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青少年政策的框架、内容及其推进机制
——2020 年版《儿童和青年白皮书》解读

师艳荣

青少年政策是以维护和保障青少年权益为目的的社会政策，内容涉及教育、福利、就业、健康等与青少年成长发展相关的各个领域。按照政策作用的对象划分，日本青少年政策主要由培养政策和援助政策构成。自1956 年以来，日本政府每年发行的《青少年白皮书》①1956 年首次发行时名为《青少年儿童白皮书》，1957 年改称《青少年白皮书》，2010 年起更名为《儿童和青年白皮书》，并沿用至今。其中对青少年年龄的界定由0～24 岁（1956～2005 年）延长至0～29 岁（2006 年至今）。不仅以详实的统计数据全面介绍青少年的人口、健康、安全、教育、劳动等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而且对政府出台的各项青少年政策及实施情况予以详细阐述，具有权威性、客观性和连续性等特征，是全面了解日本青少年政策发展趋势和方向的官方报告。

为适应新时期青少年成长发展需求，2009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儿童和青年培养援助推进法》（2010 年4 月1 日实施），这是日本政府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青少年政策做出规定。《青少年白皮书》随之更名为《儿童和青年白皮书》②儿童包括乳幼儿期（学龄前）、小学生、青春期（初中生至未满18 岁者）；青年包括青春期和青年期（大体上指18～29岁年龄段的人口），儿童和青年即指0～29 岁的人口。（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最初沿袭了以往的体例，由专题、现状和政策三部分构成。2016 年，《儿童和青年培养援助推进大纲》出台后，《白皮书》改由专题、政策框架、五大课题、政策实施及专栏组成，其中的五大课题既是《儿童和青年培养援助推进大纲》中重点设定的政策课题，也是《白皮书》的核心内容。

2020 年7 月，日本内阁府发布的《白皮书》[1]在回顾青少年政策框架构建背景、过程及内容的同时，重点阐述了青少年培养政策、困境青少年及其家庭的援助政策等内容。本文通过解读2020年版《白皮书》的核心内容，分析当今日本青少年政策的框架、内容及其推进机制，以期为中国完善青少年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日本青少年政策框架的构建

青少年政策作为公共政策，在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同时，有必要根据青少年成长发展的实际需求适时调整和完善政策框架，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二战后日本青少年政策主要以问题导向为主，1980 年代以来逐渐向青少年发展领域倾斜。进入21 世纪以来，随着日本社会少子老龄化、信息化、国际化的快速发展，青少年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有害信息泛滥，校园欺凌、啃老族、蛰居等青少年问题现象愈演愈烈。为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援助生活、学习和就业中遇到困难的青少年，日本政府不断调整青少年政策，并着手构建新型青少年政策框架。

2003 年6 月，日本内阁府设立了内阁总理大臣为本部长的青少年培养推进本部，同年12 月，制定了《青少年培养政策大纲》。该大纲以0～30岁的青少年为对象，旨在全面推进青少年政策在保健、福利、教育、就业等各个领域内的有效实施。2008 年12 月，在继承了原有大纲的青少年培养理念的同时，为应对日益严重的青少年问题行为，青少年培养推进本部又推出了新的《青少年培养政策大纲》，明确指出“援助青少年的基本方向是针对啃老族、蛰居等自立或参与社会存在困难的青少年，政府和民间等相关机构要协同合作，通过各种办法尽早应对”。[2]啃老族、蛰居等问题是学业压力、就业、人际关系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教育、就业、福利等领域的单项援助存在局限性。因此，迫切需要突破传统的某个部门的单项治理模式的壁垒，构建政府及各领域相关机构给予相应的支持、协调、配合的多维度政策框架体系。

