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性、在地化与精确性：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实践

徐 蕾

(湖北省农村教育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湖北科技学院教育学院；湖北 咸宁 437100)

振兴乡村教育、繁荣乡村文化是发挥乡村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重要举措，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由之路。作为乡土文化的重镇，乡村学校是乡村教育改革、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乃至乡村社会转型、乡村文化变迁的结构性力量，在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美丽乡村进程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重要意义。

当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产业结构、区域发展与人口流动的更新优化，城乡教育格局的调整方向与速度发生了极大变化，随之出现县域义务教育学校“乡弱”“镇宿”“城挤”等现象，尤其是乡村小规模学校面临萧条化、贫弱化、空心化的发展困境。面对乡村教育的凋敝，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和“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乡村振兴战略计划(2018-2022)》明确提出“统筹规划布局农村基础教育学校”“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实现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等举措，为破解农村学校发展难题提出了新要求与新视角。同时也需要从办学定位、文化认同、主体参与等方面整体观照农村学校与乡村振兴的在场性、在地化与精确性，进一步厘清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走向与变革举措。

一、在场性：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价值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经历了从公平到效益再到两者兼顾的变革历程。20世纪80年代，国家教委下发《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以多种形式举办适当减少课程门类与教学要求的村办小学或简易小学，促生了“一村一校”的农村教育盛况，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也造成了教育资源的分散与教育负担增加。2000年开始的以撤点并校为主要形式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旨在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能、提高教学质量，体现出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较高的经济效益，但又衍生出巨型乡镇中心学校与农村中小学撤并萎缩并存、学生寄宿与校车安全问题频发、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学校文化与心理失衡等一系列问题。2018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强调公共资源配置在投入、师资、教学设施等方面重点保障两类学校建设，补齐短板，进一步振兴乡村教育，基本实现县域内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追求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但也有学者认为，当前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建设分别处于“农村视野”与“国家视野”，在政策设计层面处于分离和脱节之中，乡村教育缺少“乡村责任”，乡村建设同样缺少“教育意识”[1]，进而造成了乡村教育的凋敝与乡村学校的衰败。究其原因，乡村教育、尤其农村小规模学校在乡村振兴这个“场域”内的价值定位尚不清晰，离“场”现象明显，尚处于“农本教育”与“城本教育”的价值冲突中[2]，并俯就于城镇化学校评价标准体系。

以“场域”理论视角来看，场域既是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社会成员依据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建构的文化空间，是一种客观关系的网络，个体及群体的行动都会受到所在场域的影响，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资本层面予以呈现。具体到乡村发展中，乡村的振兴有赖于政策支持、经费投入、资源配置，但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的生产与优化，在于文化与教育的生产与传承。从梁漱溟先生的“乡村自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到陶行知先生的乡村教育改造，晏阳初先生的平民教育运动，其内里都是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同向同构。农村学校、尤其是小规模学校发展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较高的同步性，与乡土文化发展、新型人才培育保持较高的同步性，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尽管乡村学校在师资力量、生源质量、教学水平等方面与乡镇中心学校、城市学校还存在较大差距，但它们不应被视为乡村经济发展中的累赘或是救助的对象。必须清醒认识到，乡村学校既是乡村教育机构，也是乡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主体之一。乡村学校是乡村的中心，甚至是乡村社区的心脏。[3]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构建应通过相关政策体系，切实保障乡村学校以“在场”的姿态广泛、深入地参与到乡村教育、乡土文化、乡风民俗、产业发展等系列乡村治理之中，努力完善乡村学校与乡村家庭、乡村社区的关系，进而发挥其在乡村振兴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溢出效应”。

二、在地化：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区域优势

学生人数减少、班级规模缩小、课程质量不高、师资力量薄弱、学校较为孤立等等，一直是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主要困境。这一方面是国家产业结构、人口结构与生活方式调整的结果，也受教育资源配置中公平与效益的阶段性调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现实选择。地域差异性、资源配置不平衡性以及教育供需失衡决定了农村小规模学校存在的合理性与长期性。实际上，即使像美、英、法等发达国家，其乡村教育也经历了“根植于乡村”“迈向大城市”再“回归到乡村”的演进历程。学者凯思琳·科顿在分析学生出席率、辍学率、学业成就、课程质量、师生参与度等因子基础上，探讨学校规模与学生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认为小规模学校学生更容易取得较好的学业成就。[4]不仅如此，乡村学校、学生还是乡约民规、文化生活、环境保护、卫生治理、疾病预防、防火防盗、交通法规等乡村生活规范养成与传播的主渠道。

