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百年演进

柳 洲， 陈玉卓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国共产党在诞生后的一百年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秉持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应用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依靠科学知识和技术力量，在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伟大斗争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在一百年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思考如何让科学技术更好地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更加有效地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一百年间，中国共产党的科技观经历了从自力更生到自主创新，再到自立自强的演进过程；其演进的动力源泉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科学精神，以及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精神。

一、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基因”

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华民族面临空前深重的危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为了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一些仁人志士在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思想理论指导下，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但由于缺乏先进的、科学的理论指导，无法找到思想文化进步的科学方向，无法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无法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他们的救国方案以失败而告终。面对中国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面对中华民族悲惨暗淡的发展前景，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驱动下，中国的先进分子依旧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上下求索，寻找新的出路。在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双重影响下，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1920年，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等地的先进知识分子，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仅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也意味着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中国的特色化发展；意味着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此有了真正可以依靠的政治力量。这一政治力量的可依靠性，源于其孕育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强化的“科学基因”。

第一，新文化运动的科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基因”，催生了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和先进生产力发展需求的先进组织。1915年发端的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通过批判孔学，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掀起了“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思想解放新潮流。“科学”被认为是改造传统文化、医治社会沉疴最有效的良药之一[1]。通过新文化运动，人们关于科学的认识，在价值观层面发生了变化，从洋务运动时期形成的主流价值观，即聚焦器物创新的科学价值观，转向为聚焦制度和文化创新的科学价值观，其目的是创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文化，以利于救亡图存、兴族强国[2]。这一时期的科学“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3]。虽然中国的先进分子一致崇信科学，并强调科学精神，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关于社会运动和社会发展的科学真理，他们仍然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救国方案。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端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后，中国先进分子对救国方案的探索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4]。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一批中国先进分子不仅秉持了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精神，而且初步具有了共产主义思想。1919年的五四运动进一步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4]10。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意味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以中国共产党为组织依托，实现了有机结合。在马克思主义的统领下，“科学”（包括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等）成为支撑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关键“基因”。

第二，中国共产党拥有的“科学基因”，源自科技进步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系，以及坚持科学精神与信仰共产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在建党初期李大钊和杨匏安等人分析了科技进步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系。五四运动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不仅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马克思学说，而且分析了科学进步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杨匏安在《马克思主义（Marxism）》的系列文章中进一步分析了科技进步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并强调科技进步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原动力。另一方面，周恩来分析了信仰共产主义与坚持科学精神的内在关系。1922年，周恩来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中分析了坚持科学精神和信仰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他明确指出，信仰共产主义，不是宗教迷信，而是坚持科学精神。在文中，周恩来分析了区别迷信与信仰的关键是是否符合科学精神，即“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他通过分析自然科学领域的事例，论证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对科学精神的坚持[5]。

第三，坚持实事求是既是中国共产党秉持科学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基因的关键组成部分。作为科学精神的核心内容，“实事求是”既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党的科学基因的重要体现。面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沟坎和胜利，毛泽东高度重视开展伟大斗争所必需的斗争本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论著，反映了毛泽东寻找“斗争本领”的过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过程。毛泽东认为，破解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秉持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注重实事求是，才能避免错误，走向成功。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强调共产党员应当注重实事求是。他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1940年1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进一步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1941年5月，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不仅强调了马列主义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深入阐释了“实事求是”的内涵。1942年2月，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再次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此后，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日益深入人心。1945年4月，中共七大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列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

实事求是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6]。实事求是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标志着以“实事求是”为代表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思想、科学方法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基本遵循。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实践中，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长期践行中，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基因日趋优化，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更加系统、更加深刻，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也在与时俱进地中国化。

二、 自力更生的科技观：粉碎敌对封锁与助力兴国大业

拥有科学基因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后，就始终秉持科学精神，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站起来”阶段，特别是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包围封锁和抗战需求，逐渐孕育出了自力更生的科技观。进入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在帝国主义的敌对封锁和中苏关系恶化的情境下，面对新中国发展与安全的双重需求，延安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情境中孕育的自力更生的科技观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完善。

1921年到1935年期间，由于时代条件的制约和革命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虽然重视科学，但主要关注的是科学知识本身及其文化启蒙价值，所重视的工作主要是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以及团结掌握科技的知识分子，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科技观，只有一些零散的关于科技的论述和相关实践。1935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在客观形势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在延安建设需求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的科技创新思想有了孕育的环境，形成了革命语境下的自力更生的科技观。