新的青少年政策框架以《儿童和青年培养援助推进法》为依托，内容主要涵盖以下两方面。第一，构建综合推进青少年培养援助政策的框架。（1）制定《儿童和青年培养援助推进大纲》及青少年计划。2010 年，内阁府设立青少年培养援助推进本部，并于2016 年制定了《儿童和青年培养援助推进大纲》，确立了青少年培养援助政策的五大课题，即全体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援助困境中的青少年及其家庭、优化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培养助推青少年成长的人才及培育创新型国际人才。同时，为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协同合作，综合推进青少年政策的有效实施，法律规定各地方自治体以大纲为依据，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青少年计划。（2）地方公共团体设立“青少年综合咨询中心”。该中心作为防止“相互推诿”的一站式咨询窗口，主要开展针对青少年的对策咨询、相关机构的推荐及建议等服务，在青少年政策实施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建立援助困境青少年的地域网络。如何援助困境青少年，是青少年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1）地方公共团体单独或共同设立“青少年援助地域协议会”。该协议会辐射教育、福利、就业、医疗、保健等领域相关机构及民间团体，通过协同合作，帮助蛰居等处于困境中的青少年适应社会生活，回归正常的学习和工作状态。截至2020 年3 月31 日，日本已有126 个地区设立了“青少年援助地域协议会”。（2）实施访问援助。鉴于很多处于“不登校”①“不登校”是指“由于一些心理的、情绪的、身体的或社会的原因背景（疾病或经济原因除外），不上学或不想上学，1年间缺席达30 天以上者”。、蛰居等状态中的青少年不会主动到相关援助机构寻求帮助，法律首次规定对处于困境中的青少年实施访问援助，派遣援助者前往当事者家中提供咨询、建议和指导。总之，《儿童和青年培养援助推进法》指导下构建的青少年培养援助框架超越了领域界限，政府各部门与各领域相关机构形成“一个团队”，共同推进青少年培养援助政策的有效实施。

二、日本青少年的培养理念及政策支持

日本青少年培养政策是以全体青少年为对象，以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从塑造健全人格的理念出发，培养青少年的基本生活习惯、规范意识、生存能力和学习能力，并对青少年的自立、就业及社会参与提供政策支持。

（一）塑造健全人格的理念

日本青少年的礼仪和规范意识很强，这与日本重视对青少年的人格培养分不开，包括基本生活习惯的养成，规范意识、生存能力和学习能力的培养。从2017 年开始，为号召全社会共同培养儿童的基本生活习惯，文部科学省与国立青少年教育振兴机构合作，共同召开“早睡早起早饭”国民运动论坛，推进学校相关活动开展。同时，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学生的基本社交礼仪、社会生活准则、分辨善恶的能力以及应遵守的行为底线。内阁府、农林水产省等省厅合作共同推广饮食教育活动。截至2019 年5 月1 日，已为公立中小学配备6488 名营养教师。农林水产省还发行饮食教育和饮食平衡指南，并为学生提供参加农业体验的机会。

生存能力的培养离不开教育实践活动，日本通过开展以自然体验为首的各种体验式实践活动，培养青少年的生存能力，从而提高沟通合作能力、协调性、挑战精神、创造力、适应性等社会能力。2020 年版《白皮书》的调查资料显示，青少年的社会实践经历越丰富，其自信心、正义感越强。近年来，为改变民间团体组织的自然体验和生活体验活动参加率低（50%左右）的现状，日本政府号召NPO、儿童会、青年团等民间团体与政府机构合作，不断提升认可度，共同为青少年创造各种实践活动的机会。

为应对学生基础学力水平下降，2017 年以来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修订幼儿园及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推行学校教育改革。采取增加教职员工定额、加强理数教育和外语教育等措施提高学习能力。此外，通过加强中小学编程教育，利用ICT技术推进远程教育等方式积极推进学校教育信息化。在高等教育领域，从充实教育功能、教育研究质量、研究生教育等方面提高大学教育研究质量的同时，大力发展专科学校教育，提升职业教育水平。

