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多重身份与扬州形象的宋型建构
——从唐型扬州到宋型扬州的转变

吕肖奂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5)

扬州在张祜(785？-849？)、杜牧(803-852？)等中晚唐文人的诗歌塑造下，形成了繁华富庶而风流艳冶(1)鲁东平、张彩华、马文静等人先后都谈到杜牧等唐代文人对扬州的描述以及形象塑造。因此文中谈到唐型形象比较简略概括。参见鲁东平：《杜牧扬州诗中所表现的扬州风情》，《北方文学》2010年7期，第29-31页；张彩华：《唐代诗人的南方都市体验》，硕士学位论文，烟台大学，2014年；马文静：《杜牧诗歌的江南情结》，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9年。、偏于享乐消费型的地域形象。这个唐型形象一方面让扬州享誉四海，但另一方面又为扬州贴上过于商业化、市井化乃至情色化的标签，影响其城市精神的正能量传播，也妨碍人们对其整体和内在本质的更全面更深入认知。

而实际上，晚唐、五代十国时期扬州饱受军事战乱破坏(2)“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经秦、毕、孙、杨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 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9，中华书局2011年版。，繁荣富庶大幅度削弱，到了北宋时期，接连不断的文臣(儒臣)驻守或莅临扬州，逐渐改变了扬州中晚唐、五代十国藩镇割据时期武臣(武将)执政而形成的政治生态，并根据扬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及其商业上的敏感性特征，恢复其经济并发展其地域文化，重塑了扬州的地域形象。

欧阳修是驻守扬州的文臣之一，与其他守臣不同的是，欧阳修具有政治社会、文章道德、学术文化等方面的多重身份，这些身份交互作用，在扬州形象宋型构建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从文人享乐型到士大夫仁政型转变：欧阳修知州身份对扬州形象的重塑

欧阳修《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扬州》称至和三年(1056年)出守扬州的刘敞为“文章太守”，而欧阳修自己本身就是早于刘敞(1048年)出守扬州的“文章太守”，而且，在当时欧阳修“文章太守”的声名远远超过刘敞。特别是“庆历后，欧阳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1]237，其“文章”声名之高，甚至遮蔽了其“太守”声名。

欧阳修是以官方认定的“文章太守”形象进驻扬州的，其任命制词是“智虑淹通，文藻敏丽；善谈当世之务，旋登近侍之班”[2]。“文藻敏丽”在前，“善谈当世之务”在后，但这对欧阳修而言，并不算特别符合心意的制词。因为欧阳修进入仕途后，一直是把“当世之务”放在首要任务，而把“文章”放在其后，不愿意当脱离政治社会的纯粹“文人”。

张舜民(生卒不详)曾亲聆欧阳修教诲，其《与石司理书》云：

既年渐长，游京师，求谒先达之门，是时文忠欧阳公、司马温公、王荆公为学者所共趣之，每听诸公之论，于行义文史为多，惟欧阳公多谈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请：“大凡学者之见先生，莫不以道徳文章为欲闻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狥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以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余年，出入中外，忝尘三事，以此自将。今日以人望我，必为翰墨致身；以我自观，亮是当时一言之报也。”自得是语，至今四纪，未尝一日去心。是时苏明允先生父子间亦在焉，尝闻此语。[3]

因此可知，欧阳修很早就意识到“文章”是个人精神行为，只能使自身受益；而“政事”则能推己及人、及物，使他人受益。作为一个具有利他主义精神的官员，政事一定先于文章。

在这种理念指导下，欧阳修进入仕途后，就“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2]，积极支持并参与景祐新变、庆历新政，即便遭受巨大的政治打击也不改变初心。与六朝贵族士大夫以鄙视政事而自命清高、居官无官官之事不同，欧阳修意识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使命，提倡以天下为己任，引领并推动仁宗时期士大夫勤政爱民思潮。

欧阳修特别崇敬那些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官员，他称赞驻节扬州的许元云：“许君为江淮两浙荆湖制置发运使，其所领六路七十六州之广，凡赋敛之多少，山川之远近，舟楫之往来，均节转徙，视江湖数千里之外如运诸其掌，能使人乐为而事集。当国家用兵之后，修前人久废之职，补京师匮乏之供，为之六年，厥绩大著。”[4]1026认为有能力有实绩的官员有利于天下太平，这也是欧阳修努力的方向。

