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的历史认识演变
——以官方谈话为中心的考察

陈健行

战后初期，由于盟军对日审判中“慰安妇”制度犯罪内容的缺失，加之战时日军有组织性地毁灭证据，亦使“慰安妇”问题在战后史中长期缺位。冷战伊始，日本利用世界格局之变化，1951 年与美国签署“旧金山和约”，争取最宽大的战后处理，使得日本战犯逃避处罚与追责，很多旧日本军部人员实现复权。他们通过参与战后日本政治，继承战时文化，让战争责任的追究变得越加困难。

尽管如此，有关“慰安妇”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却不时出现，逐渐推动“慰安妇”问题的舆论化、公开化，撬动着“慰安妇”问题的神秘桎梏。例如千田夏光以“慰安妇”为题材的纪实文学、旅日韩国人金一勉的“慰安妇”研究等。①参见：田村泰次郎.春婦伝[M].東京：銀座出版社，1947 年；千田夏光.従軍慰安婦[M].東京：双葉社，1973 年；金一勉.天皇の軍隊と朝鮮人慰安婦[M].東京：三一書房，1971年；金一勉.「軍隊慰安婦」——戦争と人間の記録[M].東京：現代史出版会，1977年。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多样性变化的亚洲经济发展、“男性主义”家长制社会崩溃、市民运动高涨等因素成为“慰安妇”问题公开化的重要基础。沉默了半个世纪的日军“慰安妇”问题迅速爆发，成为各相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

“慰安妇”问题暴露后，日本政府以发表官方谈话形式表达立场。在“加藤谈话”推动下，1993 年发表“河野谈话”，承认日军招募“慰安妇”具有“强制性”；[1]时隔22 年后，2015 年暨战败70 年之际，日本政府就过去殖民与侵略历史发表“安倍谈话”，再次谈及“慰安妇”问题，但是该次“谈话”对“慰安妇”问题含糊其辞，玩文字游戏。[2]两者相较，其“谈话精神”呈现倒退趋势。国内学界对相关问题已有一些讨论。①参见：苏智良.日军“慰安妇”研究[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 年；苏智良、刘萍、陈丽菲主编.日军“慰安妇”问题调查与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 年；李敏.论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的错误史观[J].日本侵华史研究，2017（2）：62-66；李成日.安倍政府的“慰安妇”问题认识与日韩关系的困境[J].东北亚论坛，2018（3）：40-46；朱忆天.日本慰安妇制度源流考[J].史林，2015（1）：107-118。先行研究多集中于对日本政客言论的梳理和专题性实证辨析，以纵向时间为序，论述比较简略，缺乏对日本官方谈话的发展脉络阐释，尤其是对“谈话”所含问题的剖析。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拟从与“慰安妇”相关的日本官方谈话分析入手，着力讨论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的认识转变及深层原因。

一、从“加藤谈话”到“河野谈话”

20 世纪90 年代初，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给历史浮现打开一盏灯。以此为端，“慰安妇”问题重新回到世界焦点，“慰安妇”问题迅速成为相关国家间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曾经的施害者日本政府成为受谴责的主角，于重压之下被迫进行历史调查，调查结果以“内阁官房长官谈话”形式表达了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和官方立场，先后发表过“加藤谈话”“河野谈话”。

（一）日韩交涉与“加藤谈话”的出台

20 世纪80 年代后，韩国民权运动不断高涨。以尹贞玉为首的韩国学者及女权团体掀起了一场“慰安妇”运动，成为声讨日本政府的主力军。专门为“慰安妇”问题成立的市民团体“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是一支强大的队伍，1990 年向日本政府提出对“慰安妇”问题的调查、道歉和赔偿诉求，从此开始了日韩漫长的“慰安妇”问题斗争史。[3]翌年8 月14 日，韩国“慰安妇”受害者金学顺实名举证日军强征“慰安妇”罪行，成为第一个公开身份的该制度受害者。[4]同年12 月6 日，韩国另一团体“太平洋战争受害者遗族会”中的3 名“慰安妇”受害者，首次以法律手段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1991 年12 月8 日，时任日本外务大臣渡边美智雄首次承认，日韩间存在“慰安妇”问题。[5]与此同时，土井多贺子等日本女性议员向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加藤弘一提交要求政府彻查真相建议书。[6]种种因素叠加，“慰安妇”问题成为日韩关系的主要议题及障碍，首相宫泽喜一原定1992 年1 月访韩也因此受阻。