从各国的教育实践来看，在地化是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不可忽视的区域优势。农村小规模学校往往可以立足乡村实际，充分依托地方资源和政策体系，通过政策扶持、教师服务、多方联动、技术援助等方式，补足资金、师资等方面的短板，进而发挥地域特殊性、资源独特性的优势，以特色性、个性化促进学校发展。例如，美国西部诸州乡村学校利用自身发达的畜牧业、渔业和多样化地理与植被，开设地理科学、环境保护、养殖业等特色课程，并与产业发展、学生就业密切结合。英国开展宜人教育探索，发挥小规模学校在学校规模与人际关系方面“化大为小”的优势，为学生的智力、道德、情感、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提供人文尺度。[5]美国“农村教育成就项目”“跃进学校计划”、英国“教学优先计划”“家庭行动计划”、日本《偏僻地区教育振兴法》、澳大利亚复式教学培训项目等等，都围绕乡村教育发展进行了有益尝试。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也积极探索分析了乡村学校发展实践，探讨乡村教育新的生长点，如整体规划发展的北京模式、集团化办学的松沪模式、利用民间资本的浙江模式、“中心校”学区管理的武汉模式，小微联盟的四川模式，等等。这些探索一是拓展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办学理念，通过乡村教育与农业新业态、农村生活的深度融合，从地理、历史、人口、伦理道德、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方面重塑乡村学校育人环境，并探索突破对城镇教育简单模仿的窠臼；二是创新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机制，通过政府专项财政改善办学条件，稳定教师队伍，优化学习生活环境；三是变革农村小规模学校办学模式，通过小微学校发展联盟、“1+N”集团化办学等模式，共享师资、共享管理，实现同类学校的抱团发展与异类学校的共同发展；四是广泛发动政府、学校、村委会、家庭、社区、社会组织的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聚合政策体制、资金资源、人力智力等多样化力量，形成小规模学校发展的支持系统。

由此可见，农村小规模学校应是基于乡村、为了乡村、服务乡村、兴于乡村的在地化发展思路，在乡村发展中寻找到内生力量，并体现在乡土课程开发、乡村教师培养、新型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其在地化的核心是教育要素的回流，通过发现、重估、再造乡村教育价值，以创造性的方式由外生性制度规制转向内生性自主发展、由资源输入型向资源再生输出型转化。

三、精确性：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现实路径

乡村学校与城市学校都是现代社会重要的学校形态，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文化传承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或缺、同等重要的意义。但两者间在价值追求、办学理念、资源配置、治理模式又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在保有共性的基础上还需进行精确性谋划。现代乡村教育具有鲜明的自然性、本土性、开放性、融合性与自治性[6]，“小而美”“小而优”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同样具有后发优势，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真正脉络。

——本土化发展。农村小规模学校根植于乡村之中，与乡村生活、乡村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农村小规模学校应倡导自然教育，追求本土化发展。既可以发挥与大自然“零距离”的优势，通过学校生产劳动、动植物养殖、校园文化建设、乡村生活服务、社区主题公益等活动，在劳动教育、研学旅行等方面开展城乡学校之间、校校之间的动态互动，破解现代儿童的“大自然缺失症”“劳动缺乏症”；也可以发挥村群生活形态的优势，通过家训家规、乡约民俗、文明生活等教化，涵养新型乡村文明，培养新型人才，反向助推乡村振兴。这样，学生在共同生活与劳动实践中，既能学习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锻炼体魄与毅力，又能培养对自然、家乡、劳动、土地、家人朋友、乡村文化、伦理道德的理解、尊重与认同。

——差异化发展。农村小规模学校并不是一种“落后”的学校形态，其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环境等相较与城市学校既有明显区别，同时又有着独特的差异化优势，完全可以发挥其在乡村社会改造和乡村振兴中的核心作用，进而成为陶行知先生所倡导的“改造附近乡村社会的中心”与“实施各项教学做的中心”。当然，针对当前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局限，需要进一步采取相关倾斜政策，加大资金、资源、资本等方面支持力度，全面补齐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短板；同时，制定适应乡村教育需要、符合乡村教育现实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办学标准，给予农村小规模学校在课程设置、教学改革、教师队伍建设、学校管理等方面更大的自主权和选择性，鼓励农村小规模学校自主性发展、差异化发展。

——特色化发展。相较于城市学校，农村小规模学校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独特的乡村文化资源，但在升学、考选方面又存在明显弱势。通过农村小规模学校特色化发展既可以放大乡村学校的资源优势，在学习、生活、体验中重塑师生的乡土认同、文化认同与乡村自信，强化归属感与责任感；也可以通过鼓励教师开发“乡土课程”、建设特色文化项目及品牌，倡导“一校一品”建设等举措，在避免“千校一面”的低质重复的同时，提升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办学品味与质量，提高农村小规模学校与所在村落发展的耦合度，进而达成乡村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同频同构；此外，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建设，促进“线上学习”“云课堂”“云教研”发展，推进乡村学校、乡村文化、乡村产业发展、新型人才培养的一体化建设，并积极探索未来乡村新型学校模式，探讨以法治化、标准化、信息化手段推进农村小规模学校治理模式变革的合理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