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被贬滁州，在滁州知州任上，他一面疗伤一面积累治理州郡的经验。量移到扬州后，他首先以知州身份担当起治理和管理扬州的重任，以治理者、管理者的身份直面经济逐渐复苏的扬州。

欧阳修治理扬州的情结甚至在他及第之前的天圣六年(1031年)就已经缔结，《与杜正献公世昌》其一云：“扬，古名都，尝多巨公临治。忆为进士时，从故胥公自南还，舟次郡下，游里市中，但见郡人称颂太守之政，爱之如父母。某时尚未登公之门，然始闻公之盛德矣，因窃叹慕不已。以为君子为政，使人爱之如此，足矣。然不知公以何道而能使人如此，又不知使己他日为之，亦能使人如此否？是时天圣六年冬也，去今几二十年，而幸得继公为政于此，以偿夙昔叹慕之心，而其材薄力劣，复何能为？徒有志尔。相公道德材业，著于天下，一郡之政不足多述，因小生之幸，遂以及之。”[2]在进入仕途之前，欧阳修就下决心以当时治理管理扬州的杜衍(978-1057)为榜样，期待自己将来成为受人称颂的合格而理想的“太守”。

面对“古名都”和多位“巨公”的丰厚治迹，欧阳修感到极大的压力。尤其是其名臣韩琦(1008-1075)，庆历五年(1045年)到庆历七年(1047年)治理扬州时政绩尤著，使得扬州在各个方面得到长足发展。欧阳修在给韩琦的书信中，多次称颂韩琦对扬州的治理成就，并在《与韩忠献王稚圭》(其八)里表示愿意萧规曹随：“广陵尝得明公镇抚，民俗去思未远，幸遵遗矩，莫敢有踰。”[2]在已经得到全面治理的基础上，作为继任很难做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因此欧阳修《与韩忠献王稚圭》(其七)很谦恭地向韩琦报告他治理扬州的困难惶恐与谨慎艰辛：“仲春下旬到郡领职。疏简之性，久习安闲，当此孔道，动须勉强。但日询故老去思之言，遵范遗政，谨守而已。其余廨舍城池，数世之利，无复增修。完小小，斯不敢废坏尔。今年蝗蝻稍稍生长，二麦虽丰，雨损其半，民间极不易，犹赖盗贼不作。伏恐要知。龊龊之才，已难开展，又值罢绝回易，诸事裁损，日忧不济，此尤苦尔。”[2]

韩琦治理下的扬州，有着完备齐整的“廨舍城池”，为扬州官民带来“数世”利益，这些硬件设施无须继任忧虑，也没有太多必要踵事增华。欧阳修忧心的是自然灾害后的农业和朝廷政策变化下的经济贸易(3)关于回易法：五代到元初，政府设立回易务(博易务)、回易库、博易场，管理商品交易、贸易等商业事务。宋代又专指官府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回易法在宋代多有改变。。作为扬州繁荣基础的农业与商业两大支柱产业，需要治理者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才能，欧阳修感到自身才能的不足，因此忧心忡忡。特别是农业，欧阳修在冬至日的《咏雪》中还在咏叹：“至日阳初复，丰年瑞遽臻。……此土偏宜稼，而予滥长人。”[2]在节气节物变化中都呈现出浓厚的“太守”职业责任感。

作为“太守”的欧阳修，他眼中及笔下的扬州是“廨舍”完备、“城池”坚固，但毕竟经过战乱破坏后的扬州积重难返：“十里楼台歌吹繁，扬州无复似当年。古来兴废皆如此，徒使登临一慨然。”[4]394扬州的商业与农业，都需要知州不断精心管理、治理才能得到持续发展。

通过知滁州再到知扬州，欧阳修形成了明确的治理州郡思想理念，他在扬州期间为许元写的《海陵许氏南园记》中特别强调“简易”的重要性：“夫理繁而得其要则简，简则易行而不违。惟简与易，然后其力不劳而有余。”[4]1026这既是表扬发运使许元，也是欧阳修自己治理州郡的实际经验总结。

“简易”的治理态度符合儒家仁政的要求，与同时名臣包拯(999-1062)执法甚严颇不相同，因此引起了时人和后人的关注。由“简易”发展而来的“宽简”理念，在欧阳修身后的行状、碑传以及各种文献中均有记载，朱熹《晦庵集》卷七十一《考欧阳文忠公事迹·连典大郡》录载“李氏本”尤详：

