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承继与创新
——基于两个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文本考察

余敏

（中共长沙市委党校政法教研部，湖南 长沙 410004）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十分重视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注重发挥文艺的作用，以塑造社会意识、凝结时代精神。其中，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史上的两篇重要文献，集中表达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文艺工作的思考。深入考察与分析这两篇文献的文本内容，既能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一脉相承的理论特征，又能感受到其应时而动、与时俱进的节奏律动。

一 在文艺工作的核心价值上，强调文艺人民性并不断丰富人民性的内涵和实现方式

（一）注重文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贯之的价值诉求

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将文艺放置于总的历史过程中去考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明确主张艺术要反映人民的呼声、要表现工人阶级。对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马克思早年在《莱茵报》担任记者时就曾发出过类似“必须为贫困的人民仗义执言”的表达。而别林斯基，这位列宁高度评价过的俄国文学批评家、哲学家、政论家，在其经典评论作品《论俄国的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中有言：“人民性算不得真正艺术作品的优点，只不过是它的必要条件。”［1］人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伦理基础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作为20世纪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经典文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列宁的话，强调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并重点阐释了文艺事业的立场、态度等问题，核心内容可以总结为文艺究竟“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两个方面。该篇讲话深刻影响了1942年之后的延安及新中国的文艺走向和具体政策，尤其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毛泽东秉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品格，特别强调文艺的“人民性”。他在讲话中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2］这些论述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包括进入21世纪之后文艺工作指导思想的重要渊源。习近平承继了毛泽东关于文艺为最广大人民服务这一思想，并阐明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3］314“人民”一词在其讲话文本中共出现一百多次，是贯穿座谈会的核心词汇。他不仅从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和文艺要热爱人民这三个方面重申了党在新时期对文艺人民性一如既往的重视，还就如何在文艺作品中体现人民性进行了路径指引：“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4］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艺工作就不得不面对中国快速完成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变过程中文明结构全面转型所带来的压力。这种压力反映在文艺工作领域表现为：文艺创作核心价值被淡化，创作服务对象被模糊，文艺领域传统概念中的“人民”群体甚至被边缘化。文艺创作一度出现“有数量而缺质量、有高原而缺高峰”的虚假繁盛，由此引发对动态的社会实践中人民性之“人民”内涵的时代思考。对于“人民”的内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表述：“什么是人民大众呢？ 最广大的人民， 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2］不过，在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中，人民性一词所指的“人民”一直是历史的、具体的，与西方理论话语体系中“人文主义”所指向的一般的、抽象的“人”具有本质区别。因此，习近平在讲话中探讨了如何围绕新的历史阶段继续实现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并在更深更广的马克思主义语境下分析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充实了文艺人民性的内涵。

（二）文艺人民性内涵的丰满和充实

1.从理论层面来看，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强化人民主体论视角的“人民”内涵分析。李德顺等学者认为，单纯从人民主权学说来对“人民”概念进行界定，会曲解中国共产党话语中的“人民”内涵，并陷入西方话语体系“泥潭”，因为“‘人民’概念所强调的，不是现实中人们之间各种身份（人种、等级、分工、品德等）的差别，而是作为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主体的整体性”［5］。而人民主体论视角的“人民”内涵更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逻辑预设，尤其人民主体论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在领导中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去认识并确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根本的利益主体，是一切权力的来源”［6］。而在新的社会实践中，类似新兴社会阶层的出现使得“人民”一词的内涵无论是从政治学还是社会学视角都有了延展。所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不断要求文艺创作要深入生活，要“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4］，因为谁是实践的主体、谁真正创造了历史，谁才是历史的、具体的“人民”。此外，他还特别要求“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3］314-315，并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作为文艺作品凸显文艺人民性的中心任务。可以预见，在不久的未来我们还会需要从创造历史、社会实践主体和权力来源等视角来对“人民”内涵进行更具体的理论界定。当然，“人民”一词的内涵无论如何调整，人民永远是在国家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群体，且不属于任何利益集团。

2.从实践层面来看，面对新形势文艺工作一直在进行自我调适。如前所述，理论层面“人民”的内涵在不断地被充实，实践中则是：“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手段、机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文艺创作生产的格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发生了很大变化。”［4］其实在之前的不同历史阶段中，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对实践中文艺工作的新情况、新变化有过思考和论述，几代主要领导人更是反复阐述并且力推“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作为应对办法。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作出了“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对于新的文艺组织和新的文艺群体“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4］等的明确要求。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还需要在较长时间内直面这种变化，因此仍需要在不断强化与人民的实践互动中确保文艺的人民性。