因担忧“慰安妇”问题走向悬案化，韩国希望日本采取相应措施，日本政府也考虑到该问题已成为两国间摩擦主因，开始寻求良性解决方案。面对韩国催促，1991 年12 月开始，日本政府内部启动对“慰安妇”问题真相调查。但是由于军方资料尚未披露，调查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军方资料的突破得益于中央大学吉见义明教授的发现。吉见义明在日本防卫厅研究所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二战期间日军参与设置慰安所、强制募集“慰安妇”的官方资料。[7]1992 年1 月11 日《朝日新闻》头版以“军方参与慰安所资料”为题披露日军参与设置慰安所内幕。[8]随后，日本其他媒体作了跟踪报道，引起舆论哗然。

在前期调查和军方资料的披露下，1992 年1月13 日加藤弘一代表日本政府发表第一次“慰安妇”调查结果（简称“第一次加藤谈话”）。“谈话”中称：“从发现的资料和当事人证词来看，不可否认日军与‘慰安妇’存在关联。对‘慰安妇’饱受难以言表的伤害，我由衷地表示歉意和反省心情。”[9]这是日本官方首次承认军队参与“慰安妇”问题并道歉。这次“谈话”使宫泽喜一的韩国之旅进展顺利。在历史事实面前，宫泽表示：“日军曾参与‘慰安妇’招募和慰安所经营，日本政府对外表示由衷谢罪，对‘慰安妇’所受伤害表示衷心地道歉和反省。去年末对各省厅调查所发掘的资料，事实上表明日本政府查明真相的诚意。”[10]这是日本首相就“慰安妇”问题的首次表态和道歉。对此，韩国总统卢泰愚回应：“加藤官房长官承认日军参与（‘慰安妇’），表明谢罪和反省的态度值得赞扬。期待日本进一步调查真相，采取有力措施。”[11]

宫泽喜一访韩后，韩国并没有放弃对“慰安妇”问题的追诉，进一步要求日本政府彻查深度内幕，并寻求相应补偿措施。随着日方调查深入，在新发掘的127 条“官方资料”①日本内阁官房内阁外政审议室对警察厅、防卫厅、外务省、文部省、厚生省、劳动省（均为当时）调查，结果发现警察厅和劳动省的资料为0 件，防卫厅70 件，外务省52 件，文部省1 件，厚生省4 件，共127 件。内閣官房内閣外政審議室.朝鮮半島出身のいわゆる従軍慰安婦問題について[OL].(1992-07-06).http://wam-peace.org/ianfu-koubunsho/file/file_1.pdf.上，日本再次发表调查结果（简称“第二次加藤谈话”）。“谈话”主要涉及朝鲜半岛“慰安妇”问题，承认政府参与设立慰安所、管制和招募“慰安妇”、建造和加强慰安设施、经营和监督慰安所、参与“慰安妇”的卫生管理、向慰安所发放身份证明等。[12]加藤弘一再次表达道歉和反省时称“愿听取各方意见，真诚检讨。”这次“谈话”并未得到韩国的满意，认为与“期待”还有差距。原因是“谈话”没有涉及强制性招募“慰安妇”相关内容，缺乏后续措施及当事人口述等核心事项。

两次“加藤谈话”是日方承认军队参与“慰安妇”问题并致歉的重要性事件。虽不足之处明显，但以“官方谈话”形式表达政府立场得以实现。前期为“谈话”进行的铺垫性调查，使得尘封多年的史料重见天日。这些档案的发掘和积累，不仅有助于开展“慰安妇”问题学术研究，更为揭露日本战争罪行存下有力证据。“加藤谈话”可以说是“河野谈话”的前奏，为后者出台做了资料性和舆论性准备。

（二）“河野谈话”方案的用语修正及其发表

日韩的外交努力并未解决“慰安妇”问题。1993 年3 月23 日，时任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下令进一步调查“慰安妇”招募是否存在“强制性”问题。[13]随即，日本政府通过对内部省厅和美国国立公文书馆所藏文献资料军队关联者和慰安所经营者等人的听证资料，还有对“挺对协”证言集的分析调查制定出“河野谈话”蓝本。与“加藤谈话”相似，这次调查对“慰安妇”招募时“强制性”资料还是无法确认。韩国对此表示不满，就“谈话”方案及用语修改进行了激烈争论,主要聚焦三方面：一是军队参与设置慰安所；二是军队参与“慰安妇”招募；三是“慰安妇”募集时所涉及的“强制性”问题。