公尝语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医之至人家也，仆马鲜明，进退有礼，为人诊脉，按医书述病证，口辩如倾，听之可爱，然病儿服药云无效，则不如贫医矣。贫医无仆马，举止生疏，为人言脉，口讷不能应对，病儿服药云疾已愈矣，则便是良医。凡治人者，不问吏材能否，施设何如，但民称便，即是良吏。”故公为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扬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间，事已十减五六，一两月后，官府閴然如僧舍。或问公为政宽简而事不废弛者，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弛废而民受其弊矣。吾之所谓宽者，不为苛急尔；所谓简者，不为繁碎尔。”识者以为知言。此比定本，语意尤详备。(4)关于“李氏本”，朱熹《晦庵集》卷71《考欧阳文忠公事迹·小序》云：“余读庐陵欧文新本，观其附录所载行状、谥议，二刻四传，皆以先后为次。而此《事迹》者，独居其后，岂以公诸子之所为，而不敢以先于韩、吴诸公及一二史臣之作耶？此其用意已精而为法亦严矣。然综其实，则《事迹》云者，正《行状》之底本，而碑志四传所繇出也。向使直指先后之次而以冠于附录之篇，则彼数书者，皆可见其因革损益之次第矣。是亦岂不可耶？间又从乡人李氏得书一编，凡十六条，皆记公事，大略与此篇相出入，疑即其初定之草稿。顾其标题，乃读公所自记，而凡公字，皆以丹笔围之，此则虽未必然，然于此本，亦有可相发明者。因略考其异同有无之互见者，具列于左方。” 参见朱熹：《晦庵集》，《考欧阳文忠公事迹·小序》卷71，《文渊阁四库全书》，商务印务馆1998年版，集部。除此之外，《宋史·欧阳修传》等多种文献均有转述转载。

欧阳修以“宽简”为治郡基本思想，并对其与“纵略”的区别有思辨性界定。在治郡实践中，欧阳修努力做到宽厚而既不放纵纵容又不苛刻急迫，简明而既不率意粗略又不繁复琐碎，把握分寸，张弛有度。因此“连典剧郡，以镇静为本，不求赫赫名，举大体而巳，民便安之。滁、扬二州生为之立祠”[2]。形成了个人治理州郡的风格，深受百姓爱戴。

在政事优先、宽简为政的治理理念下，欧阳修为扬州塑造的形象完全不同于张祜、杜牧笔下的唐型扬州。

安史之乱后，以长安、洛阳为代表的黄河流域城市政治型经济衰落，而以“扬一益二”(5)参见《元和郡县志》《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为代表的长江流域城市商业经济繁荣，吸引不少迁客骚人，张祜以落魄文人游客的身份看到的扬州，是“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7]，这位张公子走马观花般的淮南纵游，留下的是市井连绵、人物皆如神仙般飘逸的扬州印象；杜牧虽然是进士出身的正途官员，但他在文宗大和七年(833年)到大和九年(835年)在扬州时，才三十余岁，在淮南节度使牛僧孺(779-848)幕府中任掌书记，是个武臣藩镇中的文职官员，而没有处理过具体政事的责任，加上他因此前曾受到过打击，深感怀才不遇而放浪形骸，因此他笔下的扬州是“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8]，为扬州注入了太多落魄文人消费女色、放荡销魂的元素，塑造出繁华富庶地、富贵温柔乡式的扬州。

张祜、杜牧塑造的唐型扬州形象中，隐约可见唐代武臣飞扬跋扈、文人落魄放荡、商人骄奢淫逸、情色服务业盛行的城市情境与气氛。

而欧阳修以“太守”的政治使命感与责任感，继承有宋以来杜衍、韩琦等“巨公”名臣治理业绩，用治理管理的理念与实践将扬州打造成农业与商业并重，由士大夫勤政爱民而建设出的儒家理想中的君子仁政、官民安居乐业、井井有条的城市形象，改变了游客型、落魄文人型笔下的扬州形象。

