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域下关于张天翼与斯威夫特的讽刺研究

蒋永影

（外交学院 基础教学部,北京 100037）

张天翼（1906—1985）的文学创作体裁十分丰富，除了童话、寓言等体裁外，还有讽刺小说。张天翼一生创作的长中短篇讽刺小说近70篇，从1927年的第一篇讽刺小说《走向新的路》到1938年的最后一篇《新生》，创作时间前后近十年[1]。张天翼的作品在形式上有所创新，摆脱了旧传统的创作格调，丰富了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流派。而与张天翼有着几个世纪之隔的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是英国爱尔兰作家，其讽刺作品流入中国始于晚清时期《格列佛游记》（Gullivers’Travels, 1726）的译介与传播。在其晚清诸多译本中，以林纾的译本《海外轩渠录》（1906）影响最大。林译小说的媒介作用让国人的文学视野逐渐打开，在对域外文学的阅读接受中，斯威夫特的讽刺笔法很快为中国新文学作家所推崇和模仿。

张天翼的讽刺笔法主要根植于中国传统的讽刺小说中，但通过他的文学阅读涉猎，我们仍可以发现他受西方文学影响的脉络。在关注张天翼与国外同类作家斯威夫特之间事实联系的同时，也有必要关注文学的内在价值，从平行研究的角度探讨二人在创作上的精神联系，从而拓展二者比较研究的空间。

一、张天翼与斯威夫特的关系溯源

张天翼与斯威夫特的渊源始于林译小说。林译小说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不可磨灭，它开创了晚清外国小说的翻译风气，并带来了中国文学在政治、伦理、艺术和审美等层面的自我审视。林纾不懂外文，根据别人的口译描摹成篇，与魏易合译《海外轩渠录》。《海外轩渠录》是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的节译本，连鲁迅都惊叹“绍介‘已经闻名’的……斯惠夫德的，竟是只知汉文的林纾”[2]。

张天翼在少年时期便迷上了林译小说，当时的商务印书馆为了吸引读者来稿，经常举办各种征文比赛，而征文比赛的奖品常常是整套林译小说①林译小说的单行本大多收入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由于销量极佳，商务印书馆于1914年重编“林译小说丛书”，共收录林译小说100种。，张天翼就曾因参加过征文比赛而获林译小说一套。受林译小说的影响，张天翼从那时起就开始练习写作。

1907年商务印书馆开始辑印“学生丛书”（后改名为《童话》），《童话》分两集出版，每集里面包含若干编（册），其中大多数的外国童话故事取材于英国的儿童杂志。《小人国》《大人国》也被作为童话故事编入第二集里，而这里的《小人国》《大人国》正是《格列佛游记》的译本。由于在中国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文本发生了变异，《格列佛游记》这部讽刺小说竟以童话的面目面向当时的中国读者。张天翼曾回忆自己的幼年时代时说，“商务中华那时所出的童话都看全了”[3]7。

由于较早地接触这些充满奇幻色彩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无疑增加了他对幻象世界的想象力。张天翼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登上儿童文学创作的文坛，这与他年少时期建立起来的阅读兴趣不无关系。张天翼的童话创作往往以一种远离现实的方式介入现实，这和《格列佛游记》流露出的离奇夸张、讽刺抨击是一样的。正如胡风所说，张天翼“摆脱了以往的儿童文学底传统，他底新奇的想象和跳跃的笔法所传达的内容是以儿童底兴味和理解力为基础的社会的批判”①这里胡风将张天翼的《小林与大林》与叶圣陶的《稻草人》作对比，认为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张天翼的童话便呈现出与《稻草人》完全不同的崭新样相。详见胡风《关于儿童文学》（《胡风选集》第一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在《大林和小林》（1932）、《秃秃大王》（1933）和《金鸭帝国》（1942-1943，未完成）等童话中，作者完全是以另一种方式来延续他的讽刺创作。此外，还有诸多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长中短篇小说，《搬家后》（1930）、《蜜蜂》（1932）、《奇遇》（1934）、《大来喜全传》（1936）、《奇怪的地方》（1936）、《把爸爸组织起来》（1939）……即使在儿童文学天真的想象中，张天翼也不忘对黑暗现实进行鞭挞，与讽刺小说一样，他的儿童创作同样充满幽默、讽刺和机趣。