关于军队参与设置慰安所。日本原方案用语是：军队“意向”设置慰安所。韩国则要求改为：军队“指示”设置慰安所。日本认为掌握资料无法确认慰安所是军队“指示”设置，因此无法接受韩国要求，提出以军队“要求”设置慰安所来表示。最终，方案改为根据军方“要求”设置。

关于军队参与“慰安妇”招募。韩国提出以“军队指示同业者招募”和“军队招募”表达比较恰当。日本则认为“慰安妇”招募不是军队行为，主要是由“军队意向业界”进行的，不能接受以“军队”为招募主体，提出“慰安妇”是军队“要求业界”招募的。最后，改为以军队“要求”业界招募。

在“道歉和反省”的内容上，日本原方案是：“从军‘慰安妇’经历许多痛苦，身心受到了难以愈合的伤害，表示由衷地歉意”。韩国希望在“道歉”前面追加“反省的心情”，日本接受。[14]

如何表达“慰安妇”招募时的“强制性”问题是日韩协商的核心。日本原方案描述为：“（业界的）甜言蜜语、强压等违背了本人意愿，这样的事例很多。”韩国要求删除“事例很多”词语，但日本很难认定是全部违背本人意愿还是部分违背，拒绝了韩国的要求。韩国认为，当时的朝鲜半岛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慰安妇”的“募集、移送、管理”多违背个人意愿。最终，日本同意了韩国的要求，改为“（业界的）甜言蜜语、强压等手段，总体上违背了个人意愿。”[15]

1993 年8 月4 日，日本政府发表“河野谈话”。最终“谈话”承认日军强征“慰安妇”，并明确谢罪和反省之意。②关于此次谈话的具体内容，参见：外務省.慰安妇关系调查结果発表に关する河野内阁官房长官談話[OL].（1993-08-04）.http://www.mofa.go.jp/mofaj/area/taisen/kono.html.“河野谈话”为后来多数日本政府所继承，成为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官方立场和基本原则。但是，日本政府并非诚意“继承”，其立场和行动逐渐松动，挖空“河野谈话”的实质与可信度，违背“谈话”精神的逆流从未中断。到安倍晋三内阁时期，其本人和阁员都曾表示，“河野谈话”存在事实依据问题，应该否定或者重新审定。

二、“安倍谈话”对敏感问题的模糊化处理

安倍晋三是二战后任期最长的日本首相。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对“慰安妇”等二战遗留问题，充斥着保守历史修正主义。事实证明，安倍上台后的施政做法，欲突破承认战争“侵略”和“反省”的底线，重塑日本战争史观。对“河野谈话”，他认为给日本遗留下巨大“祸根”，应该采取否认、模糊的态度。[16]

（一）安倍晋三的“慰安妇”问题认识

首先，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安倍对待“慰安妇”问题态度表现得反复无常。2007 年就任的安倍，因为美国国会“慰安妇”问题提案而陷入外交困境。但此时安倍还未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及敏感性。访美前，安倍表示：“政府资料中，没有发现能够直接证明军队或政府强征事实。”[17]安倍又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指出，“即使美国众议院通过‘慰安妇’问题决议案，日本政府不会就这一问题再次道歉。”[18]3 月8 日，安倍强调，日本政府将重新调查“河野谈话”的科学性，寻求修改“河野谈话”可能。[19]以上安倍的“慰安妇”问题言论，引发各相关国家、团体和幸存者的抗议及媒体的批评。

然而，安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中，涉及相关言论却截然不同，有意为访美放低姿态。他说：“作为普通人，我对‘慰安妇’表示同情；作为日本首相，很有必要对她们表达道歉。”4 月末，安倍首次以首相身份访问美国。他在美众议院称，“我们由衷地同情那些饱尝辛酸的原‘慰安妇’们，对此满怀歉意”。事后，安倍与布什出席记者会，对“慰安妇”问题再次道歉。

纵观安倍耐人寻味的表现，可用“巧言令色，鲜矣仁”形容：一边否认“慰安妇”问题，一边又承认“慰安妇”问题与政府的密切关系。究其原因，安倍始终担心历史问题外交化、政治化，被国际社会所斥责，才不得已违心道歉。[20]可以看出，安倍是历史修正主义中坚分子，主张美化、否定战争历史，以恢复所谓日本“名誉”。

