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大学生内卷问题辨析与应对*

尉 峰 王如娟

(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00144，北京)

内卷一词早在1790年代就被用于描述人类社会演进中出现的问题，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将“内卷”界定为“锁定”式的人类社会演进方式。后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Alexander Coldenweise)用内卷来形容一种表面稳态内部却在不断变化的文化形态。19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将内卷引入到经济领域，提出了“农业内卷化”的概念，用来描述由于无法向外扩大种植，人们只能把剩余劳动力填充到已经饱和的农业生产中，劳动过度密集带来了系统内部的精细化和复杂化。黄宗智把“内卷”带入中国，用于解释华北小农经济的一种模型，即农业发展过度依靠人力，在边际效益递减甚至为零时仍然投入劳动力，成为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1]

当今中文语境下的“内卷”主要指在某种文化形态或经济模式下，由于无法实现稳态和模式转换，只能使内部变得更加复杂的状态。主要表现为：为争夺有限资源，系统内的个体进行的非理性或被动性的内部竞争，个体的“付出回报率”下降，导致努力沦为通胀的泡沫，成为没有获得的付出、没有成功的努力、没有幸福的增长。本文所研究的大学生内卷问题，是指大学生在有限的认知和资源中，面对内部竞争压力，过度消耗智力、精力、体力，却没有获得实质收益的情况。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呈现明显向内收缩的状况，内卷作为社会问题分析的独特视角和概念，再次走进人们视野并在网络的助推下成为广泛讨论的热词。2020年《咬文嚼字》将“内卷”评为年度十大流行语。

1 大学生“内卷”的主要成因

1.1 疫情促使内卷加剧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大学生就业的不确定性风险加大，职业选择更倾向于保守和稳定。为了规避新冠疫情造成的职业风险，部分大学毕业生降低了对高风险、高回报行业的期待，就业向政府机构或事业单位、科研机构或大中专院校、国有企业等进一步集中，“就业价值呈现出明显的向体制内卷的特征”。[2]部分大学生的效率意识让位于求稳心态，宁可降低预期收入和成长空间也要采取稳妥的就业策略。对于城市的选择也倾向于有强大风险应对和治理能力的一线、二线城市。在2021年国家公务员报考中，有151万人通过报考审核，其中北京、广东和浙江过审人数位列前三。[3]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普通本专科毕业生797.20万人，比上年增加38.67万人，增长5.10%。[4]2021届高校毕业生预计将达到909万人，同比增长35万人，就业竞争将更为激烈。[5]

新冠疫情在国际上仍大范围传播的情况下，国际往来受限，大学生出国出境求学就业的渠道不畅。同时，在疫情防控国内一枝独秀，境外状况频出的情况下，学生出国深造就业的意愿也显著降低。根据教育部通报，2020年公派出国留学派出人员数量大幅下降。[6]根据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以及欧美国家对中国发展进行遏制的态势，境外求学就业不畅的局面还将延续。外部通道不畅，升学就业主要靠内部消化，大学生出口的“缩窄”会显著提高大学阶段的内部“压强”。

1.2 大学生面对的挑战压力加大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5年的40%上升至2020年的54.4%，在学总规模达到了4 183万人。[7]大学阶段同学历、同年龄的竞争对手在逐年增多，但由于疫情的阶段性影响导致学生毕业出口在收缩，同时学生基数却在进一步增大，意味能够完成升学目标和理想就业的“优胜者”比例将减少。更多的竞争对手，更单一的竞争目标，更少的成功概率，使大学生的内部竞争愈发激烈。

进入大学后，大学生告别了高中时代靠成绩定义的“优秀”，自身学业发展和未来人生规划的选择比中学时期丰富得多。高校对大学生的培养不仅在于专业能力，还侧重于通识教育、素质教育等综合能力。在学业上除了有课堂成绩、专业绩点、科研能力的考评，还有计算机、外语等通用技能的要求。此外，学生工作、社会服务、实习实践、人际交往也是考察大学生素质的显性指标。学生要在大学阶段脱颖而出，必须直面全方位的挑战，应对高强度的压力。

