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逆境中自我建构研究
——从镜像理论视角解读毛姆《面纱》

李四菊，谷野平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一、引 言

W.萨默塞特·毛姆是二十世纪广受欢迎的英语作家之一，被誉为“最会讲故事的作家”。长篇小说《面纱》是他最具争议的作品。《面纱》讲述了爱慕虚荣的凯蒂怕容颜枉逝而嫁不出去，便轻率地嫁给孤僻寡言的瓦尔特·费恩，婚后随夫奔赴霍乱疫区的整个过程。小说避开道德说教，冷眼观世界，洞烛幽微，却把人性刻画得入木三分。

镜像理论是拉康理论的核心思想，对二十世纪至今的后现代主义和结构主义学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拉康认为镜像阶段是个体成长的起点，在婴儿还不会说话、无法控制自己的时期，“面对着镜子，高高兴兴地将映在镜中的自己成熟的整体形象理解为自己本身”[1]42，第一次将自己称为“我”。“镜中的形象与外在空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外在世界，它是自我认同的基础，自我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建立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2]。在此阶段，主体被镜中之像所欺骗，把自我和镜像当作对等物，以镜像作为中心进行回归，走上自我疏离的道路。

镜像理论为研究女性自我建构提供了新的角度，因此本文将从拉康镜像理论视角进行解读，分析女主人公凯蒂在个人情感逆境和社会环境逆境中的经历，解读凯蒂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受欲望驱使的懵懂阶段和觉醒的自我建构阶段以及各阶段所采取的相对应策略。

二、镜中之像——受欲望驱使的个体

镜像阶段起始却不局限于婴儿时期，而是一种永久性的主体的结构性矛盾。婴儿这一生理状态则对照至个体精神领域则为精神思想空虚的时期。正如婴儿从降生之日起仅是生物存在，在镜像的影响下有了对自我的初步认识，才转化为社会存在。其中“镜”是能够反映个体的形象参照物的一种隐喻，“它可以指水、母亲或他人的目光等”[3]。

对于刚刚进入社会生活的凯蒂，母亲看待凯蒂的目光，就是凯蒂心中自我的镜像。她在精神方面可谓是一张白纸，在母亲贾斯汀夫人的引导下，初步形成价值观轮廓。母亲就是凯蒂最初的他者。凯蒂在母亲的影响下逐步进入虚幻的、自我欺骗的想象界。处于想象界的个体处于无意识状态，欲望是行动的直接动力。有别于弗洛伊德的原始性冲动欲望论，拉康深受黑格尔主奴辩证法影响，提出“人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4]137，其中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个体想使自己“成为他者欲求的对象”[5]，二是个体“欲求他者欲求的东西”[5]。在误认效应的影响下，凯蒂想要成为母亲的欲求，并把母亲的欲求当作自己的欲求。贾斯汀夫人以凯蒂作为张扬的资本，寄希望于女儿嫁给一位杰出的人士，这样可以脸面有光，但凯蒂到了二十五岁还是单身未嫁。“贾斯汀夫人怒不可遏，经常毫不留情地给凯蒂脸色看”[6]19，凯蒂渴望获得母亲的认可，便以母亲的价值轮廓进行自我建构，匆忙嫁给了瓦尔特·费恩。贾斯汀夫人爱慕虚荣、贪恋浮华，频频出入社交舞会，凯蒂为了实现母亲的期待，逐渐变成交际花，和“每个人打情骂俏，同时不忘了在这群男士中挑拨离间，从中取乐”[6]18。凯蒂把母亲眼中的形象误认为是真正的自我，在错误认知中建构想象界。

孩子最初的欲求是母亲，“但母亲那无法满足的欲望单靠孩子的存在是决不能弥补的，欲望的矢量超越孩子的存在向遥远的对象伸延”[1]87。当孩子知晓自己并非是母亲的欲望矢量所指，便意识到了自己和母亲间出现了裂口时，原本聚焦在自己和母亲之间关系的欲望会逐步转化并延伸。

