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困境与策略①

覃清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201620）

社会融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单维度概念，而是动态的、渐进式的系统过程。可概括为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和身份认同四个维度［1］。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对城市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农民工年龄构成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占整个农民工的比例超过50%，新生代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提高，能更加积极参加各类活动［2］。随着我国农民工规模不断扩大，农民工素质也在不断提高，在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等方面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而社会矛盾的变化、互联网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农民工工作技能、社会心理等综合素质提出新的要求。城乡在长期“二元结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差异化特征，给农民工社会融入带来了一定困难。新生代农民工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1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

1.1 迁移新趋势：就近城镇化

《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农民工中本地农民比2018年增加82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在省内就业的农民工比上2018年增加245万人，跨省流动农民工比2018年减少86万人，就近城镇化逐渐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迁移的趋势［3］。从城镇化路径出发，分析农民工选择就近城市作为迁入目的地的影响因素。当前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最主要的因素有3个。第一是城市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城市学校的师资力量、教学资源和工具、教育理念和方式上都比农村有优势，当今“高学历”得到社会普遍认同，新生代农民工把教育作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手段，为子女提供优质的环境已成为共识。第二是社会竞争的现实压力。当前农村与城市传统的生活边界被打破，全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农民工不仅面临着乡村社会内部竞争，也面临着城乡贫富与资源差异、社会地位等各方面压力。农民工“见过市面、懂的多”等使其声望和威信在农村都相对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推动新生代农民工流向城市的重要因素。第三是个人价值及家庭发展需求。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接收到更多先进思想、具有更高学历，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其拥有与城市居民获取信息的同等机会。不像上一代农民工以“挣钱”回乡为最终目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需求层次不断提升，具有获取更高社会地位和在城市生活的目标，因此，在选择目标城市时会考虑到能否买得起房、家中老人是否方便赡养等现实因素。

1.2 生活新方向：专业技术化

《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占比为48.6%，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占比为51%。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主要从事一些技术含量低、工作强度大、岗位晋升较难的工作，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或是接受过专业职业技术学习或培训，拥有“一技之长”，很多都从事技术性和经营性工作，这些农民工不断寻求岗位晋升机会，不仅看重薪酬待遇，还会考虑工作机会和未来发展。随着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普及，农民工拥有与城市居民平等获取培训和就业信息的机会，能享受相同生活和工作环境，信息技术的发展缩小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差距。

1.3 发展新目标：根扎在城市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工作能力更强，由于城市资源多、机会多，新生代农民工可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财富积累和跨越式发展。近年来，“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外来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人群对城市定居、脱离农村户口有强烈渴望，大都带着家庭成员整体向城市转移，希望城市能接纳自己，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摆脱农民身份、扎根城市，这也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很大压力，不仅要面对城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还需要适应城市新的社会规范、竞争规则，虽然需要付出比城市居民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同等的发展机会和社会资源，但城市能提供这种可能性已经激励无数农民工举家迁入城市。

2 阻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因素

2.1 户籍制度与身份差异化

农民工居住问题解决不好，不仅造成社会群体隔离和贫富差距凸显，更带来心理上的不平衡，产生被城市“排斥”和“进城难”等心理。保障性住房已成为当前农民工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之一［4］。虽然城市教育资源丰富，但随迁儿童上学升学难、费用高等问题，农民工很多时候还是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住房、医疗等社会保障，而大城市就业、买房等与本地户口挂钩使更得农民扎根问题受限。

此外，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城乡分治户籍管理。农民工虽然工作场地发生了改变，但农民身份并没有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农民工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户籍差异带来的身份上差异，使农民工享受不到与市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如城市买房定居的限制，使得农民工可能会为了追求城市高工资、孩子教育和发展机会继续留在城市，但是长此以往，可能会因为城市压力产生各种心理问题甚至产生暴力犯罪，而农民工犯罪成为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带来的重要问题。

