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机理

蒋团标 ，张亚萍

（广西师范大学 a.经济管理学院；b.西南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广西 桂林 541004）

一、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 年两会上强调“面向未来，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双循环构建的关键在于调整经济结构，尤其是居民消费升级［1］。面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环境的影响，“新发展格局”将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而消费作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提升居民消费升级对于稳定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中央1 号文件指出，为满足农村居民消费升级，要对农村居民的耐用消费品进行更新换代。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不仅包括农村居民消费总量的提升，还需要包含结构和品质的升级，如何进一步加快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已经成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应继续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三农”投入力度，财政支农支出对于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具有重要作用［2］。研究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关系，对激活农村经济、实现农村消费带动城镇经济、充分释放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家不断重视“三农”工作，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基于不同的研究方法、视角，国内外学者得出的结论可简单概括为以下两类：一是财政支农支出可以激发农村居民消费，表现为“挤入效应”，学者们从乡村振兴［3］、异质性消费［4］、经济周期［5］等视角，采用包括分位数回归法［6］、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7］、工具变量GMM［8］、XTGLS［5］等研究方法，总结出财政支农支出可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结论；二是财政支农支出在不同条件下会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在我国构建“三驾马车”协调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中，财政支农支出并未真正有助于农村居民消费，长期来看反而会制约农村居民消费［9］。而上述研究侧重于关注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伴随着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改善，现有文献开始关注农村居民消费升级。近年来学术界对居民消费升级的研究大多围绕其内涵及度量［10］以及数字金融［11-13］、税收政策［14-15］、财政支出［16］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学者们指出消费升级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和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稳定器”［17］。目前学者们对消费升级并未达成统一的界定，但都认为居民消费升级是消费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表现为从生存性消费转向发展性消费的多元化需求升级［10，15］，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体现在观念和支出结构方面的快速转变。因此，总的来说，居民消费升级是质与量的结合，主要包含提高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提升消费品质等方面［14］。学术界关于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大多只涉及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较少有学者专门针对消费品质进行研究。

综上，学者们较多关注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关系，还需进一步对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关系进行扩展。当前我国第一个百年计划已经实现，脱贫攻坚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处于关键的交汇、叠加时期，在全面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农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有效治理，而新的问题接踵而来，伴随着农村居民对生活质量需求的不断高涨，农村居民消费需要升级，尤其是在结构、品质方面的升级。那么，财政支农支出该如何更好地释放和扩大农村居民消费？财政支农支出是否有效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因此，本文除了关注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总量效应之外，还关注农村居民消费的结构与品质升级，并进一步检验财政支农是否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存在门槛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我国构建“三驾马车”协调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中，消费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凸显出来（蒋艳辉等，2020）［18］。学者们也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进行了研究，财政支农支出便是因素之一。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内在机理如何？首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具体内涵。

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包含三方面的内涵：一是消费水平的提高，指的是消费支出总量的增加；二是消费结构的优化，表现为消费支出呈现由生存型转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三是消费品质的提升，表现在消费者对于商品与服务的消费从低端转变为中高端。三者的区别在于消费水平代表居民消费“总量”的增加；消费结构升级更侧重于追求不同类型的商品与服务，消费支出类别更加广泛；消费品质升级则侧重于追求更高层次的同类型商品与服务。

现有关于财政支农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分为促进论、抑制论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财政支农支出在不同条件下会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指出，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使得社会税负上升，从而使居民的预期收入降低，进而对居民消费产生消极的影响。另一部分学者指出，财政支农支出可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从理论上来看，根据凯恩斯主义理论，政府扩大支出能够使产出产生倍数的增长，即“乘数效应”，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13］。政府支农支出的增加将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翻倍增加，而农村居民收入的翻倍增加将会激发农村居民消费潜力，进而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得到提高。假定农村居民总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变，在财政支农实施过程中，政府通过减少农业相关税收、农业补贴、转移性支付等方式加快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农村居民会随之增加消费支出，并且低收入等级的农村居民也可能因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的加快而可以负担更高质量的消费，进而实现消费升级。在此基础上，学者们结合包括棘轮效应和示范效应在内的“习惯形成”理论，进一步研究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和品质特征。进一步思考学者们对于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研究为什么会存在促进论与抑制论的两种争议，一种可能的原因是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结构、品质的影响是不一致的，有些学者仅考虑消费水平，而未考虑消费结构，而有些学者将三者混为一谈，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一样的；另一种可能的原因就是没有区分条件，即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效应是不是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会产生促进作用，而在某些场合下会产生抑制作用。