二 在文艺工作的根本原则上，强调文艺政治属性并不断延展文艺政治属性的弹性和张力

（一）坚持文艺的政治属性是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根本原则

强调文艺的政治属性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决定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着清晰的认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阐述：“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2］作为反映社会实践的社会意识，世界上没有内容完全独立的文艺，又或者说所有的文艺形式都可以被政治目的所使用。文艺同政治的关联主要表现为在特定的时期与特定的政治内容相联系，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当时中国革命对这种关系的需要，从而特别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无产阶级文艺应从属于并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以民主革命事业为坐标，革命文艺观在推动文艺的普及、促进文艺与中国革命有效配合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如果以文艺自身为坐标来衡量，它当然存在忽视文艺自身的独立性、自主性，存在将文艺工具化，将文艺功能单一化、片面化等问题”［7］。因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就开始探索复合视角的分析，这种视阈既立足于文艺政治属性，也饱含现代意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文艺政治属性的强调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他一方面要求通过强化文艺服务人民的能力来体现文艺的政治属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所以“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4］。文艺最大的正能量就是鼓舞民心，而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强化文艺服务人民的能力也就是为了体现文艺的政治属性。另一方面，他要求通过提升文艺作品的思想性来体现文艺的政治属性。习近平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我曾经讲过，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4］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者、倡导者，更是最坚定和最积极的践行者。为了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习近平特别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4］。文艺作品的思想性是具有鲜明政治导向的思想性，因此在提升文艺作品思想性的同时也就体现了文艺的政治属性。用非指令方式来实现文艺的政治属性不仅是当前文艺工作的新特点之一，也开启了对新时期文艺工作的现代观照。

（二）通过深入开启对文艺工作的现代观照来延展其政治属性的弹性和张力

1.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开拓了生产性的分析视野。中国共产党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表述，经历了从毛泽东要求“文艺服从政治”到邓小平认为“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再到习近平阐述“政治属性是第一位的”之变迁。表述的变迁一方面凸显了文艺政治属性作为根本原则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蕴含了一个重要命题，即对文艺工作生产性视野的开拓。在文化理论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文艺生产的逻辑是在实践中被逐步确立的，其经济学视角的理论图景中烙印着马克思主义的思维痕迹。而且正是由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20世纪诸多文化生产理论的共同源头，才能让文艺生产得以抽离了哲学上、抽象上的“生产”印象，能够被看作是一种真正的“生产”［8］。一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就开始高度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所具有的商品的基本特征，并大力强调作为商品的文艺产品与其他纯物质产品的本质区别，即文艺产品具有政治属性。既然文艺具有生产性，那么“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3］320，这是对文艺生产性的直观表述。但是，毕竟文艺从属于政治是基本前提，因此文艺的生产性必须把握好原则。“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3］320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包括文化产业便形成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效合一”的考量标准：“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3］320在确保政治属性的前提下，文艺生产保持一定的弹性可以更有效地激发其经济属性的动能。

2.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强调了对文艺规律的重视。首先，尊重文艺的主体性特征。文艺主体性并不是指主体创作的为所欲为，而是指立足于实践的油然而生。毛泽东的“双百” 方针已经显现出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规律的重视，邓小平更是坚决反对完全忽视文艺主体性而对具体创作横加干涉的倾向。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则重申“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明确表达“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4］。同时还基于文艺自身的规律特点对文艺创作提出了“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4］等具体要求。应该说当前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已经具有很明显的开放性姿态，在现代意蕴的烛照之下完成着对前人的突破和创新。其次，尊重文艺的审美功能。文艺本身的功能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审美，美是文艺作品能吸引人的关键因素。哪怕是在革命文化观的影响下毛泽东仍然认为“文艺的革命的政治内容应该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没有完美艺术形式的作品，即使政治内容再革命也是没有感染人的力量的”［9］。而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3］315。在习近平的讲话中，文艺的审美功能早已与人民的精神需求息息相关，他在将文艺从以往单一、功利的政治功能中解放出来之后，用审美价值拉伸出文艺工作更为广阔的活动场景。