二、从情色风流型到儒雅风流型转变：“一代儒宗”身份对扬州形象之改造

因为政事“简易”“宽简”，欧阳修治理扬州时不劳民伤财，不追求赫赫政绩，在做到“其力不劳而有余”情况下，能够通过自身的文化道德修养、个人才华能力与行为方式建设扬州的文化产业。

曾慥《乐府雅词原序》云：“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9]与普通太守不同的是，欧阳修不仅长于政事，而且在儒学修养、日常审美、园林文化方面也有相当独到的造诣。作为“一代儒宗”，欧阳修以其个人魅力打造扬州儒雅文化。

出于对韩琦的崇敬，欧阳修将韩琦在任期间关注而志业未竟的三处景观修建并维护起来：“独平山堂占胜蜀冈，江南诸山，一目千里，以至大明井、琼花二亭(自注：大明井曰美泉亭，琼花曰无双亭)，此三者，拾公之遗以继盛美尔。”[2]经过欧阳修的维修、设计与命名，并通过各种文学艺术载体的介绍宣传平山堂、美泉亭(如《大明水记》)、无双亭(如《答许发运见寄》)三处建筑，为扬州的观光休闲业开辟了新的天地，且最终成为扬州的地标性建筑与胜迹名片。尤其是平山堂，欧阳修将其有意识地修建在大明寺边上，揭示的是其与佛教大不相同的“名教中自有乐地”之儒家风采，突出其尊崇儒学的思想。欧阳修此后多次为之题诗，如《和刘原父平山堂见寄》，其友朋后辈如梅尧臣《平山堂留题》、刘敞《游平山堂寄欧阳永叔内翰》、王安石《平山堂》、苏轼《平山堂次王居卿韵》与《西江月·平山堂》、苏辙《平山堂》以及秦观《广陵五题》其二《次韵子由题平山堂》、晁补之《招缙云寺关彦远、教授曾彦和集平山堂，次关韵》等也不断为之题写诗词，赋予更多的文学情境，使其成为欧阳修为扬州留下的物质与精神互动交融的符号。

不仅如此，欧阳修还以独特新颖的待客清娱方式，为平山堂景观增添更丰富的文化内涵。欧阳修后来在颍州西湖时，向通判吕公著追忆起扬州的消暑盛事：

千顷芙蕖盖水平，扬州太守旧多情。画盆围处花光合(予尝采莲千朵插以画盆，围绕坐席)，红袖传来酒令行(又尝命坐客传花，人摘一叶，叶尽处饮，以为酒令)。舞踏落晖留醉客，歌迟檀板换新声。如今寂寞西湖上，雨后无人看落英。[4]348

轻歌曼舞之外，画盆千朵荷花与红袖传花酒令成为太守雅集极具创意的亮点，展示的是欧阳修超凡脱俗的审美雅趣，构建的是和乐优美、高雅风流的太守故事及美谈范式。

此事在叶梦得(1077-1148)《避暑录话》中得到印证而且被渲染流播：

欧阳文忠公在扬州作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堂据蜀冈，下临江，南数百里，真、润、金陵三州，隐隐若可见。公毎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载月而归。余绍圣初始登第，尝以六七月之间馆于此堂者几月，是岁大暑，环堂左右，老木参天，后有竹千余竿，大如椽，不复见日色，苏子瞻诗所谓“稚节可专车”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余，及见公，犹能道公时事甚详。迩来几四十年，念之犹在目。今余小池植莲，虽不多，来岁花开，当与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1]225

叶梦得亲闻此故事，艳羡向往不已，以至于40年后还想效仿欧阳修的创意盛事。不少诗话笔记对此盛事都念念不忘。平山堂因此盛事而被赋予了更多人文意趣。苏轼也曾模仿平山堂画盆荷花故事：“东坡在东武，四月大会于南禅、资福两寺，剪芍药置瓶盎中，供佛外以供赏玩，不下七千余朵。”[5]615将这个声势浩大、别致新颖的赏花方式传承为太守雅事传统并发展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事典。

