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长篇小说的全面探究*
——评廖四平的《当代长篇小说的桂冠：莫言长篇小说研究》

郑 飞

(上海体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200438，上海)

作家与文学批评者的关系是紧密又难以说清的，从身份定位上讲，两者亦存在着相互转换的可能，这带来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新气象。与职业文学批评者相比，作家出身的文学批评者或许理论知识稍有欠缺，但他们却有着自己进入文学解读时的“先天优势”——他们对文学创作过程洞若观火，可以更容易地绕过作家的文字障碍直达本意，当然，他们对文本也更重视。因此，作家出身的文学研究者解读切入文学研究时，更容易立足于文本，将文本视作自己文学研究解读的根本。

从身份角度讲，廖四平正是这样一位兼具作家和文学研究者双重身份的文学研究者。作为作家，他创作了包括《招生办主任》《教授变形记》《大学校长》等长篇小说在内的一系列文学作品；作为文学研究者，廖四平出版过《中国现代诗论十四家》等相关研究论著，此外，还发表过一系列关于诗歌和台湾现代派小说的研究论文。此番又出版了学术专著《当代长篇小说的桂冠：莫言长篇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下文统一简称为《莫言长篇小说研究》)，该著皇皇近60万字，称得上是近年来一部有分量的莫言长篇小说研究著作。

与其他莫言研究著作相比，廖四平的《莫言长篇小说研究》由于着力点只在莫言的长篇小说，因而显得有些“小气”，但这种“小气”也正体现了作者的严谨。廖四平书中体现出来的主动“缩小”研究范围、立足文本的做法，一改当代文学批评中普遍存在的研究对象分散、重理论轻文本的不良倾向，亦是其立足文本进而深入论述研究思路的集中体现。

1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莫言早在1981年便有作品发表，但在当时并未太引人注目——直到1985年《透明的红萝卜》发表后，莫言才引起文坛和研究者的关注。1986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红高粱》更是一举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的地位，之后莫言又创作了一系列艺术水准相当高的文学作品，如《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

学界对于莫言的研究几乎与其创作同步，徐怀中等人的《有追求才有特色——关于〈透明的红萝卜〉的对话》与《透明的红萝卜》同时出现在1985年第2期的《中国作家》上；李陀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亦发表于同年的《文艺报》。概括地说，国内关于莫言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关于莫言及其作品的研究以及关于莫言研究的研究两大类。

关于莫言及其作品本身的研究其实构成了莫言相关研究的主体，这些研究有的从宏观视角审视其莫言的创作，有的从文本出发探讨其艺术风貌及文学世界生成。张志忠于1990年出版的《莫言论》，将莫言的文学活动置于历史和美学的维度加以考察，表现出开阔的研究视野，被认为是“国内第一本比较全面地对莫言创作进行研究的专著”[1]；李敬泽的《莫言与中国精神》以“莫言与他的时代、他的时代中的读者和文学的复杂关系”为切入点分析了《檀香刑》等作品所承载的中国精神；杨守森的《莫言的乡土情怀与文化自信》旨在探究莫言作品背后以“乡土情怀”为主要表现特征的深层文化因子。王金胜的《莫言小说的意象营构与中国新文学传统》以《红高粱家族》为文本依托解读了莫言文学创作中的意象营构问题；宁明、刘广远等人的博士学位论文《论莫言创作的自由精神》《莫言的文学世界》分别探讨了莫言作品中以“自由精神”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艺术特征和莫言作品中所蕴含着的宗教、民间信仰、历史记忆等要素。

承接对于莫言及其作品的研究，关于莫言研究的研究也成为一股重要的文学力量。如贺立华、杨守森自1992年开始先后出版了《怪才莫言》《莫言研究资料》以及《莫言研究三十年》等著作，全面而系统地梳理了莫言的创作理路及其作品的艺术特色；孔范今、施战军主编的《莫言研究资料》系“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的一集，该书全面梳理了莫言的生平和创作感悟，同时还有与莫言的一些访谈文字收录其中，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杨扬的《莫言研究资料》是“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中的一种，鉴于丛书的编写总纲要求，该书共分“莫言的文学世界”“莫言研究论文选”“众说纷纭中的莫言”“莫言主要作品梗概”“莫言研究论文、论著索引”以及“莫言作品篇目”等六辑，与孔范今的《莫言研究资料》相比，杨扬的这部《莫言研究资料》所收内容更加详实，从而成为莫言研究中的重要参考资料。