（二）自立和就业支援

在社会差距不断扩大、年轻人阶层分化加剧的背景下，一些年轻人不想承担社会责任，缺乏自立意识。毕业后没有固定工作的“飞特族”①“飞特族”（Freeter，日语为“フリーター”）意为无所属的自由劳动者，其最大特征是没有稳定工作，靠打短工生存。、不上学不工作也不找工作的“啃老族”以及脱离社会自我封闭的“蛰居族”等“下流阶层”年轻人的自立问题凸显。[3]2020 年版《白皮书》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15～39 岁的无业青年为74 万人，占比例2.3%，加剧了日本劳动力短缺危机。为帮助年轻人自立，日本政府从职业能力和意识的培养、就业支援及工作方式改革等方面大力开展针对青年的自立和就业支援。

第一，培养职业能力和意识。职业意识和职业观念不成熟、非正式雇佣率高等因素导致很多青年无法实现从学校到职场的平稳过渡。为此，日本中小学遵循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分学段培养学生的职业意识。小学阶段利用综合学习时间开展各种活动进行职业启蒙教育，让学生感知劳动的美好，了解劳动的重要性和意义，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中学阶段则增加相应的职场体验和就业体验。根据2020 年版《白皮书》的数据，2018 年，公立初中的职场体验率高达97.7%，公立高中的实习率为83.9%。厚生劳动省为培养学生的职业意识，实施“职业意识形成援助事业”，即企业派人到中学做讲师，让学生了解产业的现状、职业生活及工作意义。2018 年，共有12,632所学校，约44 万名学生参加了此项活动。此外，日本政府还积极推行作为“终身职业规划”及“职业能力证明”的“工作卡”制度，不断提升学生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能力。

第二，就业支援。日本政府以《青年雇佣促进法》为依据，为帮助无业青年及“飞特族”、啃老族等就业困难群体，利用职业介绍所提供职业咨询、介绍及培训等服务，并专设“青年职业介绍所”（至2020 年5 月全国已设立28 个）、“青年援助窗口”等援助场所，根据求职者的技能及求职意愿，开展相应的职业咨询和就业支援。厚生劳动省为帮助无业青年顺利就业，与地方公共团体合作设立了“地域青年支援站”，免费开展就业咨询、无业青年的集训(以15～49 岁为对象)、职场参观和体验等援助活动。

第三，实现“劳动方式改革”。日本政府积极推行“劳动方式改革”，以期实现“同工同酬”及大幅缩短劳动时间。厚生劳动省于2019 年1月修订了“正式员工转换和待遇改善实现计划”（2016 年1 月制定），在各都道府县的协力下，大力推进非正式员工向正式工转变，努力改善派遣工、临时工等非正式工的待遇。2019 年4 月，开始分阶段实施《工作方式改革相关法》，强化对“过劳”和无偿加班企业的监督管理。

（三）培养社会参与意识

青少年肩负着国家发展的重任，为将其培养成为独立的社会人，一方面日本学校按照学段有计划地教授有关社会结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的知识，积极培养青少年的社会参与意识。文部科学省规定中小学开展主权教育和消费教育，培养社会参与意识。通过社会课和公民课开展民主政治、议会制度、参政重要性、选举意义、雇佣和劳动等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教育。利用社会课和家政课等相关学科，讲授与社会生活相关的重要法律和规定、契约的重要性等知识。此外，其他相关省厅积极开展主权、法律、税收、金融及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的教育。另一方面，学校利用综合学习、特别活动课程及地域活动，积极开展以志愿服务活动为首的社会参与活动，培养学生的社会性和健全人格。国立青少年教育振兴机构等青少年教育设施，则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志愿活动，培养青少年的志愿服务意识。