葛立方《韵语阳秋》也记载这件雅事，却发出质疑：“然维扬芍药妙天下，可以奴视荷花，而是时欧公不闻有芍药胜会，何耶？”[10]的确，芍药比荷花更能代表扬州，尤其在韩琦四相簪花故事(6)当然四人簪花在前，拜相在多年之后，欧阳修不能预知其后拜相，但可能知道簪花故事。参见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金良年，点校：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201页。发生之后，金缠腰(又称金带围)芍药被视作飞黄腾达、贵不可言的符号；而在宋初被王禹偁发现、被韩琦欣赏、被欧阳修誉为“无双”的琼花也后来居上，比荷花更能凸显扬州特色。欧阳修自然知晓这两种花卉的声名与典故，也热爱这两种花(7)欧阳修离开扬州后写的《答许发运见寄》云：“琼花、芍药世无伦，偶不题诗便怨人。曾向无双亭下醉，自知不负广陵春。”表示他在扬州时非常热爱琼花和芍药，为之陶醉。只是夏日平山堂宴客，琼花、芍药均已过季，只有荷花盛开。参见欧阳修：《欧阳修诗文集校笺》，洪本健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1页。，他之所以用荷花，是想在众所周知的芍药、琼花之外，为扬州邵伯埭(又称邵伯堰)(8)梅尧臣会见欧阳修后所写的《宿邵埭闻雨因买藕芡人回呈永叔》《寄许主客》谈到邵伯埭、邵伯堰。参见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朱东润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69页。“千顷芙蕖”做宣传，而用百只“画盆”插千花的新颖大气又文雅的插花形式，使之成为扬州又一人文化的自然景观并因此而名扬天下、流播万代。

写过《洛阳牡丹记》《洛阳牡丹谱》、写过滁州《啼鸟》、热爱自然万物的欧阳修，不仅关注芍药、琼花、荷花，还更加留意扬州的其他风物，《金凤花》《鹭鸶》《野鹊》等歌咏植物动物的诗歌，让人感觉到欧阳修诗歌对物的关注，甚至超过对人的关注。不仅如此，欧阳修还亲手在平山堂前栽种柳树(9)相关论述参见张邦基：《墨庄漫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4页。，用各种文艺形式和雅集、栽种等行为艺术打造扬州绿色化园艺化形象。

欧阳修云“余本漫浪者”[4]348，其本性中有一种“漫浪”元素，这一元素中包含的“风流自命”，使欧阳修将杜牧等人笔下的歌儿舞女承袭下来，延展到其诗歌与生活中。画盆荷花消暑雅集中，既有不倦舞姿也有檀板新歌，更有红袖行令，但欧阳修毕竟是自律性较强的“一代儒宗”，进入仕途后，试图儒学圣贤之道约束自己、用理性克制本性中的“漫浪”。因此，与杜牧私人狎昵“春风十里”的品味相比，“太守”欧阳修的宾客公共雅集中，女性情色元素被降低到最低值，而被替代、被突出的则是淮扬女性的温婉优雅。

欧阳修《赠歌者》中有歌妓出现：“病客多年掩绿尊，今宵为尔一颜醺。可怜玉树庭花后，又向江都月下闻。”[4]1464“太守”依旧会为女性歌者醉倒，但醉倒中感受到的却是“隔江犹唱后庭花”这句穿越时空隧道而来的历史教训意味的耳提面命，不只是一味在酒色之中沉醉的“漫浪”。梅尧臣在欧阳修招待他的歌舞宴会上所写的《观舞坐上作》云：“谁怜娇小好腰支，老大而今莫那伊。太守风流未应浅，更教多唱楚人辞。”[6]在娇小腰肢的“曼舞”中，有“风流”太守教人清唱的“楚人辞”，映衬出幽怨舒缓轻歌伴奏的风雅品位。

唐人歌舞女色享乐消费传统仍在扬州延续，但其中浓厚的情色意味却在雅集行为和诗文中，通过各种审美方式淡化、消解。毕竟宋代“太守”的风流不同于唐代“掌书记”的风流，官员职守与时代风气对“风流”的层次及内涵有着不同的限定和约束，唐代文人情色化的“风流”，在宋代“儒宗”道德约束和职守限定中转化为歌舞艺术儒雅品味的“风流”。