首先，基于“革命”的语境，自力更生的科技观强调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来到延安后，有了不同于井冈山、赣南闽西农村根据地的科学技术发展环境，新的革命形势也触发了人们对科学技术价值的深入思考。1940年2月，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他又说：“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7]朱德在庆祝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召开的文章中指出：“不论是要取得抗战胜利，或者建国的成功，都有赖于科学”，“自然科学，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谁要忽略这个力量，那是极其错误的”[8]。1941年8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写道：“自然科学一般地是我们劳动人民从事物质生产并与自然界的力量进行斗争，借以驾驭与支配自然力的必要与有力的武器，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个革命的因素。”上述论点秉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技术价值观，即科学技术是历史发展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依然处在“革命”的语境中。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9]1958年1月，在《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中，毛泽东强调不断革命论，指出了“夺取政权—土地革命（民主主义的）—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政治的革命—技术革命”的迭代过程，并要求“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10]。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再次明确指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11]1959年1月，邓小平在《贯彻全国一盘棋方针》一文中也强调了技术革命，“大生产应着眼于搞技术革命，不是搞人海战术”[12]。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在“革命”的语境中大量使用技术革命等术语，但是对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不仅包含了革命价值，而且更多地指向了科学技术的经济价值。

其次，面向敌对势力的威胁与封锁困境，自力更生的科技观重点强调科学技术对安全和生存的保障作用，注重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科技。红军长征后所抵达的陕甘宁边区不仅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同时也面临着日军围剿和国民党经济封锁带来的严峻物质短缺问题。关于边区的困境，毛泽东在1939年2月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讲明了当时所遇到的巨大困难，然后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还是自己动手吧！”[13]面对极端的生存和安全挑战，只有开展大生产运动，建立先进的工业，才能摆脱困境，服务抗战救国。为此，毛泽东明确要求大力提高边区的科学技术水平，让科技助力产业发展，满足人民正常生活的物资需求以及军事斗争的需求。这一时期，科学技术人员开展大量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创造发明了一批有效破解生存和安全困境的科技成果。如自然科学院的教师华寿俊的马兰纸解决了纸张紧缺问题，自然科学院副院长陈康白带领化学系师生在“海眼”附近挖井提取盐水、修建盐田，解决边区缺盐的问题。延安时期，科技创新活动把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精神转化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搞科研的精神，同时也形成了问题导向、服务于需求的科研范式。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穷二白”，且依然处在被帝国主义封锁和威胁的严峻状态。毛泽东强调：“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14]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没有经验，很多方面只得学习、甚至照抄苏联[15]。毛泽东另一方面也强调学习过程中的独立思考和自力更生。1956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从方法论的高度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11]41-421958年6月，针对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的报告，毛泽东做出重要批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11]380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尤其是1960年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后，我国的科技创新只能靠自力更生。在1960年7月的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五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16]

1963年6月定稿的《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确定了“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标志我国正式确立了自力更生的科技观。关于自力更生的内涵，邓小平曾经在1965年《建设社会主义的两条根本经验》一文中指出：“自力更生，并不是不同国际接触，……而是主要靠自己。自力更生是我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总结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经验。”[12]224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拒绝外援。我们一向认为，各国……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取长补短，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和必要的。”[12]353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复杂的斗争环境，决定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只能坚持自力更生的科技观。

最后，自力更生的科技观，强调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依托举国体制快速提高赶超效能。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科学技术是一种社会建制，发展科技必须要加强组织建设。在延安时期，虽然不存在举国体制之说，但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加强延安自然科学院、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等科学研究的组织建设，加强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其中，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下设了医药学会、农学会、地质矿产学会、机械电机学会、生物学会、化学学会、建筑学会等许多专业分会[17]，并以此团结边区各部门、各行业的科学技术人员为边区建设服务[18]。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封锁、国际形势动荡、中苏关系恶化等外部严峻形势，以及缺钱、缺人、缺技术等内部极端困难状况，为在较短时间内铸就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石，党中央审时度势、深谋立断，充分发挥我党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组织协作能力，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统一思想、统一组织、统一计划、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实现了力量资源的最佳配置[19]，探索和建立了科技创新的举国体制。邓小平在1964年强调了举国体制的“打歼灭战”作用。他指出：“用打歼灭战的方法来搞计划，目标集中，……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至少现在在我们脑子里，是一个好的计划方法。”[12]179-181我国科技创新的举国体制，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不仅有效地聚集了各相关方面的力量，汇聚了集体的智慧，毕其功于一役，形成了短时间突破创新壁垒的决战决胜“铁拳”，而且形成了“两弹一星”精神，使科研人员在大事业、大舞台的感召激励下快速成长，锻造了我国科技创新的战略力量[19]。在举国体制下形成的这支战略科技力量，成为我国科技人才队伍的核心，成为支撑我国科技自力更生发展的中流砥柱。