三、日本对处于困境的青少年及其家庭的援助措施

当前，儿童虐待、校园欺凌、蛰居、“不登校”等青少年问题行为日益严重，并呈现出交织性和复杂性特征。日本政府通过“青少年援助地域协议会”构建的多维度援助网络，对受虐待儿童、校园欺凌受害者、蛰居者等处于困境中的青少年及其家庭的援助成为青少年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儿童虐待的防治对策

2020 年版《白皮书》资料显示，2018 年全国儿童咨询所受理的儿童虐待件数为159,838 件，与《儿童虐待防止法》制定前的1999 年（11,631 件）相比，增长了约13.7 倍。警察逮捕的儿童虐待事件中，受害儿童人数为1,394 人，其中36 人死亡。儿童虐待绝大多数是亲生父母所为，其中生母虐待占比为47%，生父虐待占比为41%。2018年，在被逮捕的儿童虐待事件中，有43.8%是生父虐待，而儿童死亡的事件中，生母虐待占比高达57.5%。

为应对愈演愈烈的儿童虐待问题，日本于2000 年制定了二战后第一个防止儿童虐待的法律——《儿童虐待防止法》。并以此为契机，从立法和行政上逐渐构建起从预防发生到早发现、早应对及对受虐儿童进行保护、援助的综合性防治体系。第一，修改《儿童福利法》。2016 年，厚生劳动省修订《儿童福利法》，明确指出市町村必须做好儿童福利援助工作，到2022 年拟在所有市町村设立儿童家庭综合援助基地。2019 年6 月通过了“为加强防止虐待儿童的对策，对儿童福利法进行部分修改”的法案。主要内容包括监护人管教儿童时不能体罚、增设儿童咨询所、完善儿童咨询所体制及加强相关机构之间合作等。此外，还出台了改善儿童咨询所职员待遇、扩充临时保护所数量及提高保护水平的措施。

第二，完善早发现早应对体制。文部科学省组建家庭教育援助小组，为家长提供学习、获取信息及家庭咨询服务，宣传有关儿童虐待的发现、通报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为加强与相关机构的合作，实施信息共享及防止儿童虐待的研修等措施。2019 年5 月，制定了“面向学校、教育委员会等的虐待应对指南”。增加学校社会工作者和学校心理咨询师配置人数，推动教职员与儿童咨询所职员共同研修，逐步完善儿童虐待的早发现和早应对体制。

第三，增设儿童保护机构。儿童保护机构是儿童虐待防治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儿童福利法》规定，在国家及各地方公共团体，必须设置儿童咨询所、儿童委员会、福利事务所及保健所等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入住儿童福利设施的有6 成以上是受虐待儿童。为切实保护受虐待儿童，防止重复发生儿童虐待行为，各相关机构应加强合作，实现信息共享，共同应对，都道府县儿童咨询所在解除儿童入所措施后，需与地区相关机构合作，定期派人确认儿童的安全。此外，从2019 年12 月开始，将“儿童咨询所全国公用电话”更名为“儿童咨询所虐待应对电话”，并增设了“儿童咨询所咨询专用电话”。

（二）强化校园欺凌问题的应对

自2013 年《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实施以来，日本的校园欺凌事件不减反增，特别是从2015 年开始急速增加。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显示，2019 年校园欺凌突破60 万件，增至612,496件，比2018 年新增了68,563 件，刷新了历史最高记录。[4]另据文部科学省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开展的“校园欺凌追踪调查2013～2015”，小学4 年级～初中3 年级的学生中，约半数曾在半年内遭受过“被朋友排斥、无视、背后说坏话”的欺凌，而6 年间没有校园欺凌加害和受害经历的比例都仅占9.6%，这说明大部分学生都有校园欺凌的被害或加害经历，日本校园欺凌形势严峻。

校园欺凌不仅侵害受害学生的受教育权，而且给被欺凌学生的身心发展带来严重创伤，甚至会危及其生命安全。为防治校园欺凌，日本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2013 年6 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2013 年9 月实施）。同年10 月，制定了“防止欺凌等的基本方针”。为宣传推介上述法律和方针，举办“关于防止校园欺凌的普及推介协议会”和以教师为对象的“关于校园欺凌问题的指导培训”，同时建立以文部科学省为首的多方联动的应对机制。