1.3 内卷带来自我认同的降低

“这些年贬值最大的不是货币，而是你的努力”，这是当下大学生对内卷的一种调侃。处于内卷之下的大学生，付出的努力未必能得到回报。在校内，有的大学生积极参加学生会、学生社团组织，可能并非出于对学生工作和志愿服务的兴趣和热情，而是将其当做简历上的“加分项”以获取竞争优势。然而，当大部分大学生都有了这一经历后，加分项变成了“不扣分”项，投入的精力变成了“内卷”的代价。面对社会，受疫情影响的企业运营成本被迫抬高，不得不压缩用人成本，学生想要实现高质量就业的难度进一步增加，部分大学生在严酷的竞争的环境中并不能通过自我提升就直接在就业中兑现实际的好处。当“付出就有回报”的认知被打破，刻苦学习难以与现实的人生价值发生关联，大学生难以避免地陷入“自我迷失”和“盲目空转”的状态。好比在电影院里，有一个人站起来看，被挡住的人为了能看到画面，一个接一个的站起来，最后除了第一排，整个电影院的人都站着看完了电影。每个人都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最后却没人获得更多的收益。

大学生在缺乏社会经验和职业认知的情况下，并不清楚该如何构建稳态和有安全感的人生。由于自我空转带来的过度消耗与收益不足，致使部分大学生的自我认同感降低，会以集体性选择代替个人选择，从众行为更加突出。在从众心态的主导下，多维竞争意识被淡化，都在效仿他人竞争所谓最优质的资源，而不是争取最适合自己、最符合自己爱好、兴趣、价值观的资源。竞争的单向度让部分大学生无法收获预期成就，带来了无谓的消耗和人力的浪费，导致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的下降。

2 大学生内卷的理论辨析

2.1 从教育分层理论看大学生内卷

个人在发展中必然会受到来自家庭、社会环境的影响。“家庭的经济文化对大学生升学读研、海外留学机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优势阶层的子女毕业深造的比例更大。”[8]阶层差异对学生步入高等院校的起点有直接作用，社会身份、经济条件相一致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有更高的概率可以进入相同起点的院校。同等家庭背景、智力水平、学习能力的学生集中在一起，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兴趣志向的学生被聚集在一个专业，这都加大了竞争的集中度。受到家庭经济实力、掌控社会资源等其他因素的干扰，不同社会阶层掌握的不同资源，尤其是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制度与转型背景下，由亲属、朋友构成的“强关系”网络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选择。教育的分层化导致了培养的同质化、竞争的同类化和就业的代际化，大学生之间的比拼不仅是自身能力的比拼，也是家长实力的比拼、掌握外部资源能力的比拼。不公平的竞争是造成内卷的重要原因，在少数人即使“躺平”也可以胜出的情况下，本就稀缺的优质资源会面临大多数人更加激烈的争夺，不掌握外部资源的学生劣势被放大，市场对人才价值的评估也会发生贬值。

2.2 从自我效能理论看大学生内卷

自我效能感是人们面对艰巨任务时所具备的自信心和期望度，是自我突破压力和挑战达到预期结果和满意效果的内在驱动力。教育家、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认为，自我效能是个体行为的重要中介。[9]个体在面对工作任务时会先进行主观评估，然后采取相应的行为。如果评估该任务为挑战型任务，即坚信自己能够通过付出额外的努力来实现任务或目标，就会产生正向的激励效应，努力实现目标并获得高额的精神效益。反之，当评估为障碍型任务，即认为完成任务的难度极大对后续结果抱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则激励效应降低。如果评估某项任务为威胁性障碍，即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而且即便付出巨大努力也无法产生预期的效果，不仅会降低自我效能感，而却还会产生焦虑心理。影响自我效能感形成的因素有四个方面，即直接的成败经验、替代性经验、言语劝说和情绪的唤起。自我效能实现的程度是决定大学生能否长久保持努力状态的重要激励机制。大学生渴望通过努力获得更高回报，自我内心的激励机制使他们更加努力，渴望进一步实现自我满足。但是当努力看不到效果，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降低，后劲不足，产生倦怠。大学生在激烈的竞争中，每个人获得感、成就感取决于努力的效果。然而，当大学生陷入内卷，即使付出额外的努力也未必收获相应的回报，大学生的自我效能得不到激发，创造性和潜能也不能充分发挥。