（一）棘轮效应

棘轮效应解释了消费惯性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作用，即消费者过去的消费经历会作为一种惯性影响消费者现在的消费行为（王冬和边志强，2019）［19］。财政支农支出是一种隐形的社会保障，是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的方式之一，通过影响收入预期，进而使得农村居民增加消费支出。总体而言，学者们普遍认为财政支农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是有关系的，且大多数学者认为财政支农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是正向促进的关系。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居民的消费预期提供了保障，但由于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仍处于较低水平阶段（王娜和张磊，2016）［20］，因此棘轮效应会降低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假说1：

“棘轮效应”使得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变小。

（二）示范效应

从理论上来说，增加财政支农支出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并改善农村居民现期和预期收入分配，从而使居民在收入方面的不确定性下降，进而使农村居民在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品质方面有所提升，最终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但是，在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过程中，城镇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间阶层消费的不平等逐渐突显出来，由于结构失衡和收入差距等要素的存在，不同阶层消费升级的速度和能力产生明显差异，即边际消费倾向的异质性（纪园园和宁磊，2020）［21］。有差距才会有追赶，消费示范效应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就是城乡收入差距（李兴文和邢斯达，2015［22］；王冬和边志强，2019［19］）。城乡收入差距会制约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在不同的城乡收入差距下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品质的影响是不一致的，因而，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当城乡收入差距大于某个临界值时，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升级的影响将会发生改变。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是指农村居民的消费总量，消费水平越高，表明消费支出总量越多，收入差距对总消费的影响主要缘于边际消费倾向的异质性，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递减，那么收入差距扩大，总消费就会降低（纪园园和宁磊，2020）［21］。因此，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来说，当城乡收入差距在一定范围内时，城乡收入差距将使消费水平的示范效应增强；反之，超过该范围的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抑制对消费水平的示范效应。据此，本文提出假说2：

适度的收入差距会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积极性，当城乡收入差距大于某个临界值时，财政支农支出会制约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同时，示范效应也为消费者的攀比行为做出了解释（杭斌和闫新华，2013）［23］。具体来讲，如果一个消费者收入的增加幅度与周围其他人一致，其消费支出占比不会产生明显差异；而如果周围其他人的收入得到提高，而该消费者的收入没有发生变化，在攀比心理的作用下，该消费者反而会增加消费支出，且更侧重于增加在消费品质方面的支出。在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情况下，周边城市、城镇居民的消费会影响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支出，这些地区居民的消费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起到显著的示范作用。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的地区，农村与城镇地区的消费差距较大，在攀比心理的作用下，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更为强烈，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升级趋势。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不限制在基本的生活需求方面，在消费观念上会产生明显转变，其侧重于追求更高层次的同类型商品与服务。据此，本文提出假说3：

在消费“示范效应”的影响下，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化会使得财政支农支出更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品质。

而由于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受到城市及周边地区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城市先进、时尚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越大（孔祥利和周晓峰，2021）［24］。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的地区，往往经济水平越高，表明该地区具有较高的收入预期、收入水平和较低的失业率，使得当地居民的消费压力越小，从而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因此，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化反而对交通、教育、医疗保健等享受型消费支出具有正向作用。同时，由于消费者的攀比、追赶心理主要侧重于消费结构方面（钟成林，2015）［25］，因此城乡收入差距主要会对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假说4：

在攀比心理的作用下，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财政支农支出越有助于优化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

