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生 孙 林
2018年,自然资源部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下称2018“一号文件”)精神,发布通知,要求全国各地组织开展宅基地“三权分置”专题调研。随后,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专题调研组分赴上海(松江)、安徽(蚌埠)、湖北(宜城)、四川(泸县、广安)、陕西(高陵)、宁夏(平罗)等地进行深入调研、访谈。就决策层面而论,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不仅被纳入议事日程,且大有推广、普及之势。但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之名实关系如何界定;“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下文简称“三变”)措施如何落实;法权困境如何突破?唯有厘清上述核心理论问题,才能有效解决农村宅基地股份制改革的目标定位、对象范围、路径选择等问题。
农村宅基地是否适合“三权分置”,能否进行股份制改革,如何进行改革?学界论者寥寥,偶或论及,亦多持审慎态度,甚或有过激反对者。如针对农地股份制改革政策导向,有学者指出,集体经营性资产指向不明,“对集体资产的股改,就是当下‘子孙’对‘祖产’实施私分,就是散伙,就是刨农村的根基!”(1)参见李昌平:《对集体经营性资产实施股份制改造应该暂停》, 载“甘肃白银会宁县河畔镇中滩村网”,http://134089.cnlhzb.com/article885409,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11月21日。因为此类股份制改革最终可能导致私有化,会败掉集体几十年的资产积累。同时,现有的成员权足以抵充股份制改革之制度效能,无须蹈险履危,再翻新曲。
或避而不谈,或审慎保守,或过激反对,是目前学界对农村宅基地股份制改革的三种常态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