2.3 从戈夫曼的戏剧理论看大学生内卷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戏剧理论，将日常生活分为前台、后台和局外区域。他认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切社会行为，都是一种带有迎合社会期望目的的表演行为。[10]人们为了实现他人的期待与自我满足，不得不进行表演。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在不同场所扮演者不同的角色，每个角色都有特定的表演区域。人生是一场表演，社会是一个舞台。个体从出生到成长为一个社会人，首先接触的是家庭环境，在父母的家庭教育之中收获基本的道德素养教育。接着进入校园，开始受到朋辈群体的影响，在学习知识的同时，逐步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事业观。到步入社会，在工作和生活中慢慢成长为一个社会人。大学生在社会生活中以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场次进行表演，十分关心自己如何在众多的“观众”(朋辈群体)面前塑造优良的形象。根据戈夫曼的理论，有的时候是自觉的表演，知道自己在表演，有的时候是不自觉的，都会进行“印象管理”，即通过给他人某种印象的方式借以表现自己达到期望的目的。在与朋辈的竞争中，大学生都渴望脱颖而出，不仅为了迎合父母的期望，同时为了在同辈互动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在表演性的状态下，竞争的目的容易发生异化，从能力的提高、素养的提升变成了博取眼球和关注，变成了攀比和炫耀，变成了获取胜人一筹的优越感，陷入横向比对的旋涡。

3 后疫情时代应对大学生内卷的对策

3.1 把握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新冠疫情一方面对社会生活按下了暂停键，另一方面却成为加速社会变革的转换酶。在疫情的助推之下，原有的社会运行模式悄然变化，新兴产业和业态开始显现。在经济领域，受到疫情冲击国内外消费增速放缓，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各国都在深挖本国市场潜力。在世界各国经济都陷入低迷之际，我国经济却快速反转向好，实现中高速发展并向高质量迈进。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克服经济内卷造成的内耗和对增长的掣肘，让国内投资和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同时，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为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遏制，国家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让科技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驱动力，人工智能、芯片、机器人等产业迎来快速发展阶段。在教育领域，伴随着居家生活的增加、社交生活的减少，网络课堂和在线教育更加深入发展，由此带来的信息化、智能化对教育形成了拉动效应。受疫情影响，留学教育的回报率日趋走低，海外留学的吸引力出现明显下降。近年来，每年有近百万留学人员归国。海外人才的回流，让国内人才的规模和质量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国内科技创新的人才基础更加充实，为行业发展带来了活力。

面对疫情，大学生们应充分认识到机遇与挑战并存，压力与动力同在。疫情引发的社会运行模式的调整和发展方向的变化，在给大学生造成困扰的同时，也带来了重大机会和重要契机。大学生们应主动把握国际国内新形势、新变化、新阶段，瞄准国家战略布局，对标产业发展方向，将专业能力和新技术应用紧密结合，在应对压力挑战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在专业学习中注重价值增值，在动态调整中找准目标定位，在差异竞争中奠定自身优势。

3.2 突破认知局限

大学生内卷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于认知的局限。由于大学生的经验阅历不足，在选择人生目标时缺少可供比对的参考系，基于自身经历作出的判断缺乏预见性和长远性。进入到后疫情时代，疫情的常态化已经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学生如果不能抓住疫情带来的趋势变化，不能突破原有的认知，就难以摆脱内卷的束缚。面对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大学生要对大学生活的本质有更深刻的认识，应该从认识范式、实践范式两个维度丰富自己的大学生活，追求学术性和实用性的统一。从认识范式上看，大学生应该注重对知识的探求和对真理的追求，克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过度渗透，保持学术价值的独立性。即便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情况下，对于大学生个体而言也要坚持把自己培养成具备专业素养和广博学问的精英人才，要以有为态度和拼搏精神应对挑战。从实践范式而言，要主动适应疫情带来的社会变化，看到社会对学生品德修养、专业技能、综合能力的新要求，按照新的评价标准提升自己的外部适应性。