文部科学省通过下发各种通知，要求各都道府县、指定都市的教育委员会和学校等，针对校园欺凌要早发现早应对；教育委员会开展针对所有学校的校园欺凌问卷调查；发生校园欺凌后不能隐瞒，学校、教育委员会要采取包括惩戒、停课等在内的果断措施。2019 年3 月，警察厅发布了“关于正确应对校园欺凌问题”的通告。2020年，文部科学省从防患于未然、早发现早应对、增加专项应对校园欺凌的教职员工人数及调查研究等方面强化应对措施，增加7,839 名教师专项应对校园欺凌问题。同年1 月，召开了“全国校园欺凌问题儿童高级别会议”，在把握《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实施状况的同时，寻求更有效的应对校园欺凌问题的对策。此外，不断强化校园欺凌咨询体制，文部科学省开设“24 小时校园欺凌咨询热线”，法务省人权拥护机构开设专用咨询电话“儿童人权110”等。

（三）防治青少年犯罪

日本青少年犯罪率在发达国家中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20 年版《白皮书》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日本触犯刑法的少年犯罪人员为23,489人，在少年人口中占比3.4%，人数和占比均呈减少倾向。青少年犯罪率低主要源于日本长期以来建立的严密防治体系，包括日本政府建立的以警察为主导的少年非行①根据日本《少年法》规定，非行是14 岁以上20 岁未满少年的犯罪行为、14 岁未满少年的触法行为以及虞犯行为的总称。管制制度、青少年司法保护制度及多方力量参与的犯罪预防制度等。近年来，日本在防治青少年犯罪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内阁府、警察厅、法务省等相关机构合作机制。青少年培养援助推进本部下设少年非行对策课长会议，便于相关省厅之间进行密切联络、信息交换和沟通，共同推进非行对策的实施。第二，建立家庭、学校和地域密切合作，共同防治的体制。（1）学校、警察局、儿童咨询所、保护观察所等相关机构组成“援助小组”联合应对。（2）设立学校警察联络协议会，强化学校和警察的合作。截至2019 年4 月1 日，全国设立了约2,400 个学校警察联络协议会，约有98%的中小学生参与其中。各地还建立了“校警联络制度”，以实现警察和学校间信息的共享和沟通。（3）建立“学校支持者”制度。警察厅将退休的警察以学校支持者的身份安排在警察局，然后根据需求派往各个学校。学校支持者协助学校应对学生问题行为，发挥着“警察与学校间桥梁”的作用。截至2019 年4 月1 日，44 个都道府县共配备了学校支持者约860 人。第三，积极开展咨询活动。警察厅设立咨询窗口，拥有心理学等专业知识的少年辅导员和警察等为处于困境中的少年及其监护人提供咨询服务。2018 年，警察厅受理的咨询件数为72,523 件，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2,591 件(3.7%)。

（四）对“不登校”学生和蛰居青少年的援助

2015 年，内阁府开展的全国性蛰居实况调查结果显示，15～39 岁人口中蛰居者①是指符合以下四种情况的人：1.基本上待在自己房间；2.从自己房间出来，但不外出；3.平时在家，偶尔去便利店等场所；4.平时在家，只有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时外出。的为54.1 万人（推算）。2013～2018 年，小学和初中的“不登校”人数连续6 年呈增长趋势，其原因多数是家庭因素、友人关系、学业不佳等。2018 年，约有4.9 万高中生退学，所占比例为1.4%。这些处于困境中的青少年人数众多，且所处的情况各不相同，为了帮助他们摆脱困境，需要相关机构联合行动，共同应对。为早发现早应对“不登校”问题，学校与家庭、地域和相关机构协同合作，增加学校心理咨询师和学校社会工作者的配置人数，充实教育咨询体制，为“不登校”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2020 年，文部科学省通过完善相关机构间的合作机制，构筑起针对“不登校”学生的综合援助体制，确保其在学校外的受教育机会。