欧阳修的雅集活动不只停留在赏花行令、轻歌曼舞上，他继续推进入仕之初洛阳幕府七交八老的唱和故事，在扬州招邀许元赴宴赏月以便与梅尧臣等人一起唱和：“欲将何物招嘉客，惟有新秋一味凉。更扫黄庭宽百亩，少容明月放清光。楼头破鉴看将满，瓮面浮蛆拨已香。仍约多为诗准备，共防梅老敌难当。”[4]341尽管随后的中秋因下雨而无法赏月，欧梅等人仍兴味盎然集会唱和，梅尧臣《中秋不见月答永叔》“天嫌物兼美，而使密云藏。已向石屏见，何须照席光”[6]；《和永叔中秋夜会不见月酬王舍人》“主人待月敞南楼，淮雨西来斗变秋。自有婵娟侍宾榻，不须迢递望刀头。池鱼暗听歌声跃，莲的明传酒令优。更爱西垣旧词客，共将诗兴压曹刘”[6]，表现出不因外在环境不符合预期而改变诗朋酒侣唱和的雅兴。中秋无月这种在俗人眼光看来极为扫兴的事情，在欧梅审美视野中，却可以转换为别有情趣的风流雅事。

在经常性雅集唱和中，欧阳修产生了以韩愈自比而以梅尧臣为孟郊的动议，梅尧臣《别后寄永叔》云：“荷公知我诗，数数形美述。兹道日未堙，可与古为匹。孟卢张贾流，其言不相昵。或多穷苦语，或特事豪逸。而于韩公门，取之不一律。乃欲存此心，欲使名誉溢。窃比于老郊，深媿言过实。然于世道中，固且异谤嫉。交情有若此，始可论胶漆。”[6]效仿并致敬“韩孟诗派”的欧梅新变派业已成型。扬州因此不再是个体文人沉溺声色的场所，而变成士人群体雅集唱和的儒雅场景。

梅尧臣离开扬州时，以《登扬州北门》描写他所看到的扬州景致：

楼上山如淡墨画，城中水似轻蓝挼。扬州今似刀州景，似听《中和》《乐职》歌。(10)这首诗用了不少典故，如白居易《春池上戏赠李郎中》：“直似挼蓝新汁色。”《晋书》卷42《王濬传》王濬刀州入梦得益州而治的故事。《汉书·王褒传》：“于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 参见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朱东润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69页。

从北门上俯瞰扬州，城楼山水融成一片，淡墨轻蓝的冷色基调中浮现出一派平和雅致，扬州不再是灯红酒绿、花天酒地的香软红尘，而是一幅远离尘俗的诗画艺术境地。在梅尧臣看来，欧阳修治理下的扬州如同魏晋之际王濬治理下的益州那样富足，扬州人歌颂欧阳修如同汉王褒歌颂王襄，欧阳修忠于职守，风化远布，营造出扬州政治清明的气氛与中和的精神，完全有别于杜牧笔下的情色化的风流扬州。

欧阳修以“儒宗”的道德修养与审美品味而发展的文学艺术、雅集休闲文化，将扬州的休闲娱乐品位提升到儒雅风流的档次。

三、从商业型到知识型文化型转变：文章学术身份对扬州形象的重构

尽管欧阳修在理念上先“政事”后“文章”，但其“文章”对其太守功业的辅助功能与影响力却超过其“政事”。“文章”给欧阳修带来的声誉大过为政，给扬州带来的实际效益与声誉也超过其为政。

欧阳修的“文章”声名一直伴随着其政治仕途声名，知滁州时其政治生涯低迷而文章声名却达到巅峰状态，《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文章”让偏远荒僻的滁州扬名天下，“太守文章”产生的效应远远高过人们的心理预期。从知滁州到知扬州，尽管职位没有太大变化，但随着扬州在府州军监层面的位次不断提升，欧阳修的“文章”声名也更加高涨，已然成为“以文章擅天下”的文坛盟主。

盟主地位确立，使得欧阳修在文学和文化领域产生的影响力，远远超越其社会政治身份被赋予的权力。知州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权力，使得欧阳修可以在蜀冈修建平山堂，但文学文化身份所承载的文学文化话语权，则赋予平山堂深厚的人文精神，并使其借助欧阳修的文学声名而永垂不朽。如果没有文章文学身份所承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政治身份建立的一切会随着政治权力的消失而消失，《墨庄漫录》卷二记载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扬州蜀冈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欧阳文忠公手植柳一株，谓之‘欧公柳’，公词所谓‘手种堂前杨柳，别来几度春风’者。薛嗣昌作守，相对亦种一株，自榜曰‘薛公柳’。人莫不笑之。嗣昌既去，为人伐之。不度德有如此者。”[11]同样是扬州太守，社会政治身份相同；同样是堂前种柳，行为相同；而其行为的结果却受到截然相反的待遇，期间的差别正是太守有没有文章道德内涵，也即社会政治身份之外有没有文学文化身份和话语权。