总体上看，在谋求“站起来”的过程中，为有效应对各个方面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了科学技术对革命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同时，基于底子薄的情况，在“革命”的语境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坚持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坚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逐渐形成了以举国体制为支撑的自力更生的科技观。这一科技观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仅符合“站起来”阶段的发展现实，支撑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斗争和伟大事业，而且成为富起来和强起来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科技观的基础内核。

三、 自主创新的科技观：聚焦经济建设与助力富国大业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现代化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结合新历史阶段的世情和国情，以自力更生的科技观为基础，形成和发展了自主创新的科技观。这一科技观一方面坚持了自力更生的科技观中的“自力”（独立自主），强调“以我为主”；另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深入发展时代背景下的新科技观体现了第一生产力的科技价值观、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科技创新观、以我为主的开放合作型科技发展观。

首先，基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语境，自主创新的科技观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形成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语境。在这一时期，人们更加关注已经意识到的科学技术的经济价值，也更加关注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曾经向科学院的负责同志直接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20]。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邓小平在深入分析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深刻总结建党以来科学技术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生产力中包含科学”的观点。1988年9月，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的这一著名论断，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对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

江泽民和胡锦涛高度认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江泽民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思想我们应该强调和贯彻。这也是一种科学态度。”[21]“我们应该运用这一真理性认识，深刻总结以往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把我国科技事业更好地推向前进。”[22]胡锦涛早在1988年贵州工作期间就强调：“进一步提高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23]2003年，胡锦涛在广东考察工作时不仅要求“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作用”[24]而且强调“从根本上说，增强发展后劲，增强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取决于科技进步和创新”[24]4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为我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制定科学技术创新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其次，基于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发展需求，自主创新的科技观强调，科技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加强科技成果转化。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基于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要求，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1985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科技界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20]108。为了进一步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中共中央在1985年做出了改革科学技术体制的决定。此后发布的《1986—2000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也再次强调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要求促进技术成果在生产建设中的应用。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我国科技工作已初步形成了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跟踪高技术研究并推动其产业发展、加强基础性研究三个层次的布局，形成了“坚持科学技术工作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的战略方针”的科技创新发展的经验[25]。基于这一经验，江泽民不仅在199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强调，要更加自觉地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采取有力措施，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21]161-162；而且在1995年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并进一步强调，“要使企业逐步成为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的主体”[21]433。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规范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加速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我国又在199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怎样按照经济规律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是一个需要继续认真解决的大课题。江泽民在1999年的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指出，经过这些年来的改革，科技成果转化率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较低的问题，已有了很大改变，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需要进一步改革，彻底革除上述弊端[22]396-397。他在会上提出了“坚持面向经济建设，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要求，并强调“科技进步、技术创新，只有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22]394。同年11月，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必须贯彻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继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的机制……实现产学研相结合，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22]439

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本质是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对于我国而言，其核心内容是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问题，其关键是进一步加强科技体制改革，优化创新环境，使企业真正成为进行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2005年10月，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机制，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环境”[24]370。2006年，中央颁发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其配套政策，其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更加优化的技术创新体系、更加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与环境。在2012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胡锦涛再次强调，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必须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鼓励产学研开展深度合作，真正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的主体[26]。胡锦涛在讲话中还进一步要求，切实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配套政策，完善和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政策措施[26]603。