为援助蛰居青少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实施“蛰居对策推进事业”。自2009 年以来，厚生劳动省在保健、医疗、福利、教育、雇佣等领域相关机构的合作下，积极设置和运营“蛰居地域支援中心”。截至2018 年4 月，所有都道府县及指定都市(67 个自治体)都设立了“蛰居地域支援中心”。该中心作为援助蛰居问题专用的第一次咨询窗口，在援助蛰居者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从2013年开始，为加强对蛰居者本人及家人的早期应对，都道府县及市町村培养并派遣“蛰居援助者”，对蛰居者及其家人开展访问援助。2018 年，日本政府积极培养援助蛰居者的专业人才，并在市町村建立居所②“居所”从字面意思来看是指居住的地方。作为蛰居援助对策的“居所”是为蛰居者提供的离开家后，不受束缚可以自由活动和交流的场所，是让蛰居者感到平静、轻松和安心的地方，是蛰居者的需求和存在能够被认可的地方。、咨询窗口等援助场所。2020 年，为充实咨询援助体制，在实施访问援助的同时，在“蛰居地域支援中心”新设由医疗、法律、心理、福利、就业等多行业组成的团队，为蛰居者提供直接援助。

四、日本青少年政策的推进机制

日本政府在制定及实施青少年政策过程中，为确保政策的准确性、普及性、专业性及有效性，形成了注重调查研究、积极宣传推介、重视人才培养和充实咨询体制的推进机制。

（一）注重调查研究

日本政府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掌握青少年的实际情况，并以这些数据材料作为依据和支撑，制定和调整相应的政策措施。2020 年版《白皮书》按照以往惯例，引用文部科学省、内阁府及其他相关省厅开展的有关青少年的调查数据，并以图表的方式分析近年来的变化趋势、特征及其原因。如内阁府的蛰居状况调查，厚生劳动省的“人口动态统计”和“劳动力调查”，文部科学省的“学校保健统计”“学校基本统计”及“不登校”、校园欺凌等问题行为的调查。这些精确翔实的数据一方面有利于把握青少年状况，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依据。如为把握青少年蛰居的现状，2000 年以来日本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根据调查结果出台了应对蛰居问题的“指针”。[5]另一方面调查研究还有利于早期发现青少年问题行为。如2018 年，52.8%的日本校园欺凌事件是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的，受欺凌学生主动诉说的占18.3%，而班主任发现的仅占10.6%。[6]

此外，调查研究也是准确把握青少年的主流意识、面临的困难及其援助需求的重要途径。2020 年版《白皮书》专题部分以内阁府2019 年开展的“关于青少年意识的调查”①2019 年11～12 月，对10,000 名13～29 岁青少年进行的网络调查。为数据支撑，从人生观、生活充实度、人际关系、面临的困难及社会参与等视角介绍了日本青少年的意识及需求。从调查结果来看，调查对象中约半数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究其原因“不擅长与人交往”占比最高（55.4%）。由此可知，人际关系问题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虽然青少年遇到困难时，既不想咨询任何人，也不想接受任何援助的人占有一定比例，但愿意接受援助的青少年中，61%的人对政府和专业人士采取的援助措施持肯定态度。从青少年对援助政策的较高认可度来看，针对青少年面临的困难及其需求，有必要不断调整对策，构建多领域合作的援助机制。