其次，安倍以否定“河野谈话”来否定“慰安妇”的历史事实。2012 年12 月，自民党重新执掌日本政权，党魁安倍晋三再次获得组阁机会。第二次安倍内阁开始显露其强势的外交政策，保守、右倾色彩尽情展露。2014 年2 月，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指出，要再度审查“慰安妇”当事者证言。因此，受安倍指示组建的“有识者恳谈会”，于6 月20 日发表《围绕“慰安妇”问题日韩之间交换意见》调查报告，指出“河野谈话”发表时未能充分确认“军队介入”和“强制性”，是日韩外交关系妥协的产物。[21]其实，“河野谈话”发表时已经明确了日军招募“慰安妇”的强制性和直接介入性，并明确军方的角色和参与方式资料，该报告有违事实。10 月21 日，菅义伟对外宣称“‘河野谈话’有很大问题，应予否定，政府将为恢复名誉和信任努力申诉”。[22]此为日本官方第一次否定“河野谈话”。

第三，安倍打压媒体报道“慰安妇”问题。日本媒体《朝日新闻》长期跟踪报道“慰安妇”问题，取材来源于旧日本军人吉田清治回忆录。[23]抓住把柄的保守媒体代表《产经新闻》《读卖新闻》等乘机加以攻击，认为《朝日新闻》报道有“慰安妇”人数不准确、“慰安妇”与“女子挺身队”概念混用等疑问。面对攻击，《朝日新闻》被迫于2014 年8 月5 日对外刊文《“慰安妇”问题：如何报道“慰安妇”问题解答读者疑问》，“判定吉田在韩国济州岛强征‘慰安妇’的证词为假，撤销此新闻。”并将“慰安妇”混用为“女子挺身队”进行修正，撤回“吉田调查书”。[24]9 月14 日，安倍对此事件评论称，“《朝日新闻》应该面向世界，努力消除‘吉田证言’的影响。”[25]内阁阁员小野寺五典抨击《朝日新闻》是“国贼”，下村博文批判《朝日新闻》“贬低日本，损害国家利益，应该‘废刊’”。[26]安倍的言行，显而易见是打压部分媒体对政府施政的监督空间；企图掩盖真相，对外补救因“慰安妇”问题受损的“国家形象”。

第四，安倍认为“慰安妇”是“人口贩卖”。这种观点来源于安倍的两次公开表述，一次是安倍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慰安妇’是人口贩卖受害者，她们的遭遇让自己感到心痛。”[27]这也是安倍首次把“慰安妇”称为“人口贩卖受害者”。一次是安倍在哈佛大学演讲中说：“想起那些‘人口贩卖’受害者时，我很心痛。她们遭受的磨难无法用言语形容，我与历届日本首相的态度一样。”[28]“人口贩卖”是个宽泛的表述，并没有说明买卖的主客体，有意在模糊日军强征“慰安妇”为性奴隶的本质。

（二）“安倍谈话”有意模糊“慰安妇”

“安倍谈话”蕴含着安倍晋三所秉承的政治信念。安倍内心试图突破“村山谈话”“小泉谈话”等对历史问题的诠释，欲在战后70 周年发表属于自己的历史认知。因此，作为“安倍谈话”的前期准备，日本政府特别设立“21 世纪构想恳谈会”为首相咨询机构。恳谈会的最终目的是起草报告书来形成“安倍谈话”文本基础。2015 年2 月25 日，安倍要求恳谈会围绕“吸取20 世纪历史教训，对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经济发展、国际贡献的评价，战后70 年与欧美、澳大利亚等国特别是与中国、韩国为首的亚洲诸国的和解之路，对21 世纪亚洲和世界的远景畅想与日本的贡献，战后70 年应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29]等五个课题展开讨论。这为“安倍谈话”确定了基调。这场讨论并未将继承“村山谈话”及以“慰安妇”为主题的“河野谈话”作为议题，可以推测安倍对继承前辈谈话态度消极。