三、实证模型的设定与构建

（一）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之间的关系，构建了如下模型：

其中：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包括农村居民消费水平（consume）、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structure）和农村居民消费品质升级（quality）；财政支农用fisit来表示；Xit表示其他一系列控制变量；μit为随机扰动项；下标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

另外，考虑消费惯性会影响农村居民的当期消费支出，因此，本文采用动态面板估计方法，具体的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consumei,t-1、structurei,t-1、qualityi,t-1分别表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升级、消费品质升级的一阶滞后项。

此外，为进一步检验财政支农是否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存在门槛效应，本文利用面板门槛进一步探索财政支农支出在不同情境下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之间关系的变化情况。面板门槛设置如下：

其中，I（·）为指示函数，其取值依赖于门槛变量A和δ，为0 和1，其含义为在不同情境下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边际效应。

（二）变量的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是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分别从消费水平、结构和品质三方面来衡量。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水平（consume）采用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对数来表示；消费结构升级（structure）由教育文化休闲支出、交通通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家庭设备与服务支出和其他商品与服务支出总和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来衡量；对于消费品质升级（quality），部分学者以享受型商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来表示，但消费结构升级指标中已经间接反映了享受型消费的支出情况，同时，考虑农村居民在衣、食、住、行方面的支出占总消费的比例较高，农村居民在食品支出、衣着支出、住房支出等生存型基础消费支出的变动可以比较客观地反映消费品质升级，因此，借鉴张喜艳和刘莹（2020）［26］的研究，消费品质升级（quality）则以食品支出、衣着支出、住房支出等生存型基础消费支出的增长率来衡量。具体计算公式为：

2.解释变量

本文解释变量为财政支农支出（fis）。财政支农支出是指财政在“三农”方面的支出，包括农林水事务支出、农业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农村救济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村科技三项费等（李兴文和邢斯达，2015）［22］。从2007 年开始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统一采用农林水事务支出这一指标来表示，包括在农业、林业、水利、扶贫和农业综合开发等方面的支出。因此，将财政支农支出采用农林水事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表示。

3.门槛变量

借鉴 BAE（2021）［14］的研究，将城乡收入差距（Thel）作为门槛变量，通过泰尔指数计算公式测算得出。测算公式为：

其中：j=1，2 分别表示城镇、农村地区;Pit、Zit代表i地区在t时期的总人口、总收入;Pijt、Zijt代表城镇或者农村地区的人口、收入。

4.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①物价水平（lnc⁃pi），采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对数形式来衡量；②城镇化水平（urban），采用城镇常住人口与常住总人口的比值来表示，反映城镇化对农业用地占用、农业劳动力转移等农业要素的影响；③经济增长水平（lngdp），采用各地区生产总值与地区常住总人口的比重的对数形式来表示；④人力资本（edu），采用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⑤人口结构（dr），人口结构=（14岁以下儿童+65岁以上老人）/14~65岁人口数。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2007—2019 年我国31 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由于从2007年开始财政支农支出统一采用农林水事务支出这一指标来表示，为统一口径与时间跨度，以2007年为起点。相关数据来自各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以及我国31 个省份的统计年鉴。为减少价格因素对相关变量产生的影响，以2007年为基期，利用各省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所有变量进行平减。表1 所列为本文所使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样本期内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最小值为7.557，最大值为9.703，表明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具有较大的差异；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品质升级的均值分别为0.373、0.121，均低于50%，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品质升级水平并不高，超过50%的消费仍属于生存型消费。从财政支农支出情况来看，财政支农支出的均值为0.112，其中，最小值为0.029，最大值为0.203，表明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且各地区在财政支农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其均值为0.128，其中，最小值为-0.067，最大值为0.274，反映出2007—2019年我国各省份之间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事实。其中，泰尔指数的最小值为2013 年北京的城乡收入差距，最大值为2007年贵州的城乡收入差距。从其余控制变量来看，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经济增长水平、人力资本、人口结构都具有较大的差异。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分析