作为鲁迅的学生，张天翼受鲁迅影响很大。鲁迅对斯威夫特的讽刺十分推崇，虽然他对英国文学并没有十分浓厚的兴趣，但对斯威夫特却赞赏有加。1925年，鲁迅为北新书局主编《未名丛刊》，该丛刊以翻译介绍外国作品为主，共收录翻译作品23种。而同为鲁迅学生的韦丛芜翻译了《格里佛游记》（卷一、卷二），期间他与鲁迅曾多次探讨过译稿问题，其译本最后被编入《未名丛刊》，并于1929年出版。自张天翼1928年写成短篇小说《三天半的梦》，得到鲁迅的多次赞赏，后在鲁迅、郁达夫主编的《奔流》上发表。鲁迅与他曾多次通信，并于1933年2月给他的信中写道：“你的作品有时失之油滑，是发表《小彼得》那时说的，现在并没有说；据我看，是切实起来了。”[4]鲁迅指出了张天翼在1933年发生的技艺转变，他的“切实”忠告让张天翼对自己的讽刺创作艺术的方向进行了调整，从最初对欧美文学的借鉴转向俄苏文学。张天翼从鲁迅那里得到很多文学上的启示与关怀，他对鲁迅先生的文学活动和文学理念也十分熟悉。从这个角度看，张天翼对这套《未名丛刊》编目下的《格列佛游记》译本应该并不陌生，他与鲁迅的文学交往也为他后来的讽刺创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鬼土日记》与《格列佛游记》的平行比较

即使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东西方各民族也存在着共同的诗心和文心，有着相似的情感经验表达。文学会因为共同的审美规律而产生类似的作品，从而产生可比性，构成比较研究的内容。张天翼的《鬼土日记》与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虽然在“时代”与“种族的特性”上不同，无直接影响关系，但“其内在的精神却是不朽的，一贯的，无古今之分，无中外之分别”②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绪论中谈及文学史的目的时认为，在文学作品上，是没有“人种”与“时代”隔膜的。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便是将人类最崇高的创造物文学在某个环境﹑时代和人种之下的一切变异与进展表示出来。。

张天翼的《鬼土日记》于1931年在上海正午书局出版，“早于老舍《猫城记》两年……在左翼文坛之内，显示一种怪诞的嘲讽色彩。”[5]清代的鬼怪寓言小说风靡一时，往往以阴间光怪陆离的事情影射现实，张天翼少时便对中国的鬼神侠客小说感兴趣，受此传统的影响，张天翼将主人公韩士谦的游历地定在鬼域，并将其在鬼域世界的种种经历呈现出来。在《鬼土日记》开头的献辞中，作者表明要将这些杂感献给“我们聪明，机警装满着权威与金银的如今的社会主人，我们勤谨、热心红着眼睛的社会主人的忠臣，我们和平、同情又生活得怪安静的太太、先生，以及一群住在高层闲情逸致的爷们”[3]13，这已经昭示小说的嘲讽和怪诞色彩。

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于1726年10月在伦敦匿名出版，该书原名为Travels into Several Remote Nations of the World。由于讽刺露骨，常常有人会根据书中的人物对号入座。伦敦出版商莫特（Benjamin Motte）担心因文致罪，在出版之前就已经对该版本进行删改。斯威夫特对此不满，九年后再版之时，亲自修订原稿。小说主要记述了格列佛周游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和慧骃国的奇遇，以奇幻的笔法讽刺当时英国的社会现状。

两部小说都基于社会现实而以讽刺的手法让内容呈现出怪诞之貌。《鬼土日记》中的人物无一是鬼，都具有人的相貌、礼仪、思想和行为等，除了将他们身处之地假以“鬼土”的名号之外，读者并不能看出这和阳世社会有什么区别。作品问世之后，瞿秋白、冯乃超等人纷纷在《北斗》上撰文批评此书，瞿秋白的《画狗罢》（1931）一文认为画鬼不如画狗，冯乃超在《新人张天翼的作品》（1931）一文中指责此书完全成了资本主义的缩略图，没有将矛头对准当下。实际上，张天翼的写作完全基于当下的真实，他一再强调“文艺作品是非深探进复杂的现实社会不可的”[3]113。从基于现实世界这一点来看，张天翼的讽刺几乎都是着眼于现实生活中那些形形色色的畸形病态人物，他们大多数是一些虚伪灰色的知识分子和猥琐鄙陋的小市民：《呈报》中一个“凭颗良心做事”的勘灾委员彭鹤年，《善举》中向他人吹嘘自己“人道”的柴先生，《春风》中宣称使儿童不论贵贱都要受到“春风”般教育的老师们……前苏联汉学家H.费德林在《张天翼中短篇小说选》俄文版前言（1972）中写道，张天翼“写的是鬼魂的阴间世界，而讽刺的却是现实世界、国民党社会的反人民思想体系、腐朽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和自私自利的自满心理”[6]，在《格列佛游记》中“离奇幻想的东西不比张天翼的《鬼土日记》中少”，这不影响这些“讥讽寓言的现实性”，最后费德林用一句成语来形容这种技法“指桑骂槐，借题发挥”。

