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视域下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

孙兰英， 李鹤鸣

（1.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2.天津大学仁爱学院，天津 301600）

走过第一个百年辉煌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创造了伟大奇迹。我国在“十四五”时期将进入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阶段，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阶段。立足百年历史的新起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科学把握机遇与挑战、开放与自主、底线思维与创新意识辩证统一关系中解答的“时代之问”，是塑造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恩格斯曾经指出：辩证法“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1]，唯物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统筹全局、着眼实际、立足未来，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开辟新路径。

一、 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与时代意义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视野中，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辩证统一[2]，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适时对社会发展阶段作出科学判断和划分，不仅标志着人们认识、判断和运用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自觉，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这对于我们辩证认识和把握不断发展变化的国情，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发展格局体现了“内循环”和“外循环”、循环重心和循环层次的辩证统一，蕴含着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内涵。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循环”是以独立自主为原则解决我国所面对的复杂局面的关键。是指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区域间生产资源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消费、投资、生产和流通的基本过程主要放在国内进行，形成一个完整的供求循环系统。但“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封闭而是为了更好地开放。中国作为超大型国家，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占全球1/5的市场，维持中国经济平稳运行需要激活和稳定内需。通过释放国内消费潜力，补齐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市场、技术和产业领域的短板问题，提高国内经济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促进。各国间的联系不断加强，随着生产、消费、交换、分配等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运行，构成国际大循环。“国外循环”以共建共享为原则，依托国外市场的优质资源，借鉴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成熟市场制度经验，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3]。“双循环”依托国内市场，提高经济自主性和安全性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助力，既是对国内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也是对外部形势变化的应对之策，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

二、 把握新发展格局的辩证逻辑关系

党的历史经验表明，适时提出一定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战略布局，对于党宣示自己的历史使命，凝聚全党力量，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相互交织，党中央提出新发展格局是辩证应对“危中有机”的整体形势，做出“化危为机”的关键调整。在认识上，统筹全局，把握机遇和挑战的辩证关系；在实施上，着眼实际，把握开放和自主的辩证关系；在战略上，立足未来，把握底线思维和创新意识的辩证关系。

1. 统筹全局，迎接机遇与挑战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所经受的风险挑战是非常严峻复杂的。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把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坚持，面对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中国共产党都能够做到头脑清醒、处变不惊，站在宏观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形成科学认知。唯物辩证法以物质统一性为基础，认为整个世界都处在联系和发展的过程中，要用全面地、系统地、联系地观点看待客观事物，解决问题。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坚持唯物辩证法，运用系统思维和方法，统筹全局，辩证应对“危中有机”的整体性思考，是“转危为机”的战略性布局。

全球经济格局重构、新冠疫情蔓延致使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面临一系列瓶颈问题，多因素耦合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具体可归结为以下几点。逆全球化现象凸显。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势凸显，挑战了传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和治理系统，国际利益格局面临深度调整和加速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萎靡，全球化成本上升。一些国家为了缓和内部经济压力，各国产业链和供应链呈现出区域化、本地化以及分散化趋势，逆全球化现象凸显。随着我国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国家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对世界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疫情期间的封闭隔离措施造成全球产业链中断。为了弱化疫情带来的影响，加速恢复经济，各国供应链也相继进行安全调整，“去全球化”现象愈发强势。疫情期间各国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和严格安全审查制度，以及全球多边和双边体系也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顺畅度造成威胁。我国经济正处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错，核心技术薄弱、结构性失衡、创新动力不足、生产要素区域间流通不畅等瓶颈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由有效供给不足转向有效需求不足，内因对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影响愈发明显。新形势倒逼我国亟需把经济重心转移到国内大市场，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2.全面把握挑战和机遇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国内外形势变化，迎来全球化重构时期。对于我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从工业革命发展的历史看，每一次产业革命兴起都会带来新的经济周期。近些年，我国在5G、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化领域已处于领跑或并跑位置。面对如火如荼的新科技创新发展趋势，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先机，抢占未来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历史上新崛起的国家都是因为抓住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奋起直追，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由于率先有效控制住了疫情，2020年第二季度我国经济实现正增长，在全球最早实现了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抢占了先机。同时，疫情也加速了全球数字化经济转型，疫情期间数字化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是我国隔离管控的有力工具，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都取得了新进展，正在向实体经济不断渗透，为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能。

3.立足国情，着眼实际，统一开放与自主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存在于一切事物中，贯穿发展过程始终，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对社会矛盾进行科学判断，分清主次是制定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国发展的本质要求。“十四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也将进入新阶段，要求我国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及时作出调整，统一开放与自主，以内需为枢纽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大市场，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带动更高质量国内循环。构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开放和自主相互促进的发展战略，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借助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逐步建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初步建立起了“两头在外”的双循环格局，拉动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如今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在全球纵向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大多数企业仍处在下游低水平低利润的加工制造业。随着全球经济格局变化，我国传统“以外为主”的经济优势正在逐步流失。中国作为超大型国家之一，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独有的核心竞争优势。依托国内大市场这一稀有资源，打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环节，促进“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是提升经济韧性的应有之义。

强大的内需潜力。我国“2019 年人均GDP 为70 892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0 276美元”[4]，“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同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0万亿元，消费持续发挥主要拉动作用”[5]，稳居世界第二大消费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和4亿中等收入群体构成了我国强大的内需优势和未来巨大的潜力优势。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使国内需求得到了初步满足。党的十九大以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和需求层次逐步提升，要求我们要“眼光向内”，将“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相结合，立足国内大市场，畅通国内循环，提升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我国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6]