恳谈会将安倍的“指示”当作“养分”吸收，形成最终报告。2015 年8 月14 日，日本正式发表安倍内阁总理大臣谈话（简称“安倍谈话”）。①关于此次谈话的具体内容，参见：外務省.安倍内閣総理大臣談話（終戦70 年）[EB/OL].（2015-08-14）.https://www.mofa.go.jp/mofaj/a_o/rp/page23_000874.html#section2.该“谈话”虽然写入“殖民统治”“侵略”“反省”“歉意”等正视历史的词语，但是实质上潜藏着修正主义史观。

虽然“安倍谈话”不是针对“慰安妇”问题的专门谈话，但其中这样提到：“我们也不能忘记，在战场背后被严重伤害名誉与尊严的女性们的存在……我们继续将在二十世纪的战争期间众多女性的尊严与名誉遭受严重伤害的过去铭刻在心。正因如此，我国希望成为一个国家要时刻体贴女性的心。我国将在世界领先努力让二十一世纪成为不让女性人权遭受侵害的世纪。”[30]片段内容中可探“安倍谈话”包含着对“慰安妇”问题的描述，但是与“河野谈话”相比明显是开历史倒车。

首先，“安倍谈话”从称谓上有意模糊“慰安妇”问题。“河野谈话”将“慰安妇”问题描述为“这是在当时军方参与下、严重伤害众多女性名誉和尊严的问题”。[31]而“安倍谈话”却未出现“慰安妇”字眼，暧昧即将“慰安妇”称作为“在战场背后被严重伤害名誉与尊严的女性们的存在”。[32]更没有提到强征“慰安妇”是在军方参与下进行的这一历史事实。其次，“安倍谈话”没有对“慰安妇”表达道歉，而是轻描淡写地表示“战争期间众多女性的尊严与名誉遭受严重伤害的过去铭刻在心”。仅仅“铭刻在心”远远不够，应该继承“河野谈话”所言“向所有经历众多苦痛、身心受到创伤的‘慰安妇’们表示诚挚道歉和反省。”[33]第三，关于面向未来，“安倍谈话”表示“将在世界领先努力让二十一世纪成为不让女性人权遭受侵害的世纪”，[34]未提到面向未来的具体措施。“河野谈话”则表示“将通过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把‘慰安妇’问题永远铭记在心。”[35]综上所述，在历史修正主义下，“安倍谈话”是明显倒退。

三、演变背后的因素分析

上述提及的官方谈话表明，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的历史认识渐行渐远。演变背后因素诸多，本文拟从日本政治右倾化、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日本政界的历史修正主义角度加以探究。

（一）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冲击

右倾化是战后日本一股强劲的政治旋风。上世纪70 年代起，日本从国家实力出发，稳坐“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交椅。在这个背景下，中曾根康弘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并想要在大国政治上夺得一席之地，日本政坛拉开右倾化序幕。

上世纪90 年代初“慰安妇”问题在日本能取得突破，与冷战后国际政治风云巨变、亚洲市民运动觉醒、日韩关系改善和相关学术研究推进密不可分。以这些因素作为铺垫，日本方能开展“慰安妇”相关调查，推出“加藤谈话”“河野谈话”。但是随着这种右倾化思潮的增强，“河野谈话”所确认的积极精神很快变得微弱和倒退。特别是近年来，日本右倾保守势力在日本政界占据主导，对日本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慰安妇”问题成为需要被突破的“枷锁”。

首先提到的是日本政党右倾化。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党出现瓦解和重组现象，以追求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新保守主义日渐成为日本政党及政治家的执政理念。长期执政的保守政党——自由民主党内部如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菅义伟等“右派”（“鹰派”）保守领袖占据着党内核心。在毫不掩饰地强调修宪和追求政治大国的政治生态下，日本尽管在外宣层面上确立并继承“河野谈话”，但是保守派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开始否定试图并取代“河野谈话”。