在小说的结构上，《鬼土日记》似乎是《格列佛游记》的缩小版。《鬼土日记》在很多情节和隐喻上都有《格列佛游记》明显的痕迹，甚至还有不少直接照搬之处。在《鬼土日记》中描述了“阳世拉国”吃人肉的现状：“初生之婴儿，为菜中之上品，即亲生之子女，亦必烹而食之，否则以犯法论。”[7]这段吃人肉的表述总让人想起斯威夫特《一个小小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 1729）中吃婴儿的情形。二者在叙述策略上也有相类之处，在小说的献辞之后是关于《鬼土日记》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韩士谦在鬼土那里住了几日，“将所见的记了些下来”，“这所记没有一点夸张，过火”和“不忠实的地方”。这些肯定的措辞就如同《格列佛游记》中致读者的信，“全书叙事忠实可靠”“作者一向以忠实出名”。两部小说都在努力拉近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但正是这样的信又让读者开始斟酌叙述的可靠性。两部小说在一些细节隐喻和讽刺上也很相似：《格列佛游记》中的争乱源于一些日常的无聊，根据鞋跟的高低分为“高跟党”和“低跟党”，因为鸡蛋从哪端吃而引起两国的战争，而在《鬼土日记》中因为出恭的姿势而分为“蹲社”和“坐社”；《格列佛游记》中有毫无作为的科学家，专注于从黄瓜中提取阳光，将粪便还原为食物，而《鬼土日记》中有颓废文人司马吸毒，以神经衰弱为毕生追求，还有奇特诗人黑灵灵，张口就是让人不知所云的象征；重返祖国的格列佛对慧骃国有着美好向往，对人性的丑恶甚至人的形体厌恶许久，重返人间的韩士谦也同样因为带惯了鼻套而对人们裸露着的鼻子感到滑稽。

在嘲讽和怪诞这一点上，《鬼土日记》与《格列佛游记》之间似乎能找到某种精神联系，二者都给小说穿上了一层奇幻色彩的外衣，这游记寓言体的外衣下面是对现实的种种讽刺。和具有使命感的斯威夫特一样，张天翼将讽刺的笔触深入到政治领域，抨击时政，直指当时尖锐的现实问题。《鬼土日记》直接因其强烈的现实讽刺而在1935年被国民党当局以“普罗文艺”的罪名查禁，他的其他小说也充斥着对现实政治的讽刺：《保镖》以“四·一二”事件为背景，嘲讽那些假革命的反动派；《旅途中》揭露了官场腐败和官僚阶层对人民的欺压；《华威先生》讽刺了抗战背景下一个空谈误国的国民党官僚形象。而斯威夫特的创作与政治的关系也一向密切，许多小册子直接是因政治而作，奥威尔在《政治与文学：关于〈格列佛游记〉的探讨》（Politicsvs.Literature: An Examination of Gulliver’s Travels,1946）一文中直接将政治与斯威夫特的文学创作衔接起来，他注意到斯威夫特的政治立场十分保守，甚至有时候还丢掉了他所擅长的讽刺，在作品中发表政治见解，特别是对极权主义的否定，这些见解与当时的英国政治状况密切相关：1714年，辉格党上台后开始说服乔治一世将托利党人全部驱逐，辉格党逐渐形成了寡头政治，垄断公共生活。尽管奥威尔在政治和道德上对斯威夫特并无好感，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格列佛游记》的高度评价，他认为一本观念不当的书不代表它就不是一本好书。

三、张天翼与斯威夫特讽刺笔法的异同

除了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古典讽刺小说传统和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讽刺传统之外，张天翼讽刺笔法的重要外部来源当属斯威夫特、狄更斯等英式讽刺传统。尽管张天翼在中后期对俄苏讽刺小说关注较多，但在其早期创作阶段，斯威夫特式的讽刺手法已经深入了他的文学个性，并成为其文学格调的一部分。