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范式替代了革命的范式，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关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更加有效地实现科学技术的经济价值等方面的问题：如何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关于上述问题的思考与回答，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时代化和中国化，相关内容成为自主创新的科技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自主创新的科技观反对封闭式创新，强调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以我为主”地集聚全球创新资源，不断提高自己的创新优势。改革开放之初，西方发达国家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1988年，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强调，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要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就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27]。江泽民在1989年也指出，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吸取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成果、先进经验，引进技术、引进人才，从我国实际出发，进行消化、吸收、提高、创新。正是坚持这一原则，才使我国自己的科技力量得以健康成长、发展壮大[25]6。1995年5月，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技术上还比较落后，应努力学习、借鉴别国的长处，即使我们实现了现代化，也还是要不断向其他国家学习，取长补短。”[21]432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方面存在差距，为了加快现代化的发展步伐，中国必须学习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并通过市场换技术的方式，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当然，我国领导人也认识到，在科技领域，虽然要引进国外的技术，但需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国际合作为辅”[25]6。在1995年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江泽民指出，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上有些最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必须在科技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在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坚持不懈地着力提高国家的自主研究开发能力[21]432。此后，江泽民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在进行技术引进的同时，要加强自主创新。例如，1996年4月，江泽民在接见《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实施十周年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发展高技术，要始终突出自主创新，减少对技术引进的依赖[25]71。1997年，江泽民在《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纪要》上做出重要批示，既要积极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又要坚持扬长避短，自主创新，努力形成和发展我国自身的科学技术优势[25]91。同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有重点有选择地引进先进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25]92在1999年的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江泽民反复强调，“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要在学习、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加强自主创新”“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时，当然不能跟着别人亦步亦趋，或者一味依赖外国的现成技术，……必须依靠自己，必须拥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一味依赖别人，一旦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就很难维护国家的安全”[25]151-152。2000年7月，江泽民再次强调：“坚持自力更生，瞄准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加强自主创新。……不能靠别人，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头脑必须十分清醒，切不可天真。我们要有志气。”[25]2122000年8月江泽民在听取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汇报时，仍然在反复强调自主创新的重要性。他指出：“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必须大大提高科技创新的能力，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战略。如果不抓紧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我们就会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25]224

胡锦涛也多次强调自主创新。2003年4月，胡锦涛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强调，要不断提高核心技术和重要应用技术的创新能力，努力抢占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的制高点，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24]40。2003年11月，胡锦涛在庆祝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强调，必须坚持自主创新的方针，牢牢掌握尖端技术发展主动权。胡锦涛指出：“我们一定要勇于站在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前列，独立自主而又积极扩大对外开放，自力更生而又广泛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在一些重要领域和科技前沿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大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努力在世界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24]1142004年5月在江苏省[24]178，2005年8月在河南、江西、湖北等省考察工作期间[24]326，以及在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胡锦涛均反复强调，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24]363。2006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不仅指出了关键技术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方面的问题，而且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并强调“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24]402-403。

2006年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不仅吹响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集结号，而且标志着自主创新的科技观的正式确立。自主创新的科技观是改革开放以来30年间，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基于改革开放的大战略和全球化的大格局，采取“接力棒”的方式，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结果。以自主创新的科技观为支撑，科技创新引领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能力不断增强；同时，我国所面临的大国博弈和科技竞争也更加激烈，对于在自主创新基础上的科技自立自强需求也日趋强烈。

四、 自立自强的科技观：面向百年变局与助力强国大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立足“两个大局”，紧密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创新发展理念，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催生了自立自强的科技观。自立自强的科技观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自主创新的科技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升级版”。自立自强的科技观不仅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更加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不仅强调科技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而且强调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坚持以创新发展为首的新发展理念；不仅强调全球合作创新情境中的“以我为主”自主创新能力，更加强调大国博弈情境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及其破解之道，以及关键科技领域“站起来”和“强起来”的自立之道与自强之道。

第一，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自立自强的科技观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习近平在2013年9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重视科技的历史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邓小平同志对科技作用的著名论断大家都很熟悉，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代以来，中国屡屡被经济总量远不如我们的国家打败，为什么？其实，不是输在经济规模上，而是输在科技落后上。”[28]2013年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考察工作时曾指出：“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我们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集中力量推进科技创新，真正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实处。”[28]232014年5月，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进一步结合我国当前发展中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人口、资源、环境方面压力越来越大的问题，以及整个社会的投资回报率和产业附加值较低的问题，明确指出：拼投资、拼资源、拼环境的老路已经走不通；我们在国际上腰杆能不能更硬起来，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很大程度取决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28]27。同年8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还指出：“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必须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28]42015年5月，在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28]7-8。总体上看，在2015年之前，习近平继承了前几代共产党人关于科学技术的认识，主要是从第一生产力和国家综合实力的角度，强调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