（二）积极宣传推介

日本政府重视对青少年政策的宣传推介，如设立特定的宣传月，以促进国民对相关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内阁府将每年的11 月定为“青少年培养援助月”，2019 年的口号为“培育、支持及守护光辉的未来”。活动月期间，围绕妥善应对不良环境及防止犯罪、欺凌等问题行为，与相关机构和地方公共团体合作，集中开展各种宣传推广活动及不良环境的净化活动，包括促进青年社会性自立、保护儿童不受犯罪和不良环境侵害、儿童虐待的预防和应对、解决儿童贫困对策及改变生活习惯和对家庭的援助等。此外，积极开展针对包括监护人在内的成年人的宣传推介。警察厅为了在全社会营造关注青少年的社会氛围，支持他们健康成长，向PTA 团体、地方自治团体、企业等广泛发布地域内非行现状及原因等信息。还举办了少年及其监护人均可参加的防止非行教室和亲子咨询等活动。

（三）重视人才培养

日本政府为保证青少年培养援助政策的有效实施，积极培养相关领域的援助人才。法务省积极培养帮助失足青少年回归社会，防止其再次犯罪的“保护司”②“保护司”是法务大臣委任的民间志愿者，身份是外聘的国家公务员。政府对那些从监狱或者是少管所中释放或者假释出来的人们进行保护监督，被观察保护的人们须定期与保护观察官或者是保护司会面，在受教育中逐步走上正常生活轨道，同时也是为了预防其再次犯罪。从业人员。截至2020 年1 月，全国的“保护司”约有47,000 名。同时，积极开展对人权拥护委员的培训和研修。2019 年1 月，全国约有14,000 名人权拥护委员为青少年的受欺凌、遭受体罚及儿童虐待等人权问题而奔走。还有厚生劳动省培养的儿童委员、警察厅培养的少年警察志愿者以及内阁府实施的以培养访问援助人才为目的的“访问援助研修”等。此外，还重视医疗保健人才、儿童福利人才等专业人才的培养。

（四）充实咨询体制

日本政府不断充实青少年咨询体制，以保证有专业机构为青少年提供帮助。

（1）充实青少年综合咨询中心。青少年综合咨询中心作为一站式应对青少年各种问题的机构，为前来咨询的青少年提供信息、建议及介绍相关援助机构，并负责与其他相关机构进行协调沟通。截至2020 年3 月31 日，已经有92 个地区设立了“青少年综合咨询中心”。（2）充实学校教育咨询体制。文部科学省为了充实学校教育咨询体制，实施学校心理咨询师和社会工作者派遣制度。心理咨询师有专业的儿童心理学知识及经验，通过与家长和教师的合作，对学生存在的校园欺凌、“不登校”等问题提供心理援助服务。2000 年，学校心理咨询师派遣制度将实现所有公立中小学全覆盖。社会工作者掌握专业的福利知识和技术，有丰富的教育和福利领域工作经验，通过与教师及儿童咨询所为首的相关机构协同合作，对学生存在的各种问题给与积极的援助支持。（3）充实地域咨询体制。厚生劳动省为充实地域咨询和医疗机构的应对措施，积极推进精神保健福利中心、保健所及童咨询所针对“不登校”、蛰居及存在摄食障碍等精神问题青少年的咨询业务。

此外，内阁府为宣传推广咨询机构，将专业咨询机构及咨询窗口的信息公布到官网上，便于查找。

结 语

日本青少年政策是日本政府各相关机构根据青少年发展需求及存在的问题制定的培养援助对策，主要采取法律制度支撑下中央政府及各领域相关机构和团体有机配合的多维度框架体系。日本青少年培养援助政策的制定依据是相关法规。除综合性法规《儿童和青年培养援助推进法》之外，还包括《儿童虐待防止法》《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儿童福利法》《学校教育法》等相关领域的法律。政策的实施主要采取多部门联动机制，即以中央政府各省厅及地方公共团体设立的“青少年援助地域协议会”为中心，教育、福利、就业、医疗保健等相关机构和团体超越领域界限，共享信息和有机合作的政策协调与实施机制。这种多维度应对方式突破了传统的某个部门的单项应对模式的壁垒，有利于青少年政策的有效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