凯蒂初嫁给瓦尔特时，她觉得丈夫眼中的她就是自己的镜像。然而，她发现丈夫少言寡语，很少和她交际。她也知道自己在丈夫眼中的形象，因为丈夫曾毫不掩饰地告诉她：“我知道你愚蠢、轻浮、没有头脑、但是我爱你、我知道你的目标和理想既庸俗又普通，但是我爱你。我知道你是二流货色，但是我爱你……我知道智慧将会令你大惊失色，所以处处谨小慎微，务必表现得和你交往过的任何男人一样像个傻瓜。”[6]62瓦尔特全盘接受凯蒂，但却像黑洞无法成像一样，凯蒂无法把丈夫作为自身形象的参照物并获得反馈。“所有人类的人性的欲望都是为了获得‘承认’的欲望的一个功能”[7]。凯蒂彻底失望了，她知道自己无法得到丈夫的认同。当然，丈夫也无法满足她的欲求，因此她想找个对她有期待和好印象的男人，于是她将爱情寄托在擅长左右逢源的查理·唐生身上。

凯蒂心甘情愿地爱着查理，全身心地投入她自己制造的爱情幻象之中，自以为查理也沉溺于这段感情，也会对她投桃报李。这时的查理和母亲一样成为他者。她极力想得到查理的认可，并满足自己的这份欲求。凯蒂要求查理与妻子离婚并娶她，本能地用眼泪“激起他的同情心”[6]67。在查理跟前，她自视弱者，并以眼泪示弱，寄希望于激起查理的怜悯之心。然而，查理拒绝了凯蒂。凯蒂意识到，查理与她偷情不过是为了追求一时的声色快乐。查理的欲求是无止境，他不仅追求高官爵位，还寄希望于妻子的赞誉。凯蒂发现自己不能完全成为查理的欲望对象，无法取得合乎情理的社会身份。身份认同危机给凯蒂带来了强烈的焦虑感，她开始反思寻找缺失的存在。

三、逆境中觉醒——自我建构之旅

镜像阶段成立的核心在于他者，孩子将他者呈现出的形象误认为真实自我，主体被他者夺走主人性。“‘他者’既包含镜像阶段作为小他者的他人（小他者a）,又包含从个体的角度所体验到的象征界中关于社会、语言和文化的秩序（大他者A）”[8]，他者在个体成长的三个维度（想象界、象征界和真实界）中至关重要。

个体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进入“社会生活法则之域”即象征界的过程，正如个体现下的生活环境可能是主动选择和时局所迫结合的结果，个体进入象征界的过程也是主被动相结合的。凯蒂在得知自己不得不去瘟疫横行、霍乱不断的湄潭府时，面临完全陌生的恐怖境遇，她认为“想必我只需要带些避暑的衣物，再置备上一套寿衣就齐全了”[6]82，她不愿意走出早已熟悉的享乐舒适区，没有制定积极的应对策略并加以筹谋，以消极被动的态度进入陌生的疫区。

进入疫区后，凯蒂看见路上农民抬着棺材，修女们因感染瘟疫相继离世，致使凯蒂一想到瘟疫就会吓得四肢颤抖，“她的脑子装满了逃跑的想法”，思忖着“什么也不用带，只要把她自己个儿带走，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6]97。凯蒂本能地采取自我防御策略，意图实现自我增强。但她的应激反应是逃离，是消极的自我防御策略，对个体成长的刺激动力作用较小，容易引导她走向自我固化，不利于促进个体认识并融入象征界。

象征界像是一张巨大的网，看似无形，实则无处不在，笼罩着生活在大环境中的每个个体，个体会受到环境不同程度的影响，并进行无意识异化或自我调整，以适应环境。凯蒂在湄潭府落脚后，结识了谈吐幽默、热爱生活的韦丁顿和优雅高贵却温和谦卑的修道院院长，从韦丁顿口中得知瓦尔特“既有头脑又有个性”[6]108，韦丁顿高度评价“如果说谁能够单枪匹马扑灭这场恐怖的瘟疫，他就是那个人”[6]108。凯蒂认识了新朋友，刷新了对丈夫的认知，她开始正视象征界，抗拒情绪逐渐好转，逐步走出自我固化状态。当个体将目光投到社会环境，接触到了社会生活和规则时，会逐渐脱离想象界，过渡到象征界。