（一）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影响的回归分析

由于财政支农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之间可能互为因果关系，一方面财政支农有助于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从而影响其消费；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提高意味着农民增加对农业生产方面的支出，反过来会对财政支农支出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财政支农支出有可能是内生变量。因此，本文借鉴毛其淋（2011）［8］的研究，将财政支农支出的滞后一期和农村耕地面积作为工具变量，并以工具变量法作为基准回归，回归结果见表2所列。分析之前采用多种统计检验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Klei⁃bergen-Paap rk LM 检验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内生变量与所选用的工具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比 Stock-Yogo 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大，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假设，表明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外生的。

回归结果表明：在使用滞后一期的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作物耕种面积两个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财政支农支出（fis）显著正向作用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结构升级和品质升级。表2 第（1）列反映了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consume）的影响，参数估计值为1.890，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时，会使得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上升1.890个百分点。表2第（3）列结果显示，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structure）的参数估计值为0.422，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上升0.422 个百分点。表2第（5）列反映了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品质升级（quality）的影响，参数估计值为0.91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从系数大小上来看，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消费水平、消费品质、消费结构，表明财政支农支出更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表2 估计结果

从控制变量来看，城市化水平和人力资本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升级正相关，与消费品质升级负相关。一方面，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居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上升，居民对商品和服务多样性的需求不断增加，由此引发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改善；另一方面，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不断上升，农村居民变得更加理性，在家庭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农村居民更愿意改善其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消费品质。消费价格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均呈现负相关关系，价格的抬升会使得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进而会降低消费水平，并缩减相对高阶消费品的消费；而消费价格与农村居民消费品质升级呈正相关，表明即使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居民并不愿意降低自身的消费品质。而人口结构与农村居民消费品质升级呈负相关，表明儿童和老年人所占劳动人口的比重越大，家庭承受的负担越重，进而会降低消费品质。考虑不同地区农村人均财政支农支出不同，因此用人均财政支农支出指标进行替换，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总额除以地区农村总人口来表示。结果显示，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与之前结果基本一致，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但受篇幅所限，并未将稳健性检验结果列出。

将消费惯性考虑进来后，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品质升级的关系进行研究，回归结果见表2 所列。由表2 可知，所有的Sargan 检验均未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选取的变量是有效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升级的一阶滞后项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升级受到消费惯性的影响较大，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具有较大的惯性特征。而农村居民消费品质升级的一阶滞后项对消费品质升级的影响为负，参数估计值为-0.004，表明农村居民难以依靠自身的消费习惯来实现品质升级，反而会制约农村消费的品质升级，这与农村居民较落后的消费观念有关。

加入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结构和品质升级的一阶滞后项后，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变小。表2 第（2）列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依然正向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其参数估计值为0.193，而基准回归结果为1.890，较未加入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一阶滞后项下降了1.697，表明“棘轮效应”使得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变小。表2 第（4）列结果显示，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参数估计值为0.136，而基准回归结果为0.422，较未加入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一阶滞后项下降了0.286，同样表明农村居民对消费结构的惯性使得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变小。表2第（6）列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品质升级的参数估计结果为0.005，且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基准回归结果为0.911，表明在加入农村居民消费品质升级的一阶滞后项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作用效果下降了0.906。总之，在考虑消费惯性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效果均下降了，从下降程度上来看，其下降幅度从大到小依次为消费水平、消费品质、消费结构，表明消费惯性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更大，这一结果验证了前文提到的假说1。

（二）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

在门槛回归之前，分别选择单一、双重和三重门槛假设进行估计，利用自抽样方法反复抽样400次对门槛值进行确认，抽样结果见表3所列。

表3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表3显示，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升级的相关关系在10%的水平上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门槛值为0.098，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门槛值为0.067，而农村居民消费品质升级下的门槛值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并不会对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品质升级的关系产生影响，这一结果并没有验证前文提到的假说3。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农村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不断提升，其更加注重更高层次的消费产品，然而，从整体上来讲，农村的消费环境较差，落后的公共基础设施和高层次商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制约了农村居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对品质的追求。