与政党保守化相伴的是政策层面的右倾。日本主流政治家将民族主义作为其奉行的政治理念，更是身体力行地加以实践，转化成系列的政治路线和政策主张，不断追求日本民族利益最大约数。上世纪90 年代初，“正常国家论”得到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的共鸣。进入新世纪，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欲望愈加强烈。以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为代表的保守派执政后，将“正常国家论”纳入执政计划。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多次以日本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歪曲侵略历史，使极右翼势力重新抬头。在通往日本政治大国梦想道路上，安倍晋三则走得更远，他积极推动修宪，军事上解禁集体自卫权，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和供奉祭品，支持右翼修改历史教科书，否定“河野谈话”，发表“安倍谈话”取代“村山谈话”等，在摆脱“战后体制”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在政治右倾化主导及控制舆论权力依托下，日本右翼气焰异常嚣张。西尾干二、藤冈信胜等右翼力量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该团体编纂的历史教科书获得日本教育部门的批准使用，其中因“河野谈话”强调历史教育精神而被记录的“慰安妇”问题被摒弃。右翼政客的“慰安妇”言论同样表现激进，桥下彻称，“作为维持军纪的一种手段，‘慰安妇’制度在当时是必要的。”[36]桥下言论遭到正义之士的批评之时，却受到其他右翼附和。原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认为：“军队和卖淫是不可缺少的，古代日本卖淫是穷人获取金钱最简单手段，是历史根本法则，桥下的言论并没有错。”[37]而后，日本放送协会（NHK）会长籾井胜人称：“当今道德标准下，‘慰安妇’制度被认为错误，但在那个时期存在是事实”。[38]以上，日本右翼之间相互唱和，迎合了新民族主义者和企图抹杀侵略历史的保守政治势力。

在保守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日本媒体起到关键性作用。对重大事件缺乏认知度的公众往往会关注媒体的报道，而由政界和公众精英宣传的“社会热点”依托媒体的舆论引领，传播民众关心的议题。《朝日新闻》对“慰安妇”问题的跟踪报道历史悠久，批判性地看待日本的“慰安妇”政策。《朝日新闻》“慰安妇误报”事件发酵后，遭到《产经新闻》《周刊文春》等保守媒体的围攻，盖有将其置之死地之势。右翼传媒在这次较量中的统一性，得到不少政治文化精英及民众拥护。作为这次事件的连带效应，原本受右倾化所排斥、较为客观的部分媒体也向“右转”。

（二）现实主义国家利益的追逐

在日本看来，“战后安排”及和平体制，使得日本政府不便过多言及国家利益。日本对“国家利益”一词持谨慎态度，这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日本社会对战前“国家利益”实现形式的一种反思。上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冷战格局破碎，日本希望成为“普通国家”的夙愿日渐得势，“国家利益”日益受到青睐。中曾根康弘率先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涉及多方面改革，开始了摆脱战后体制之路。中曾根康弘曾在回忆中写道：“这是一支由三千人组成的部队。不久，部队就出现了袭击原住民妇女和沉迷于赌博的人。因此，我曾煞费苦心地为他们建立慰安所。”[39]如果这条证言真实，那中曾根将是唯一直接参与慰安所设立和运营的战后首相。宫泽喜一内阁首次突破日本和平宪法“不向海外派兵”禁区。[40]进入新世纪，日本对“国家利益”的追逐更加趋势化。从小泉纯一郎到安倍晋三，日本都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小泉内阁对日本“国家利益”作了具体的界定：维护日本的和平与安全；维护自由、民主和人权；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积极推进与别国的学术、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交流。[41]这在二战以来尚属首次，反射出日本欲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和改变战败阴影，确立与其经济大国相符的政治大国构想。

安倍执政以来对日本“国家利益”的追求尤甚。具体来看，对安全利益的追求主要表现在修改日本宪法，欲将日本自卫队改为“国防军”，通过《新安保法案》，在法律层面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对政治利益的追求主要表现在安倍追求国际地位，推动G7 外交、提升日美同盟，争夺东亚地区领导权；通过ODA 援助、联合国维和等形式谋求国际社会认可；炮制“安倍谈话”，重塑日本历史观等。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表现在对内实行“安倍经济学”，对外扩大国际贸易，加入TPP 协定。对文化利益的追求表现为扩大日本文化输出和国际影响力，持续冷战思维，特别是制造东亚国家间的价值观冲突。作为安倍“继承人”的菅义伟，其追求“国家利益”的政策目前看来可谓一脉相承。

日本“国家利益”在人权方面的主要内涵，首先涉足的是战时侵害妇女人权的“慰安妇”问题。日本错误地认为单纯美化侵略历史，就能实现人权上的“国家利益”。这种认知主导下，日本政府频繁通过玩文字游戏、模糊史实等手段，达到淡化罪责的目的，在继承与否认“河野谈话”之间自相矛盾、言行不一。

（三）历史修正主义的蔓延

战后日本得以和平崛起很大因素基于承认“侵略”与“殖民统治”。历史修正主义主要意图是“修正”日本战后的历史认知，回避或改正对侵略历史的“道歉”和“反省”，其目的实为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国家正常化”。