2015年，习近平首次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论断。他在2015年3月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28]7在2016年1月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通过创新培育发展新动力、塑造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29]。同年3月，习近平在出席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再次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我国发展的迫切要求，必须摆在突出位置[30]。

2017年10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高度，不仅提出了“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任务要求，而且再次明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进一步要求科技人员，要充分认识创新是第一动力，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着力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面向“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需求，习近平在2020年9月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从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构建新发展格局、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对科技创新的迫切要求。习近平强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的决策部署，……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31]

第二，面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立自强的科技观，把创新发展列为新发展理念之首。习近平指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对一个国家而言，其发展状态、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不可能一成不变，上述几个方面的变化，常常导致发展理念的变化[32]。就我国的发展而言，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在“五位一体”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正在深刻调整，世界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深刻总结分析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习近平在2015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创新发展位居首位的新发展理念。十九大报告也将“坚持新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并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发展理念的正确性是决定发展成效乃至成败的关键。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创新发展理念是方向，是钥匙[33]，其关注的重点是深层次的发展动力问题。如果说，党的十八大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那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则进一步强调了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核心地位。2015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是更加激烈的科技竞争，如果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处于下风；为此，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28]8-9。

总体上看，创新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形势提出的治本之策，是针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提出来的战略指引[34]。新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第三，面向大国博弈和科技强国建设需求，自立自强的科技观强调，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质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使得世界力量格局、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原动力是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国为维护霸主地位和霸权，遏制中国崛起，挑起了经济、科技、文化、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多维度联动的预防性战略博弈，但是，博弈的关键是科技。习近平在2013年10月召开的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28]3在2014年6月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自古以来，科学技术就以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十六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多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影响了世界力量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28]27在2018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35]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需要有标志性的科技成就，需要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破解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保证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在2016年5月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我国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增强。同时，必须认识到，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我国发展还面临重大科技瓶颈，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29]268为了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习近平早在2013年9月召开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就指出，要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在2018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强调，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要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集合精锐力量，作出战略性安排，尽早取得突破；之所以要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主要是因为，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35]。习近平曾指出：“我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不仅从别人那里拿到关键核心技术不可能，就是想拿到一般的高技术也是很难的，西方发达国家有一种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的心理，所以立足点要放在自主创新上。”[28]50自主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在中美博弈的情境下，坚持自主创新，必须要保证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

第四，自立自强的科技观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2016年4月，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第一次就自主创新和核心技术，提出了自立自强的要求。他指出，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最关键最核心的技术要立足自主创新、自立自强；市场换不来核心技术，有钱也买不来核心技术，必须靠自己研发、自己发展[36]。此后，习近平多次强调自立自强的核心内容，即技术的自主可控。例如，在2017年9月召开的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了“坚持自主创新，增强核心基础产品和国防关键技术自主可控能力”[37]。再如，在2018年10月广东考察期间，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奋斗的基点是自力更生，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是自主创新，所有企业都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时不我待，要有志气和骨气加快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实力，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38]。这是他首次将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和自主可控三个概念结合在一起使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科技观的历史逻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自立自强的科技观的内涵已经基本形成，其名称也呼之欲出。2020年7月，在长春一汽集团考察时，习近平再次明确指出，必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自立自强[39]。这一讲话，意味着新时代的科技观的名称已经初露端倪。2020年10月，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这次会议标志着新时代的自立自强的科技观的正式确立。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以来，始终面临霸权主义和霸权国家的威胁，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带领广大中国人民，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在站起来阶段，为应对封锁，保障国家安全，自力更生的科技观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成就了兴国大业。自主创新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内在需求。在富起来阶段，为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加速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基于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将自力更生的科技观调整为自主创新的科技观，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主动选择。这一时期的科技观成就了富国大业。自立自强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必由之路。在强起来的阶段，为实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必须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美大博弈的主动权。基于新时代新要求，进一步把自主创新的科技观提升为自立自强的科技观，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唯一选择。自立自强的科技观正在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