本文利用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分析在城乡收入差距下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及其差异，回归结果见表4 所列。结果表明，在城乡收入差距低于0.098 时，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系数为1.992；当城乡收入差距高于0.098 时，财政支农支出的系数变为0.516，且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以城乡收入差距为门槛变量的情况下，财政支农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呈现分段式的非线性关系，当城乡收入差距跨越门槛值0.098时，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下降，这一结果可以从边际消费倾向的视角来解释，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具有递减性，收入差距越大，总消费反而会降低。充分表明，适度的城乡收入差距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积极性，当城乡收入差距超过0.098 时，财政支农支出反而制约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从而验证了假说2。

表4 面板门槛参数估计结果

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而言，在城乡收入差距低于0.067 时，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呈负相关，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当城乡收入差距高于0.067 时，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系数为0.308，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财政支农支出越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城乡收入差距较小的地区往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这表明较低的收入预期与收入水平，同时较高的失业率使得人力资本面临着较强的流动性约束，这给农村居民带来一定的消费压力，财政支农支出不能有效促进当地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而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地区，往往经济水平较高，这意味着高的收入预期和收入水平和低的失业率，使得当地农村居民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从而促进其消费。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农村居民消费逐步向周边城市、城镇看齐，这些地区居民的消费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起到显著的示范作用。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更为强烈，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升级趋势，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不限制于基本的生活需求，逐渐增加对耐用消费品、发展型商品的支出比重，在消费观念和结构上产生明显转变。总之，在城乡收入差距这一门槛下，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呈“U”型关系，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财政支农支出越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从而，假说4得到验证。

根据统计数据并结合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升级影响的门槛值，对2019年各省份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分类，结果见表5所列。

表5 2019年收入差距分组变量下各省份地区分布划分

表5显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相较于消费水平而言，城乡收入差距的条件更为严格，其中，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4 个较为发达的省市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满足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升级的门槛值。根据上文门槛回归结果，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呈分段式非线性关系，且影响为正；而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呈“U”型非线性关系。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对于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四省市，增加财政支农支出，有助于提高当地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但却不利于改善当地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而在除北京、天津、上海、浙江以外的省份，增加财政支农支出，均有助于提高并改善当地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升级。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分别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品质三个层面分析了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①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消费品质、消费结构均具有促进作用，且更有利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②在考虑消费惯性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正向作用效果均下降了，从下降程度上来看，其下降幅度从大到小依次为消费水平、消费品质、消费结构，表明消费惯性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更大。③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并不会对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品质升级的关系产生影响，但是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呈分段式非线性关系；而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呈“U”型非线性关系。④财政支农支出对不同省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结构升级的影响是有差异的。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增加财政支农支出，激发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增加财政支农支出对于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提升消费品质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应增加“三农”支持力度，通过对支农资金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发挥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在水平、结构、品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激发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

第二，引导农村居民改变消费观念，促进消费升级。消费惯性使得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作用效果减弱，且通过实证结果可以发现，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一大原因就是消费惯性。因此，首先需要鼓励农村居民消费，通过加大对享受型消费的宣传力度，使得农村居民逐渐改变以往的消费观念，更加注重消费层次的上升，注重多元化的消费。其次，通过不断优化农村消费环境，拓宽农村居民的消费渠道，帮助其树立新的消费观念，不断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品质升级。

第三，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使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得到充分释放。从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居民在消费结构、品质方面的升级程度较低，超过50%的消费仍属于生存型消费，而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重要原因就是农村的消费环境较差。因此，需要营造规范化的农村消费环境，使农村居民的消费满意度不断提高，从而使农村居民更愿意释放自己的消费潜力，进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

第四，重视城乡收入差异问题，因地制宜制定相关财政支农政策。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可知，对于北京、天津、上海、浙江这类城乡收入差距较小的省份而言，增加财政支农支出，有助于提高当地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但却不利于改善当地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而在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省份，尤其是中西部省份，增加财政支农支出，均有助于提高并改善当地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升级。因此，政府应重视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在综合全局框架下，因地制宜地制定并实施支农措施，既要保证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持续提升，也要着重加大对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借助政策优势弥补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劣势，以加快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升级，进一步缩小省际之间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