三 在文艺工作的方向保证上，强调文化领导权并不断优化掌握文化领导权的路径方法

（一）构建和巩固文化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方向保证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10］214。在革命时期，文艺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使自己的主张获得普遍性意义和社会性认可的重要途径；进入现代社会，文艺作为上层建筑的构成要素之一，对政治浸润和道德教化都发挥着直接作用。文艺是文化直接或间接的意义载体，文艺走向哪个方向决定了其能否发挥正确的作用，因此掌握文化领导权从革命战争时期开始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文化领导权”不是单纯的政治概念，而是有着厚重的学理支撑。作为一种理论，文化领导权研究是安东尼奥·葛兰西在列宁“政治领导权”的论断上提出并进行的系统论述。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当年关注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时候还未曾直接接触葛兰西的理论，而主要是基于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反应。特殊的历史背景催生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革命的大旗下大批文化精英集聚延安，同时也集聚起众多相异的政治立场和文化主张。在万般复杂的情境下，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来反击文化的反动同盟，而这种新文化必须“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11］698。这明确宣誓了文化领导权。“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2］等表述就是当时的“文化领导权”概念在其讲话中的文本体现。可以看出，毛泽东尽管没有明确提出“文化领导权”这一概念，但是已经深刻意识到掌握文化的主动权和掌握军事的主动权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都是极端重要的。

再回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其与毛泽东所论“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的本质不同在于其理论语境是立足于当时他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的。他认为完整国家的结构是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共同组成的，有别于政治社会的直接统治模式，占领市民社会的关键是能不能获得间接的文化领导权，从而通过文化和心理渗透来实现国民对政权的认可和追随。这跟当前中国共产党巩固文化领导权的社会背景和实施途径就有了很大的相似性，比如文化领导权不能完全通过强制来实现，比如文化对于国民认可与追随政权非常关键。因此，习近平表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4］，并重申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领导权将一如既往地重视。这意味着他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对如何巩固文化领导权做了系统的新思考和新部署。

（二）从“以力服人”到“以理服人”的实践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的实现是基本同步的。因此，文化领导权的掌握既有先进阶级的精神和道德感召力的作用，也无意倚仗了取得政治领导权的暴力革命渠道，这一过程蕴含了强制的“力”的成分。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则通过不断完善文化政策和文化选择机制逐步实现由“力”向“理”的转变。

1.明确把创作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将“理”寓于隐性而实现人的内化。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共产党对文艺作品功能的理解经由几次思想突破后日趋理性。当前，把创作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并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在文艺工作中的具体体现。而将创作优秀作品作为中心环节，首先是因为创作是文艺工作者的中心任务；其次是因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而最核心的原因是：文艺作品是和人民对话的主要方式。“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3］314当前要解决价值理论普遍性与人们日常生活情境特殊性产生矛盾的问题，这需要文艺作品真实表现人民的生活实践，让人民在文艺作品中看到自己，并调动起其思考的主动性，搭建起主流精神价值与现实社会生活交流的桥梁，在交流中实现矛盾的消融化解，实现主流价值的内化吸收。

2.拓展了文艺工作对象与文艺工作的载体平台，为“理”的渗透传播延展了范围。把“理”寓于文艺作品之中是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变化对文艺作品传播提出的新要求。当年赵翼在《论诗》中说“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而当前文艺的创新不仅在于内容的更新，也跨越了体裁、题材、形式等更新的阶段，猝不及防地遇上了互联网出现之后文艺形态和文艺类型的更迭和变迁。“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跃。这些人中很有可能产生文艺名家，古今中外很多文艺名家都是从社会和人民中产生的。”［4］因此，网络信息安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新时期文化机构的培育、新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都在进行着应时而变的调整，以期将“理”用最合适的方式和渠道投送至目标人群。

以上分析主要是在对两次文艺座谈会讲话文献的文本考察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相关方面进行的梳理。尽管还不够精细，但仍能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始终保有以社会实践为基础进行动态调整的特征。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文艺的思想性根源在于社会实践，文艺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将是永恒的话题。同时，在坚守文艺政治属性的前提下，现代社会将越来越关注文艺自身规律和功能的发挥。而在新的文艺形态和文艺组织不断出现的背景下，文艺领域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应该更加被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