张天翼和斯威夫特在对讽刺对象的处理上都展现出理性和节制，但又都不乏辛辣。由于对古典主义和理性的推崇，让斯威夫特的讽刺更显示出客观冷峻和节制的一面。《格列佛游记》通过格列佛的叙述视角来展现几次航海奇遇，让读者感觉既远离真实，但又无处不影射当时的英国社会。特别是小人国和大人国两章，作者采用了较多委婉的手法，将政治讽刺寓于轻松幽默和怪诞滑稽之中。同样的笔触还发生在《一个小小的建议》中，作者以客观冷峻的语调提出通过杀戮婴儿来缓解饥荒的建议。张天翼在这一讽刺技法上和斯威夫特有着相似之处。在《包氏父子》中，张天翼并没有将对老包和小包的愤怒诉诸笔端，而是铺陈他们由于懦弱和奴性带来的种种不幸，最终走向幻灭。作者的讽刺是含蓄而温和的，读者甚至会对包氏父子的同情胜过厌恶。同样在《华威先生》中，这个在抗战时期喜欢发表空头议论的国民党官僚，张天翼将其塑造成一个高尚、严肃和忙碌的滑稽形象，讽刺的笔法是理性而又节制的，但又对政治当权派进行了抨击。张天翼的讽刺瞄准的是三十年代中国最黑暗的时期，对各种丑恶的愤恨都藏在他的笔端，《鬼土日记》中的韩士谦始终以局外人的身份，以冷峻的眼光观察一切，这种毫不介入的态度让作者在讽刺者与讽刺对象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比斯威夫特更加冷峻与客观。作者对旧中国的环境采取了假定性的文学手法，将事件安排在鬼土上展开。看似是作者为了摆脱书刊检查的一种方式，实则是为了加强艺术表现力的冷峻观察。

张天翼的讽刺中又有不属于斯威夫特的成分，二人在讽刺手法上的不同之处，其实正是中西讽刺传统之间的差异。泰纳在《英国文学史》中认为斯威夫特是带着可怕的微笑写作，即表面上的冷漠伴随着愤怒的心灵。周作人在《育婴刍记·附记》（1923）也提及斯威夫特是表面的骂笑，底下却隐着义愤之火。《格列佛游记》用睿智的文字叙述了一个以当时英国社会真实生活为基础的神奇世界，趣味性与现实性的融合让它成为一部促人深思、发人深省的作品。如果说莎士比亚是人性的一面镜子，那么斯威夫特便是一面哈哈镜。在《格列佛游记》最后一章中，慧骃国中对人性的映照虽扭曲却显微，作者充满厌世精神，认为人类都是邪恶的，并声明自己的写作宗旨是直击现实的痛处而非取悦世人。

张天翼将英式的讽刺油滑与《儒林外史》的传统笔法，甚至还有鲁迅的讽刺技艺融汇在笔下。张天翼的讽刺写作受鲁迅的影响较大，这也直接决定了他在讽刺手法上逐渐向鲁迅接近，并在字里行间充满传统知识分子的救世精神，秉持了鲁迅的“欲救中国须从文学始”，而他向左翼的倾斜也正是走向救国道路的体现。《在城市里》（1936）这部小说对丁寿松、唐启昆等人物的丑陋之处反复描摹，可以窥见英式狄更斯的影响，但“无一贬词，而情伪必露”却又深得《儒林外史》和鲁迅的精妙讽刺。在《速写三篇》（1943）中，作者以漫画式的手法描写了抗战时期的谭九先生、华威先生和逸漠先生，分别讽刺了其作为乡绅、官僚和艺术家的形象，生动鲜明，将写实与讽刺油滑相结合。

四、结语

在中西文化激烈交汇的时期，现代作家们的身上总是弥漫着多重气质。在探究张天翼与斯威夫特的关系时，我们发现，张天翼的笔下除了呈现出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中国讽刺传统和鲁迅为代表的现代讽刺传统之外，还有一支重要的外部影响来源—斯威夫特的英式讽刺传统。与其说张天翼对斯威夫特的创作有模仿和借鉴，不如说外国作家作品为他提供了审视社会现实的新角度。他正是将传统和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学趣味汇诸笔端，才形成其独特的讽刺风格，成为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重要代表。然而，仅仅从事实联系上探究张天翼与斯威夫特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还应该从内在价值层面进行比较，注重二者在讽刺上的精神联结，最大限度地将文学性与审美性纳入研究范畴，以此拓展比较文学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