除此之外，几乎每年都有一批硕博研究生将莫言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选题，这些研究几乎涉及莫言及其创作的各个方面。毫不夸张地说，学界当下对莫言已然实现了“全方位、立体式”的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将莫言作为研究对象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可喜的是，廖四平的这本《莫言长篇小说研究》让人们看到了莫言研究的又一种新思路。正如书名所示，廖四平的这部著作专注于莫言的长篇小说，这种处理方式不仅保证了研究对象的集中，也使该研究具有较独特的学术价值与可操作性，可谓走出了一条莫言研究的新路径。

卡尔唯诺曾表示：“也许小说正是唯一可能存在的百科全书，记载着有关人类的一切：其中既有从人类存在的非凡独一性中所见的整体，又详细记述了每一个个体的生存，无论那是多么琐碎、暧昧、互相矛盾、不尽相同。”[2]卡尔唯诺此言虽并没有对小说门类详加区分，但其本意明显是更指向长篇小说的。与中短篇小说相比，长篇小说体量的巨大、场景的广阔等是前者无法比拟的——创作者可以有更充足的施展空间用以构思故事、塑造人物、表达情感，其“百科全书”特征也更为明显。沿上述逻辑，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何廖四平只选取莫言的长篇小说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他的《莫言长篇小说研究》系统梳理了莫言自1980年代《红高粱家族》问世以来的长篇小说共计11部，囊括了莫言在此期间创作的所有长篇小说。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整体研究，分别从内容、美学特征、主题、艺术表现、传承、意义和价值等六个方面对莫言的长篇小说作了“鸟瞰式”考察；下编为个案研究，按照出版的先后顺序分别对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食草家族》《丰乳肥臀》《红树林》《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以及《蛙》等11部长篇小说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解读。

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廖四平在该著作里还采取了探源溯流的方法描述了莫言艺术风貌产生的原因，概括出了莫言长篇小说创作的“审丑”特征、着力揭露和批判的主题特征、“标新立异”的艺术表现特征等。除此之外，对于莫言长篇小说的意义和价值，廖四平也提出了如下结论：“颠覆了既往的中国小说”、“壮大了当下中国长篇小说的阵容，提高了当下中国长篇小说的品质，提升了当下中国长篇小说的品位”、“开启了未来中国长篇小说发展的内幕”、“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走向世界’。”[3]或许廖四平的研究视野算不上广阔，但他却有更集中且纯粹的着力点，这使得他在众多莫言研究中展示出了自己的特色。

2

随着1980年代大批西方理论涌进中国，长期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都执著于从理论演绎，以致于形成了“重理论、轻文本”的不良倾向，这直接影响了当下的文学批评——许多文学批评者越来越脱离文本本身，并逐渐滑向了“形而上学”的理论层面。原本依托文本衍生的审美意韵、叙事技巧及人物塑造等被种种超验的、抽象的理论和概念所取代。这种局面正如孙绍振所说：“80年代的‘新名词大轰炸’的实质乃是抢占话语的制高点，在话语解放中体验节日的狂欢，由之而产生的最乐观的预期乃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最短的时间内与世界文论最高水平接轨，在与学术前沿的平等对话中，展示中国文学理论的更新和建构。”[4]

在文学批评领域强调“理论先行，文本次之”的大背景下，廖四平的莫言长篇小说研究显得有些“落后”，他既没有从理论上关注莫言长篇小说的艺术技法，也没有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意识，而是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地回到了文学作品本身。廖四平的《莫言长篇小说研究》在对莫言的长篇小说系统整理的基础上进而彰显了自己“以文本为本”的研究思路，廖著在整部著作中既没有引入艰深的西方理论，甚至也没有选取特别的批评视角，就是从文本出发，通过对文本的精读进而挖掘文字背后的深层意蕴。廖四平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莫言长篇小说文本的“深耕细作”既是他的研究思路，也是他与那些用理论强行框定文本研究方法的不同。从文学研究的本质上讲，廖四平在这部《莫言长篇小说研究》中所采取的方式、方法，既是对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的摒弃，也是对文学研究应当回归文本的一种实践。