知州的多重身份和每种身份所具备的修养与话语权，对建设州郡地域形象无疑会产生巨大影响。欧阳修正是以自我修养与个人才学魅力改变并塑造扬州的形象。欧阳修知扬州时，梅尧臣曾两次因途经而拜访，并写有多首诗歌，《永叔进道堂夜话》记录了两人夜话情形：

海风驱云来，池雨打荷急。虚堂开西窗，晚坐凉气入。与公话平生，事不一毫及。初探《易》之奥，大衍遗五十。乾坤露根源，君臣排角立。言史书星瑞，乱止由不戢。巨恶参大美，微显岂相袭。陈疏见公忠，曾无与朋执。文章包元气，天地得嘘吸。明吞日月光，峭古崖壁涩。渊论发贤圣，暗溜闻鬼泣。夜阑索酒巵，快意频举挹。未竟天已白，左右如启蛰。[6]458

一个知州与最亲近的朋友夜雨对谈，不谈个人遭际、生活琐事，而谈的是经史学术、政治文章，这些话题与关注点，展现的是欧阳修的眼界视野、胸襟气魄。这样一个既有道德修养又有文化知识且有抱负理想的太守管理、治理扬州，定然会为扬州注入新鲜的血液与精神。

除了政治身份与文学身份，欧阳修还是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是具有多方面造诣的学者，其学术身份也为扬州形象增添了知识性、理性。欧阳修多年探求辑录的金石学开山之作《集古录》在扬州基本完成，梅尧臣亲见其稿，并写《观永叔<集古录>》云：“古碑手集一千卷，河北关西得最多。莫怕他时费人力，他时自有锦蒙驼。”[6]《集古录》体现的是欧阳修好学不倦、孜孜求索的精神。欧阳修一直保持这种好学探索的精神，对各种知识都极有兴致，其《大明水记》云：

世传陆羽《茶经》，其论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涌湍漱勿食，食久令人有颈疾。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其说止于此，而未尝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张又新为《煎茶水记》，始云：“刘伯刍谓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载，羽为李秀卿论水次第有二十种。今考二说，与羽《茶经》皆不合。……水味有美恶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一而次第之者，妄说也。故其为说前后不同如此。然此井为水之美者也。[2]

与欧阳修《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记文不同，这篇记文考证的是大明井水的历史排名问题。尽管欧阳修非常喜欢大明井的井水，为之修“美泉亭”，但他还是以学者审慎的态度，考察两种关于大明水排名问题，认为两种排名之说有矛盾之处，且不符合陆羽《茶经》论水之初衷。欧阳修进而指出尽管天下之水有美恶之别，但为之一一排名却有些牵强附会因而没有什么必要。其不尽信书的疑古、理性精神，给扬州美景增添了知识考古学的学术魅力，促进唐代商业型扬州形象向宋代知识型、文化型扬州形象转变。

欧阳修知扬州不过一年，其政治权力是短暂的、有限的，但他所秉持的文学文化话语权却具有全国性、永久性影响力，因而也远远超越其政治话语权的地方性、暂时性影响。或者说其政治话语权在文化话语权辅助下，不仅打造出扬州地域形象，更将“文章太守”文化发扬光大，全时空流播。政治权力的影响往往随着时间推移、朝政风向变化而跌宕起伏，而文化学术场域的话语权则超然于政治权力之外，彰显出文化学术生命力的不可估量。

从文人享乐型、情色风流型、军事化商业型的唐型扬州形象，到士大夫仁政型、儒雅风流型、知识型文化型扬州形象，北宋的文臣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全方位比较之下，欧阳修比张祜、杜牧更有政治权力，比杜衍、韩琦更学术渊博，比刘敞更有文章声誉，其多重身份和声誉交互作用，从整体上改造了唐型扬州形象。

扬州的地域文化形象，自吴越春秋时代直到元明清，随着朝代更替，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时代变化浪潮中，在官员治理、官民建设以及文学家创作文化人再造的各种合力中，盛衰起伏，不断转型，而欧阳修以多重身份重构的宋型扬州形象，无疑是不可忽略的现象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