2016年,保罗·比蒂(Paul Beatty)以《出卖者》摘取该奖项,成为第一位获得布克奖的美国作家。美国短篇小说家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凭借《林肯在中阴界》获得2017年度的布克奖。至此,布克奖已完成了高度国际化的目标:进入长名单、短名单或获奖的作家既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爱尔兰等发达国家,又有来自南非、巴基斯坦、印度、坦桑尼亚、尼日利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欠发达国家。

除了在英国设奖以外,英国布克奖基金会于1991年12月在俄罗斯设立俄罗斯布克奖(Russian Booker Prize),和英国本土的布克奖同属一宗。这是布克奖在其他国家设立的第一个非国家文学奖。该奖每年评选一次,原则上授予世界范围内用俄语写作的年度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该奖现已成为俄罗斯文学领域最重要、最权威的文学奖项之一。入围及获奖作品产生了积极的阅读效应,达到了市场预期,引发国际文化界的持续关注。因赞助方的不断变更,本奖项先后几易其名,在1997年,俄罗斯布克奖甚至脱离英国布克公司的支持,改由俄罗斯“彼得·斯米尔诺夫基金会”赞助,更名为“斯米尔诺夫—布克”文学奖。不过,该奖现在仍采用初创时的“俄罗斯布克奖”。1992年,马·哈里托诺夫凭借《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获得首届俄罗斯布克奖。此后,弗·马卡宁(1993)、布·奥古贾瓦(1994)、米哈伊尔·布托夫(1999)和奥列格·巴甫洛夫(2002)等人先后获奖。获奖者的奖金额度由以前的1.5万美元增加到2万美元,其余五部入围作品每部作品也可获得1000美元奖金。

还需一提的是英仕曼亚洲文学奖(Man Asian Literary Prize)。此奖项始创于2007香港国际文学节及投资公司“英仕曼集团”联合创办。不过,其中的“亚洲”定义范围仅及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27个国家与地区,而不包括伊朗、土耳其等。其评奖规则与“布克奖”相似。创立该奖项是由于亚洲作家在全球文坛的角色日益重要,亚洲正在逐渐成为国际出版商推出新作品的发源地。英仕曼亚洲文学奖不但着眼于已出版的作品,更会集中推荐还没有英译的新作。不过,这个奖项似乎影响不大,且参评数量逐年减少,至2012年即停办。中国作家姜戎、苏童和毕飞宇分别以《狼图腾》(2007)、《河岸》(2009)和《玉米》(2010)分别获奖。

2005年,布克奖管理委员会为翻译家设立一个奖金为1.5万英镑的特别奖——布克翻译奖,旨在奖励那些把非英语的文学作品译成英语的译者。该奖的评选不同于一般的评奖程序,其得主并非由布克奖评委会投票选出,而是交给布克国际奖的得主择定。2005年的布克翻译奖颁发给了伊斯梅尔·卡达列(Ismail Kadare)作品的英文译者大卫·巴洛斯(David Bellos)。从2016年开始,布克国际文学奖与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合并,成为一个翻译小说奖,每年评选一次,全球所有非英语作家,只要其作品有英译本在英国出版均可参评,一旦获奖,译者与作者将平分5万英镑的奖金。2017年,以色列的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凭借《一匹马走进酒吧》获奖,他和小说英文译者杰西卡·科恩(Jessica Cohen)分享5万英镑奖金。而2018年获奖者则是波兰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获奖作品是《航班》。

概而言之,自从1969年首次颁奖以后,布克奖已经开始了方方面面的扩张,如终身成就奖的设立,参评对象的扩展,俄罗斯布克奖、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和翻译小说奖的设立等,同时又在布克奖25周年、40周年、50周年时分别举办过 “最佳布克奖”“布克奖中的布克奖”和“金布克奖”等系列活动扩大其影响,而所有这些举措都扩大了其国际化程度,提高了社会认可度。

三、英语文学地图的重绘

自1066年诺曼底征服、法语被定为官方语言之后,标准英语到15世纪才出现。18世纪末,随着英国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英语逐渐对法语在世界交往中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英语文学也伴随着英国殖民者的枪炮传遍殖民地区域。英国文学也以不同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英国文学占据了其海外殖民市场的主体,“英国成为对抗法国的第一个文学强国”[5]83。当然,英国文学在海外广泛传播的目的是铸就帝国的荣耀与辉煌,显示帝国的成就,传播帝国的文化、制度和价值观念。不过,这种世界化是带着血腥的,不论是殖民者主动传入的,还是被殖民者被动输入的,都是以一种几近残忍的方式进行的。从传播角度来看,它是基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的传播技术、传媒手段和纸质媒体而进行的。

在英语文学的海外传播过程中,英语语言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帕斯卡尔看来,“语言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学工具,它已经且一直是一种政治工具。正是通过语言,文学空间才相反服从于政治”[5]130。而英语为英帝国的文学文化传播所起的作用凸显了这一点:“殖民地当局视英语为一种权威性的而且本质优越的文化的传播媒介”[8]180。正是由英国在当时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强势地位,使得英语文学版图也出现了类似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

在这种文学空间构筑的过程中,英语小说因其特殊性起到了其他文类无可替代的作用。如维多利亚时期被称为英国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当时小说种类之多,数量之丰是空前的。据研究者统计,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期间(1837—1901),英国共出版了约六万种各类长篇小说,自称为维多利亚小说家的人约七千人,其中三分之一为女性[12]1。尤其是在20世纪,小说的创作、出版、翻译、传播、阅读、接受,较之于其他文类具有更大的市场。英语小说凭借着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的语言优势,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范围日益扩大,改变了英语文学的全球地图,也改变了世界文学的版图。