笔者不赞成绝对的“读者中心论”，因为这有可能导致文学批评中对文本的轻视；但也不否认读者在整个文学活动中的关键作用，毕竟离开了读者这一要素，文本将流于单纯的文字构成。朱光潜曾说：“读诗就是再做诗，一首诗的生命不是作者一个人所能维持住，也要读者帮忙才行。”[5]按照此思路，文学批评其实亦是批评者在阅读客体基础上的又一次艺术加工，在这一过程势必又会打上批评者的个人特色。具体到《莫言长篇小说研究》，可以将之理解为批评者廖四平在聚焦“莫言长篇小说”这一信息载体后，经过了自己的提炼和艺术加工而展现给人们的又一“叙述文本”，该“叙述文本”所展现出来的叙述策略及艺术特征构成了潜在的“隐含作者”，既标明着自己对莫言长篇小说的态度，也标明着自己的文学批评思路选择。

在这部莫言研究著作中，廖四平并没有因为莫言的名气而放弃原则，在其著作的下编——对莫言长篇小说文本的解读中，每一章都开辟专节以讨论其作品中的不足，如在评价在文坛获得极高赞誉的《红高粱家族》不足时，便开门见山地直入主题：“小说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接着便列举出五点不足：“叙事情节紊乱；次要人物形象性太弱，来去突兀，游离于情节；过分审丑；结构松散、也不完整，风格不统一；有些语句有剽窃之嫌”[6]等。对《天堂蒜薹之歌》大加赞赏的同时，也指出了其“把社会写得过于黑暗、把人生写得过于绝望；小说情节过于‘跳跃’，发展太快；行文不够严谨；描写重复”[7]等不足。到了《食草家族》时，廖四平又说该小说“对丑的暴露、对美的亵渎缺乏应有的限度；暴力渲染太甚；丑化了人类；叙事紊乱，情节混乱；可读性不强”[8]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论述莫言长篇小说创作的不足时，廖四平并没有泛泛而谈，而是秉持着文学研究者应有的客观与理性、针对不同文本有的放矢。

廖四平的《莫言长篇小说研究》没有让人眼花缭乱的理论阐释，也没有形而上的玄学追求，只是就文本而文本，所有的分析都从构成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人物形象本身出发，通过由文本内容、人物命运等构成要素推导出自己的结论。这种“纯文学”式的文学研究虽然稍显笨拙，却回归到了久违的文学研究理路。

文学批评中“炫技”式的理论运用纵然给我们打开了文学解读的又一番图景，却也淹没了文本自身，这种看似“正途”的路径也极大地绑架了文学。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这一倾向的严重性，并身体力行地对之进行反拨，他们开始重新回到文本，注重文学自身的构成要素，刻意回避之前强加给文学的哲学、社会学甚至政治学等外部因素。正是基于上述研究的总体倾向，廖四平从小说文本出发而形成的《莫言长篇小说研究》才显得更有价值。

3

单纯从历时性角度看，当代文学批评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其间也曾风光一时。但时至今日，受制于外在文化环境的变化以及文学批评者身份的转变，文学批评中的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如问题意识不明显、深陷细枝末节的考证、批评视域不开阔、话题深度不足、批评准则缺乏、醉心于理论而脱离文学自身等便时常被人提及。廖四平在《莫言长篇小说研究》中，以实际行动阐释了自己的文学批评观，也有力回击了当下文学批评中普遍存在的“伪宏观”和“理论先行”两种不合理趋向，亦是对这两种文学批评思路的有力反拨。

从某种意义上讲，“伪宏观”和“理论先行”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前者催生了后者的产生，后者又进一步强化了前者。所谓当下文学批评中的“伪宏观”趋向，可以理解为当下文学批评中切入视角与文章内容的不相匹配的形态，这种批评往往表面上视野广阔，但本质上却处处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从而落入“大而不当”的窠臼。“伪宏观”趋向的出现，一方面源于文学批评外在环境的转变，另一方面源于文学批评从业者自我要求的放低。“伪宏观”思路下的文学研究，套用故弄玄虚的理论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于是文学批评中“理论先行”应运而生；反之，“理论先行”的研究方法由于自身的特性，又助长了“伪宏观”的研究思路。