在疫区全新的开放性的经验的影响下，凯蒂放宽眼界，主动改变固化的认知结构，将以自我为中心的目光转移到他者和外部象征界上。凯蒂对修道院长的高贵出身和显赫家世不为所动，却在得知院长在生活难以为继时坚持盖了修道院，亲手将新生弃儿从敛尸盒中捡起时，而不由地心生敬意，尤其称赞“她的手是我见过的最美的”[6]145。凯蒂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开始认同修道院长的品格。当个体由衷认同他人时，才真正地脱离想象界，进入象征界。此时，凯蒂抛弃想象界中的个人行为准则，在社会和文化法则的限制和指导下进行活动，在象征界引导的异化过程中，追寻真正的主体性。

丈夫瓦尔特、新朋友韦丁顿和修道院的修女们，都为拯救身处水深火热的灾情中的民众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将个人得失淡然处之，秉持大局观念，以爱和责任为处事准则，使凯蒂耳濡目染。凯蒂重新审视自我，反思以前沉迷声色享乐的自己“无足轻重，毫无价值”，而现下生活“似乎有无尽的意义需要她来体会”[6]129。凯蒂主动申请去修道院做义工，将注意力转移到照顾孩童和帮助病人上，“没完没了的工作占据了她的心思，在和别人的交往中，她接触到了新的生活，新的观念，这启发了她的思维……如今她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会哭了”[6]147。凯蒂以义工生活作为代偿，弥补疫区生活的恐惧感和陌生感带来的心理落差，积极融入象征界。凯蒂意外晕倒，发现自己怀孕，却不确定谁是孩子的父亲。她明知撒谎能获得丈夫瓦尔特的原谅，但理智战胜了虚幻的无尽柔情和美好前景，她选择了道出事实，“她觉得撒谎似乎并不值得”[6]163。此时的凯蒂已经能够区分出镜像与自我的区别，勇于拒绝幻象，选择接受应对象征界的法则，进行积极的自我建构。

修道院长以责任为个人准则，她告诫凯蒂“唯一弥足珍贵的是对责任的爱，当爱与责任合而为一，你就将是最崇高的”[6]209；韦丁顿以爱情为生活养料，认为“道”才是万物所归。但凯蒂已经能分辨出他者与自我的区别，她不再为他人的欲求而活，不受他人的价值观左右，她“只觉得这出戏只是她读的一本小说，书里描述的故事似乎和她毫不相干”[6]211，“死亡的威胁烟消云散，使她屈尊受纳的爱情已经随风而去。所有的精神羁绊统统地见鬼去了，留下的只有一个自由奔放的灵魂。有了自由，她也就有了无畏地面对未来的勇气”[6]213。个体每每接触象征界新的因素，也会影响异化方向和进程，一旦个体的自我体系建构得相对成熟，各新鲜因素便只能对个体的自我建构起部分润色或残缺的作用。

象征界和想象界是彼此联系、相互贯通的，但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也不是连续不断、完全历时性的。从想象界到象征界的过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个过程是曲折反复的。瓦尔特因霍乱去世后，凯蒂回到香港，她受到查理的诱惑和他发生了亲密关系。事后，凯蒂后悔不已，“怒火在她的胸口燃烧，厌恶感撕扯着她的心”，“然而随着船离香港越来越远，她发觉心中的怨恨之情渐渐地迟钝了下来”[6]237。凯蒂在自我成长的进程中，出现了短暂的失调行为，但她及时反思并消化错位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个体的主体意识变化的方向是前进上升的，过程中偶尔会走向岔路，但能通过积极调整回归正途。

凯蒂回到英国后，主动寻求改变，她说“我已经习惯到陌生的地方去了”[6]246，于是请求和父亲一起远行。踏上旅行意味着接触崭新的象征界，凯蒂能够认识新鲜事物，带着期盼和希望，步履不停地追求自由。

四、结 语

毛姆将小说以《面纱》为题，其中一层含义就是：凯蒂拂开眼前层层纱帐，打破眼前的镜中之像，脱离想象界的自我感动和自我满足，寻找真正的自我主体。璞玉虽美尚需琢，优则成器，劣则为砾。个体正如璞玉经雕琢一般，或成为可造之才，或终困于庸碌。只要凯蒂还是生活在巨大的象征界之下生活的个体，她就会不断接触他人，那她的自我建构也不会结束。

个体的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发展路上所遇到的他者的形象，个体受镜像中他者的影响，也会为镜像中的他者影响他人，这是一个双向互通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循环往复的活动过程，构成了我们生活的象征界，象征界反也过来影响着我们。拉康镜像理论是个体自我建构机制的出发点，也是最终归宿，伴随着个体成长消亡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