如前所述,布克奖的设立是在帝国体系崩溃之际,是为了挽救帝国的荣耀,延续帝国的光荣,唤起帝国的记忆,呈现帝国情结,“英国性”成为获奖作品或隐或显的内容。近年来,凭借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上诞生的新手段、新技术,布克奖试图将其影响扩展到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近年来的各种新媒体技术极大地加快了布克奖获奖作品的传播速度。1981年,布克奖颁奖仪式首次由英国广播公司(BBC)直播。2000年后,布克奖与媒体进行深度合作,目的是将该奖打造为当代英国文学的风向标,增强奖项的权威性。2001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建议在颁奖仪式中增加年轻人的因素,以吸引更多的年轻读者参与。2002年10月,颁奖典礼移至极具象征意义的大英博物馆举行,有力地增强了该奖项的声望和地位,扩大了影响力。媒体曾经围绕布克奖发起一系列“当今英国文学状态”的讨论,把众多参评国家的文学作品聚集起来点评,树立起布克奖作为英语文学价值裁判者的形象。2000年以来,每年布克奖新闻报道在全球的受众达到3亿多人,将该奖传播对象的范围从英联邦扩展至全球。

以布克奖获奖作品的电影改编为例。作为一个文化产业,布克奖获得巨大成功的秘诀在于文化和商业的共赢。从商业上说,它推动了文学的商业化,充分挖掘了市场潜力:不但获奖作品销售量飙升,而且入围作品的销售量也一路攀升,出版商和作家本人都获得巨大经济收益。布克奖还积极寻求与影视业携手,2008 年开始,根据布克奖获奖小说而拍摄的电影展在世界各地进行。由于影视业的推广,布克奖获奖作品在全球的读者群也急剧扩大。据西蒙娜·莫瑞(Simone Murray)统计,每年英美文学市场上发行的作品只有0.1%的部分被改编成电影,而布克奖小说作品被改编制作成电影的比率高达21%—23%[13]105,可称得上是电影改编工业的“孵化器”[13110。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影视业、戏剧业开始关注布克奖入围作品及获奖作品,《辛德勒的方舟》(1982年获奖,1993年电影出品时改为《辛德勒的名单》)、《英国病人》(1992年获奖,1996年出品)、《奥斯卡与露辛达》(1988年获奖,1997年出品)、《长日留痕》(1989年获奖,1993年出品)、《耻》(1999年获奖,2008年出品)等获奖小说改编的电影作品取得巨大成功,而《维农少年》(2003年获奖)则于2007年被搬上伦敦新维克剧院舞台。尤其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树立了布克奖小说跨媒介生产的典型。2002年,加拿大作家杨·马特尔(Yann Martel)获奖后,20世纪福克斯立刻购买了其小说的电影版权。2012年由李安执导的同名电影在全球公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最终成为迄今为止市场表现最成功,受众数量最多的由获奖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由于电影的大众传播效应,原作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三十多种文字,迅速在全球发行,成为英语文学全球流通的典范。

四、结 语

在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文学奖中,布克奖在英语及非英语国家与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评论界和读者对布克奖获奖作品及入围长短名单的作品有一定的争议,但总体来说该奖的评审是严肃的,评出的作品具有很高的水准,体现出其对严肃小说的总体追求和对作品质量的最大保证。从获奖主体来看,布克奖得主主要是用英语创作的作家群体,他们是来自英联邦国家、非英语国家和英国前殖民地的英语作家(writers in English),他们总体上具备了较高的英语语言素养、成熟的写作技巧和独特的写作风格。“对学术界和非学术界的读者而言,布克奖在建构当代英国文学以及后殖民文学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4]。从最初的重构帝国之梦,到后来的不断扩张,布克奖从未失却其重绘英语文学版图的追求。尤其是2014年布克奖的扩张,更突出地体现出这一点。正如午荷所言:“2014年是曼布克奖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从这一年开始,曼布克奖就开始向包括美国作家在内的全世界用英文写作的作家开放。这一变化意味着曼布克奖以后要面对的是所有的英语文学,也暗含着其以英国为中心,实现英语文学大一统的野心。”[15]布克奖的发展对重构英语文学图景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也促进了新的世界文学经典的生成。

诚然,布克奖仅是单项的小说奖,而没有旁涉到戏剧、诗歌等其他文类,但鉴于小说在当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本文的研究也不失为一种尝试。布克奖在当代英语文学界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评论者、创作者和媒体从业者等群体的关注。英语文学之所以在世界文学空间中占有巨大的空间,这是因为英国特殊的历史所致,也契合了英语的日益国际化的现实。英国曾在历史上进行过全球性扩张,英语也因此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英语文学(English Literature)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由19世纪末期仅指英国文学英语文学逐渐用来指称用英语创作的文学(Literature in English)。从布克奖获奖作品,甚至入围长名单、短名单的作品及获奖的翻译作品,均是借助于英语这个重要的文学资本。事实上,英国、美国、加拿大、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作家多用英语这种公认的国际通用语进行创作,非英语国家与地区的英语文学也大都来自英国前殖民地。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看到,当今世界文学是由多个语种的文学构成的,英语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语种的文学,如果以英语文学一统天下,世界文学也就失却了其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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