“理论先行”批评思路下的文学批评者更倚重于概念和理论，却忽视了包括文本在内的文学自身，从而使得文学批评貌似高深实则空洞无物。对于此种趋向，张江以“强制阐释”加以命名并解释：“强制阐释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之一，各种生发于文学场外的理论或科学原理纷纷被调入文学阐释话语中，或以前置的立场裁定文本意义和价值，或以非逻辑论证和反序认识的方式强行阐释经典文本，或以词语贴附和硬性镶嵌的方式重构文本，它们从根本上抹煞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文学。”[9]张江还说：“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10]同时还为强制阐释总结了四个基本特征——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和混乱的认识路径是其四个基本特征。

对于文学批评中的这种倾向，身为作家的莫言也颇有微词，例如他就不太同意一些文学评论家对自己作品的解读和阐释。在与杨扬的对谈中，莫言就曾明确表示自己“愿意看对创作有帮助的评论文章”，甚至直言不讳地对于那些流于口号或让人眼花缭乱的评论表示反感：“我是很反感那种高调的文学理论，照那种高调的观点看来，文学无所不能，但现实生活中你去看看真是这样吗？那些高调理论家自己那种可怜的生活处境，大概是对他理论的最大嘲讽。”[11]

与以往的莫言研究相比，《莫言长篇小说研究》既没有止步于莫言研究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也没有套用某流行理论对莫言及其作品展开玄而又玄的解读，而是回到了有些“古朴”的文本解读道路上来。皇皇近60万字都是从莫言的11部长篇小说文本出发，以文本细读为切入点搭建起了自己的研究叙述框架，揭示并论证了莫言长篇小说的文化含量，也回应了当下强调的中国文化自信问题，从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莫言研究。

然而，廖四平的《莫言长篇小说研究》当然也有些许遗憾，这种遗憾也留下了更多对莫言长篇小说的言说空间。如对文本过分追求与强调，以致于忽略了作家、读者、对象等构成完整文学活动的其它要素，这极容易带来文学解读的片面性。从著作的内容安排来看，廖四平的《莫言长篇小说研究》全书除却上编简要对莫言长篇小说的总体风貌有所涉及外，该著的绝大部分都在论述莫言自1987—2011年间创作的长篇小说，既没有将莫言放在历史大背景下加以观照，也没有与莫言自己的其他创作相比较，以致于影响了对莫言长篇小说作品的准确定位与价值判断；同时，廖四平这种纯粹的以文本为依托的个案研究也导致了全书结构上的不均衡，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作者的研究视野。

4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想要真正读懂莫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正如陈思和所说：“他创作的小说，语言丰富，感觉怪诞，小说叙事仿佛是夹杂着大量泥沙的洪流滔滔不绝，一泻千里，有非常强烈的艺术感染力。”[12]其大开大阖的故事结构、天马行空的艺术构思、内涵丰富的人物塑造、个性鲜明的语言运用，都在一定程度上给读者带来了阅读上的挑战。而廖四平的《莫言长篇小说研究》则正好扮演了一个帮助大众读者顺利进入莫言长篇小说文本引路人的角色：上编的总体研究可以帮助普通读者对莫言的长篇小说有总体把握，而下编的个案研究则是在上编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入，从小说出版、创作背景介绍、故事梗概，到人物形象分析、艺术特点、不足之处等，不厌其详，可谓一本研读莫言长篇小说文本的辅助辞典。

当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的耀眼光环逐渐淡去，当围绕着获奖展开的争论慢慢远去，沉静下来的人们再去认识、体味莫言的时候，细细品读其作品才最合理、也是最应该的方式。尽管当下对莫言的评说以及对他的研究仍然层出不穷，视角与研究方法也日新月异，或许将来还会有更多的资料被挖掘出来、更多的研究视角被发现，但不管何种资料、采用何种视角，从文本出发、以文本为根本都是不可忽略的一条准则。从上述意义上讲，廖四平的这部从文本出发、以文本为根本的《当代长篇小说的桂冠：莫言长篇小说研究》，将是一部不可轻易绕过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