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由来已久，战后初期岸信介上台组阁，这位“甲级嫌疑战犯”不认同“大东亚战争”是侵略性战争。为与美国“对等”，岸信介重新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欲使日本取得真正独立。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各种右翼团体纷纷成立。其中代表性的有“神道政治联盟”“日本守护会”及“守护日本国民会议”，其主张聚焦于极力否认侵略历史，改变“自虐史观”，坚持“皇国史观”，鼓吹民族主义。经过发展，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壮大，其成员涵盖社会各界。在日本政界也成立有相关“右翼化”组织，如“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以自民党为中心，会长为安倍晋三）、“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等。右翼组织及联盟的成立，意味着历史修正主义的发展，其血液已经渗透到日本社会，左右日本政界。

首位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是中曾根康弘，他还提出修改“和平宪法”、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等，将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冷战结束后，日本右翼牵头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共有105 名国会议员加入。该委员会以“如何总结大东亚战争”为主题召集各界精英，进行多次关于历史问题的演讲，随后将之整理成《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出版，[42]该书集中体现了历史修正主义在历史认识上的各种主张。

安倍晋三在日本政坛能拥有高人气，重要因素在于与日本历史修正主义遥相呼应，把其许多主张转化为了政府决策。安倍本身就是位历史修正主义者，他早期就曾发表“慰安妇”言论：“没有证实（慰安妇）强制性的文件，‘河野谈话’的前提相当程度上已经崩溃。”[43]安倍还对报道“慰安妇”问题的媒体施压。2001 年1 月，时任内阁副官房长官的安倍认为，日本放送协会（NHK）制作的“日本军队性奴役罪行妇女国际战犯法庭”模拟审判影像专题片原版内容存在“偏向”，要求NHK 以中立立场报道，致使NHK 删除日本老兵证词以及裕仁天皇反人类罪裁决等内容。[44]

前述提到，安倍首次执政期间美国国会通过涉“慰安妇”问题决议。对此，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修改“河野谈话”的动向，关于修改该谈话的必要性，安倍言及将“以改变定义为前提来考虑”。[45]这让美国和亚洲各国表示不快。另一方面，安倍曾称误认为“河野谈话”发表是内阁会议决定的，才表示将继承该谈话。[46]之后，他认为“河野谈话”当时缺乏明确的政治决策程序，是否继承将由现任内阁会议讨论决定。再次执政的安倍，继续秉持历史修正主义应对“慰安妇”问题。先以调查“河野谈话”为名，动摇强征“慰安妇”之实，后又在“安倍谈话”中运用修辞手法模糊处理，未言及“慰安妇”一词，责任所在含糊不清。历史修正主义在安倍言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四、结语

日本与亚洲邻国间的历史隔阂并没有随时间的推移而消弭，却由于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蔓延等因素不断加深，成为改善与东亚邻国关系的一道屏障和负担。历史是一面明镜，日本政府应该保持“以史为鉴，方能面向未来”的姿态，深刻反省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真诚对待“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才能实现相互和解，在此根本上才能发展面向未来之关系。

战后日本政府为了重塑国际形象，一直试图抛弃侵略遗产。事实所见，日本并没有向历史忏悔，而是越发背离道德和历史初衷。从河野洋平、村山富士的“道歉、反省”到安倍晋三不知“侵略”为何物，虽然日韩达成“慰安妇协议”，但是并未得到民众及韩国继任者的支持。安倍辞任后，菅义伟首相面对韩国新诉讼，仍旧坚持该问题“最终完全解决了”的态度，“慰安妇”问题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面对顽固的日本，是否还有解决问题希望，需要多方力量相向而行。首先是日本政府需要承认事实与责任，继续继承“河野谈话”精神。其次在“道歉”和“反省”基础上，日本应该采取受害者能接受的有效措施。此外，作为“慰安妇”制度受害国家应该加强联合，达成“慰安妇”受害国联盟，向日本施压、督促达成解决协议。各国学者要扩大对“慰安妇”问题研究合作，共同推进，加强交流，挖掘更多有利证据。另外，需要加强国际社会的支持，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应当充分认识日本歪曲战争史观后患无穷，各国及国际组织应当合作应对日本历史问题，以传递真相、吸取教训，避免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