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研究①

何兰兰 陈秉谱 刘 洋

（甘肃农业大学财经学院 甘肃兰州730070）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问题一直是中央和地方进行扶贫和脱贫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甘肃省在中央政策的引导下，先后制定了《甘肃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进一步完善的《甘肃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来确保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1］。就现有文献来看，国际上衡量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方法有基本需求法、恩格尔系数法、数学模型法等［2］。国内学术界对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测算方法的研究自1999年国家实施最低生活保障以来逐渐增多，但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城市，对农村的广泛关注出现在2007年我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后［2］，并形成了基尼系数法、比重法、马丁法、模糊神经网络模型［3-5］等综合测算方法。更有学者通过对比众多测算方法，得出数学模型法测算的标准是与实际标准最接近的方法［6］。综上所述，国内外对最低生活保障的研究成果颇丰，且方法多样，思路迥异，但就“合理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都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并且城市研究多于农村［7］。因此，本文在以往学者研究基础上，对甘肃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运用改进的ELES模型进行测算，并通过城乡对比、时空对比，来分析甘肃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测算标准与实际标准之间的差异及原因。对促进和完善甘肃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1 模型及方法基本原理

ELES是经济学家C.Liuch于1973年在英国计量经济学家Stone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LES）的基础上推出的一种需求函数系统，它克服了LES在数据来源与理论逻辑上的不足［8］。

改进的ELES函数表达形式：

将式（1）改写成计量经济学模式：PiQi=

对令式两端求和：

式（3）带入令式中得最低生活保障线：

2 甘肃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测算

2.1 数据来源及说明

通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衡量甘肃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并采用年鉴收入划分法，将2015～2017年收入划分为五个不同的等级，以消除收入不同而导致消费水平不同带来的异方差［9］。消费支出分类具体见表1。以不同收入等级为自变量，商品及服务的支出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2017年数据为例，其他各年类似。

表1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支出（2017年）单位：元

2.2 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运用Stata15.1对模型中αi和βi通过OLS法进行估算，结果见表2。表2表明大部分回归方程拟合程度都在0.9以上，只有2017年教育文化娱乐的拟合程度为0.805，但通过了检验。说明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各类商品及服务消费支出的解释力度较高，可以继续进行分析。

表2 ELES相关参数估计结果（2015～2017）

根据各参数可以得出甘肃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结合学者研究和梳理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将最低生活保障线分为三类保障线，即：最低线（食品、衣着、居住），基础线（食品、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发展线（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商品及服务）。其中基础线即温饱型低保［10］，有研究认为，只有在满足温饱之后才能考虑文化和教育娱乐，而生活用品和服务作为日常生活所必需，其重要程度优于教育文化娱乐。所以在基础相线中纳入生活用品及服务，剔除教育文化娱乐支出。结果见表3。

表3 甘肃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测算值（2015～2017年）

2.3 甘肃省各地区农村居民最低保障线的测算

受商品价格不同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影响，甘肃省各地区发展存在明显的差异，要测算各地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就要考虑各地区的收入和价格差异。因此，引入各地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测算公式：Mi=M×Vi×Ki。其中，M代表三个不同标准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测算值，Vi代表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价格差异指数，Ki代表各地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差异指数。结果见表4。

表4 甘肃省各地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测算（2015年）

3 甘肃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理论值与实际标准比较分析

3.1 时间对比

将甘肃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理论值与实际标准比较，整体来看，甘肃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理论值与实际值都随着宏观经济的增长而增长，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但最低生活保障的实际标准在2015～2017年一直低于基础线、发展线理论标准（见图1）。相比之下，标准线在2016～2017年超过了最低线理论值，但超过空间不大，说明甘肃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实际值与测算值差距挺大，在未来一段时间甘肃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值还有待提高。

图1 甘肃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理论值与实际值比较

从表5可以看出，2015年食品烟酒支出占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实际标准的89.30%，2016、2017年食品烟酒支出分别占实际标准83.28%、64.90%。虽然食品烟酒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占比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减少，但占比都超过了50%。农民由于受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满足食品等基本需求后的盈余大多用来储蓄，其他消费支出占比不大，这极大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表5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值（2015～2017年） 单位：元

3.2 空间对比

3.2.1 各地区差异对比

受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的影响，甘肃省14个市州2015年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实际标准不尽相同，除省会兰州市和嘉峪关市偏高于一般水平外，其他各市州实际标准水平基本维持在2 388.83元。

从图2中可以看到，除定西市、陇南市、临夏州、甘南州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际标准值基本达到了测算的最低线，其他10个市州均未达到测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且14个市州的实际标准值与测定的基础线和发展线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图2 甘肃省2015年各地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理论值与实际比较

3.2.2 城乡对比

从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月标准纵向来看，农村与城市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随时间的演进在不断增长，但从横向可以看出农村与城市居民的保障标准差距较大，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一半多，且随时间变化占比在不断增加，说明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距在进一步变小，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依然存在很大差距。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ELES模型对甘肃省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测算，并将理论标准与实际标准进行时间对比，得出甘肃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社会经济发展并轨，具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实际施行标准远远低于基础线和发展线，只是在最低生活线保障标准方面有所突破；空间对比下，得出各地区内部之间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存在差异，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全省实施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只在小范围内达到测算的最低生活线保障标准，大部分地区存在实际标准达不到最低线的情况，且14个市州标准线与基础线、发展线差距较大；通过城乡对比不难看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差距在缩小但总体存在较大差异。依据前述分析，结合甘肃实际情况，为促进域内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和进步，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 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增加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经济稳定和增长是维持社会安定和进步的前提，也是增加居民可支配人均收入的条件。因此，甘肃省应在现有的国家宏观经济背景下，积极扩展经济新领域，形成经济发展新业态。重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刺激农村地区市场活跃，增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拉动农村地区居民消费。同时，政府可以利用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调节过高收入，通过再分配手段提高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表6 最低生活保障月标准城乡对比（2015-2017年）

4.2 统筹城乡发展，维持地区发展平衡

减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矛盾，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差距，尤其是缩小实际标准与测定最低线的差距，进而再逐步降低与基础线和发展线的差距。相关部门可以建立城乡经济发展带，与农民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缩小城乡差异。从全局角来看，定西市、陇南市、甘南州、临夏州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测算值整体偏低，因此，相关部门可通过宏观调控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着力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力度。

4.3 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促进资本流动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架“马车”，因此促进农村地区居民消费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甘肃省大部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人们思想比较保守，在满足生活基本需求后，宁愿将资金储存起来也不愿进行多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降低农村居民存款欲望。另外，创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资本化运营模式，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资本市场活跃，促进农村资本流动。

4.4 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甘肃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实际标准与测算值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相关部门因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建立差异化和区别化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及时跟进和调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合理覆盖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遵循“能保则保”原则，尽量扩大低保范围，并对深度贫困地区进行政策倾斜，根据测算标准合理、科学制定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