疫情也是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的一场考验。在疫情防控下，校园通常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管理模式，学生与外界的接触大幅度减少，过高的目标和期望又使压力变大，缺少宣泄的通道和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在重压之下可能出现焦虑、抑郁、愤怒等负面情绪，甚至出现“压力应激反应”，发生心理和生理上的问题。大学生需要合理设定目标，通过自我认可增强自信心和行动力，积极参与社团活动、志愿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找到合适的心理排遣和情绪发泄渠道，有效缓解内在压力。

3.3 实现差异化竞争

竞争是大学生成长的必经之路，但是无效率的竞争、内耗性的竞争是没有意义的，不值得被提倡。为了避免无效竞争，就要学会在差异竞争中寻找优势。如果只在固定的跑道内赛跑，只按照单一的标准进行评比，获胜者永远是少数。如果竞争者能够发掘出自己独特的优势，更换赛道，改变评价方式，则可以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大学生在增强综合能力的同时，要注重个体特性的发展，根据自身的特质在人才素质的某一方面形成领先优势。正确的竞争应该是理性竞争，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避免“路径依赖”，向内分析自己的特点和长处，“量体裁衣”制定发展目标与规划；向外分析整体的竞争环境，在竞争中汲取营养、得到历练、提升自己。

面对疫情影响下的严峻就业形势，大学生应及早培养自身的就业能力。“就业能力是一种与职业相关的综合能力，是大学毕业生通过知识的学习和综合素质的开发而获得的能够实现就业理想、满足社会需求、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身价值的本领。”[11]用人单位最为看重的本领是专业能力和综合能力，而综合能力是包括学习能力、思想能力、实践能力、适应能力的集合。就业能力也内在包含新型就业观，大学生要善于发掘疫情带来的新机会，不必只在体制内和传统行业谋发展。疫情对交通、旅游、餐饮等行业产生了严重影响，却推进人们的生活方式向网络化、非接触式转变，远程教育、直播带货、视频会议、居家办公、非接触诊疗等网络化替代模式应运而生并快速发展，这必将带动和创造一批新的就业机会。大学生们既要立足当前，又要放眼长远，善于把握新的时代机遇，在实践中打造自己的过硬实力，为自己争取更大的竞争优势。

3.4 强化成就动机

根据耶克斯- 多德森(R.M Yerkes & J.D Dodson)定律，压力程度与工作效能呈倒U曲线关系，压力不足或过度都会使工作效能下降。[12]只有施加适度的压力，才能使个体激发最大的工作潜能，产生最佳的边际效益。大学生的竞争压力根据“压力源”的内在属性，可以分为挑战性压力和阻碍性压力。挑战性压力是指努力和成果能够建立起较高的相关性，当任务难度加大、压力增加后，个体愿意通过增加付出和投入来完成任务以获得成就感，因此个体具有较强的成就动机。阻碍性压力则是努力和成果相关性不明确或较低，随着任务难度的提升和压力的增大，对风险和失败产生厌恶偏好，个体成就动机不强。压力的属性不同，对个体成就动机就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内在驱动力就会出现显著的变化。大学生如果能保持较高的成就动机水平，就能有效地应对压力，增强心理弹性水平，避免内心的焦虑。反之，成就动机降低就会导致面对压力的无力感，产生焦虑、挫折、愤怒等负面情绪。大学生为了避免被“内卷”所裹挟，应该辨清压力源的属性，明确奋斗目标的指向，强化努力和效果的关联，充分激发成就动机，在自我肯定中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到学习和生活中。

除了大学生自我调节压力之外，高校也应通过一系列有效举措为大学生提升成就动机、增强自我效能发挥积极作用。高校应定期关注大学生的压力状态和心理状况，通过心理辅导和就业指导帮助形成积极的认知态度和应对情绪，让学生既充分认识到风险的存在，也增强对学校、学科、专业的自信心和自我能力的认可度。引导学生提前设定发展目标，制定自我规划，努力提升符合国家、社会、市场和企业需要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做好应对职业风险的准备。此外，高校还应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了解市场和企业的真实情况，邀请校友传授就业创业经验，提供有效的学业、就业、升学支持和帮助，让学生走出内卷的旋涡，成长为敢于面对挑战、能够实现自我发展的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