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英、美、日等国的崛起都是经历了由典型的先出口再回归国内需求的发展路线。单纯外循环难以维持大型经济体持续发展，需要通过创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才能夯实参与国际分工的产业基础，更深融入国际大循环。虽然我国近年来进出口贸易依存度有所降低，但对外依赖程度依然很高。面对新一轮世界经济调整与变革，应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将经济发展着力点转移到国内，推动对外贸易由“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变，形成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中国的崛起也得益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推进高质量发展，绝不是封闭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双循环，是在当今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变被动为主动的先手棋。新发展格局坚持对外开放，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利用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构筑巨大的引力场，促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实现以开放促融合，为我国创造良好稳定的发展环境，也进一步推动全球化进入更高水平。

谋划工作要增强底线思维和创新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来谋划。”[7]面对“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总体安全观为原则，坚持底线思维是应对当前不确定性风险和挑战的应有之义。以新发展理念为灵魂，坚持创新思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以新发展理念和总体安全观为指导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高超辩证思维的体现，是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键抉择。我们要善于从国际、国内环境的相互转化中抓住发展机遇，努力提高应对各种挑战、驾驭纷繁复杂形势的能力[8]。

创新思维引领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紧跟全球化潮流，凭借低价高质的商品优势长期处于贸易顺差地位。随着全球经济陷入低迷，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中国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的抵触日益凸显。为了抵御全球不确定性风险，要求我们要树立创新思维，以创新驱动发展。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构建更高水平的国民经济内循环，促成国内外供需相协调，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既能更好地应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推动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又能以国内带动国际，增强世界经济活力。

底线思维保驾护航。当前我国面临“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国家安全方面也呈现出了新特征和新趋势。应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要坚持底线思维，提高对于重大风险的预判能力，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三、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支撑

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作用使旧事物向新事物不断发生转化，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过程正是不断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关系我国现代化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联系、全面、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首先，促进供给和需求相协调。目前国内循环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供需失衡问题，构筑新发展格局、解决矛盾，要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中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是造成当前国内经济发展痛点和堵点的根本原因，畅通国内循环要以满足需求为重点，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高质量供给满足有效需求，激发消费潜力，推动国内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国内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企业投资需求和政府支出宏观调控三个部分。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从三方面入手，以问题导向为突破口，综合施策。第一，刺激居民需求。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居民收入和提高劳动报酬，使居民收入和财富稳步增长，为激发消费活力奠定稳固基础；完善就业体制机制，增加劳动者择业和就业机会，提升经营和财产性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施多措并举“组合拳”，完善法律制度和信用体系建设，从制度上维护个人财产安全，降低消费风险，优化消费环境，带动消费积极性。第二，拉动企业发展。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使我国许多企业面临产能过剩和生产资料需求不足问题。提振企业投资要着重关注企业的生存问题，通过“减税降费”减轻企业压力，恢复企业活力；优化企业投资环境，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带动企业投资。第三，稳定政府投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宏观调控对于内需增长仍具有重要拉动作用。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均衡社会投资，扩大社会需求；加大国民经济薄弱环节投资力度，围绕国家重点战略项目，发挥政府对投资结构和社会投资引导作用；完善社会公共设施，营造良好投资环境。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是解决内需与供给适配问题，其中供给问题是造成供需失衡的核心问题。释放经济活力，培育经济新优势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内在统一整体，三者将共同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质的飞跃。新发展格局离不开新发展理念的指导，坚持以创新为动能，促进国内高质量供给和高层次需求相平衡。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保证自然和经济社会共同发展。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培育国际市场竞争力，挖掘世界市场消费潜力。推进共享发展，培育经济社会新增长点，推动消费升级，促进社会转型。第二，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改造传统产业，着力解决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失衡问题，以技术创新带动产业产品优化升级。第三，实现要素自由流动。推进国家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破除“城乡”“区域”间发展障碍，实现“生产、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疏通国内循环。

其次，推动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相结合。辩证唯物主义强调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解决矛盾。构筑新发展格局既要把握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新特征还要注重国外环境变化的新挑战。推进国内重点领域改革，深化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进放管服改革，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激发市场活力。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形势，要不断提高我国应对风险的能力，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势，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为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提供坚实制度基础。提升国际话语权，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我国应更加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争取国际话语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以抵御西方霸权国家对于我国经济上的遏制，更多运用市场化规则和手段，推动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开放转变。健全对外开放平台，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建设一大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跨境经济合作区以及综合保税区，成为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立足对外开放新阶段应加强经贸领域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积极探索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完善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

第三，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坚持守正和创新的辩证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路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创新形成发展新动能，是打造新发展格局、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安全性的关键所在。努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当前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依然存在许多短板，面临着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未来应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研发力度，以创新链带动价值链，增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实现多链条耦合，提升国际经济竞争力。进一步加大数字化领域技术开发与利用，推进创新与产业相融合，发挥数字化经济的叠加效应，培育经济发展新优势。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创新驱动是经济社会发展动能的全面升级，不仅在科学技术领域，还包括保障发展动能的体制机制创新。未来要继续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推动科技、产业、金融等宏观运行机制建设，以机制为保障，打通国内循环痛点和堵点，实现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