2.2 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层次满意度低

目前，国家整体发展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农民工的需求层次也不断提升。表现为从物质基础、安全需求层次向更高层次诸如个人价值精神需求等转变。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发展过程中经常感到乏力，更高层次需求无法满意。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具备了一定生存技能，但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对劳动力素质要求大大提高，进一步增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难度［5］。城市新生代农民工供需匹配度不足，对农民工需求层次提高，而农民工自身素质不高，提升空间较弱，在科技飞速发展过程中很容易被淘汰。工作的不稳定性和被淘汰的竞争压力，很容易使农民工产生生活焦虑，加剧畸形心理和非理性行为的产生。

2.3 文化冲突带来的再社会化困境

城市融入的根本是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入。文化融入是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的根本标志和重要切入口。但是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异质性对新生代农民工提出巨大挑战。文化堕距、文化震惊显示农民工在社会化文化储备不足，促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巨大心理压力。文化堕距是指社会变迁过程中，一部分文化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呆滞的现象，亦称文化滞后或文化落后。文化震惊主要是指由于价值观等不同，必然产生的冲突和适应。文化融合困境主要体现在农民工对文化差异调和能力差、自身能力不足以匹配高层次的心理与社会需求，这一尴尬境地造成归属感缺失和生活满意度低，甚至产生一系列如焦虑、自我否定，衍生出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城市文化变迁速率快，近年来饭圈文化、破次元文化等新兴文化的兴起，加深了农民社会融入的困境；不被城市认同接纳产生的脆弱情绪，很容易放大生活中的困难，导致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疏离感、不公平感、甚至产生报复社会的扭曲心理。

3 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路径

3.1 完善农民工全覆盖的公共服务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服务呈现出城乡“二元化”和区域“碎片化”特点，城乡间公共服务差异很大，不利于人口流动和城市化健康发展，也不符合新时代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农民工定居城镇意愿强烈，约80%人口即便不放开户口也愿意长期留在城镇。建立全覆盖农民工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吸引高素质的农民工流入、满足农民工需求具有重要作用，尽管进城就业生活农民工生存的常态，但户籍制度未发生根本改变情况下，城乡双向流动仍是当前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基本特征。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为城市发掘高素质和有发展潜力的农民工。提供城市居民身份有利于农民工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为农民工社会融入提供基础保障，是实现融合共生与整体性增能的前提。

3.2 增强农民工的心理获得感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对其社会融入和文化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新生代农民工注重城市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对社会公平、情感满足等精神层面需求突出，因此，需要营造和谐有吸引力的城市文化氛围，树立平等思维，在职位晋升和发展机会上平等对待，统一标准，并在福利等方面向农民工群体有一定倾斜，防止农民工在工作中产生不公平感和被边缘化心理。为农民工提供娱乐场所，严格按照相关固定为农民工缴纳社保，节假日关爱留宿员工，提高员工满意度和幸福感。用工单位可开展有益于员工沟通交流的文化活动，关注员工心理健康，提供心理咨询和苦难援助通道，将农民工群体纳入员工发展计划范畴。鼓励文化经营单位为农民工提供合适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引导农民工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帮助提升自身素质，提高城市适应能力。

3.3 营造开放的社会氛围

为保障农民工心理健康，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应规范各类社会主体行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趋于稳定，其市民化意愿越来越强烈，而提高自身“本领”成为实现社会融合的根本路径。新生代农民工应该主动学习，主动探索知识盲区，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获取适应社会发展的工作技能。在职业选择时，农民工要有合理预期，不要眼高手低，要脚踏实地，不断积累。社会各机构、单位要为农民工提供各种机会和渠道，开展各种培训和文化活动，关注农民工群体的生活、工作等，相关部门要关注农民工流动带来的社会问题，加大政策和资源投入，建设韧性城市，使农民工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发展机会。

总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要以农民工需求为导向，优化政策、制度等方面，以文化培育和融合为基础培育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实现农民工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