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关系论争的思考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李美茹

（福建江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

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著名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论断，这个论断更为人们熟知的是“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经典表述。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提出“两个决不会”论断——“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两个必然”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观点，在群众中广为传播。伴随着苏东巨变，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当代资本主义也有了新的变化，围绕“两个必然”思想是否过时、“两个决不会”对“两个必然”而言是“补充”“修正”还是“取代”，理论界有着诸多的讨论，并延续至今。

一、“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关系

（一）围绕“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关系的论争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军扩在《理论前沿》发表了《马克思“两个决不会”思想与现阶段我国的所有制改革》，认为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两个决不会”思想, 是对《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必然”思想的发展和补充。就此，卫兴华在2006年接连发表《不要随意诠释和错解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思想》《不能想当然地诠释“两个决不会”》两篇文章，提出不能用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思想,来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基础性和主导性地位和作用。

2017年，北京大学赵家祥在光明日报专版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从“两个必然”到“两个决不会”》，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调节功能的增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修正自己对资本主义寿命估计过短的历史局限性和认识局限性。其在理论上的重要表现，就是马克思在1859年提出的作为对“两个必然”原理的补充和深化的“两个决不会”原理。其后，清华大学刘书林在2018年撰写了《不发达国家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一文，予以了针对性的批驳，对此，赵家祥以《再论“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关系》予以反击。

（二）“两个不可避免”是否等同于“两个必然”

19世纪中期，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还处在稚嫩与萌芽状态，马克思、恩格斯穿透现实的桎梏，在帮助改组正义者同盟的过程中，对当时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各种思潮进行辨析批判，并且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其内部的社会形态变革力量在积蓄，最终能够实现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从当时的写作对象上看，《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不可避免”论断，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斗争光明前景的一种科学预判和热切激励。其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20世纪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已使这个论断得到验证。

而“两个必然”，则并非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观点，卫兴华指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并未有任何“两个必然”的表述，甚至没有社会主义，甚少使用资本主义，较为接近这个概念的表达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但也并未就当前的“两个必然”进行完整的表述[1]。钟哲明在《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第八章提出，将“两个不可避免”表述为“两个必然”，来自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苏联党史教材自传入中国后就处于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平起平坐地位，建国后作为高校马列主义基础课教材使用，书中的“‘必然’‘定将’便成为当时包括笔者讲课与写作的依据，并把两个‘不可避免’表述为两个‘必然’”[2]。

长期以来，“两个必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广泛使用，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一种规范化、学术性表达。但准确而言，这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论著的一种转化性表述，并非马克思的原文表述，两个概念是不应该划上等号的。

（三）“两个决不会”与“两个不可避免”的对话关系

这个世界既没有两个马克思的对立存在，也没有一个静止的、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从“两个不可避免”到“两个决不会”，马克思的思想内核是一致的、不变的。《共产党宣言》无论是创作背景，还是语言风格，都带有檄文的意味，当时的马克思阐述了一个阶级的灭亡与另一个阶级的胜利，这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得出的一个带有客观必然性和趋势的结论。可以说1848年“两个不可避免”的横空出世，给了全世界无产者一剂强心剂，描绘了星辰大海的彼岸。

若是仅仅停留在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内在缺陷的批评，无法正视其在推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上的生命力，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也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之后，马克思在对欧洲革命的观察中，看到了无产阶级尚未成熟，资产阶级也在不断进行内部调整；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有其韧性，对生产力的推动还有一定的空间，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出现，有其时间和条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认清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短暂合理性”[3]，因而以“两个决不会”的论断提醒全世界无产者革命并不会自动地发生，共产主义的到来需要一定的条件。

正因为有了历经十余年政治经济学研究得出的“两个决不会”，《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不可避免”呼告有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更强的生命力。与此同时，“两个不可避免”阐述的是两个对立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态势，与“两个决不会”一起，共同组成了一个阶级斗争、社会形态、生产关系的分析框架，在三个不同维度上组成了具有统一性的论述，这也就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中强调的“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4]。

二、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论争

关于“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论争，实质上反映了如何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马克思主义，以及基于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一）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看，“两个不可避免”相比“两个必然”更加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宣言》毫不掩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性，旗帜鲜明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一边，热情讴歌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伟大作用，把无产阶级看作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新社会制度的创造者。”[5]把“两个不可避免”简单等同于“两个必然”，意味着将社会形态的变化话语替代了阶级斗争的趋势，表述的变化，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政治立场，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属性和阶级立场。

“人们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并不单纯是个学术问题，还存在一个价值选择问题”[6]。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首先就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群众史观，只有把握住了这个逻辑起点和归宿，才能保证学习的方向不偏，实践的导向不空，才能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看，“两个决不会”与“两个不可避免”是一致统一的

“两个必然”作为社会形态、意识形态的描述，与“两个决不会”中关于社会形态变化的论述确有不同，若将“两个必然”替换为“两个不可避免”，就会使人产生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出现了对社会形态变化的两种不同观点的错误认识。

《共产党宣言》是革命的青春赞歌，“两个不可避免”思想高扬着理想主义的光辉。此时马克思虽已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但直到11年之后才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其理论内核“以近乎于医学人类教学模型的简明直观形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进行了概括，即“两个决不会”。“两个不可避免”与“两个决不会”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其历史趋势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关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不能单凭主观想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哪些观点要坚持和保留，哪些观点已经过时需要加以抛弃或修正”[7]，以字句上的表述变化而想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以“两个决不会”取代了“两个必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背离，也意味着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三）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上看，坚持唯物辩证法才能原原本本学好马克思主义

围绕“两个必然”的诸多讨论提醒我们，要把握好原著解读与理论阐释的度，既不能陷入教条主义，也不能基于主观主义而犯过度阐释的错误。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以及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书信被挖掘出来。因此，在一些学者的论述中，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成为落后国家直接跨越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支撑。但我们要看到，一方面，列宁、毛泽东等早期社会主义革命家在创立红色政权时，这些文献并没有被挖掘出来；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讨论俄国革命的可能性时，仍然是基于对共产主义在多国的“同时胜利论”的特殊实现，认为欧洲革命中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第一个条件”。马克思虽然肯定俄国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但这个理论并没有直接地指导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前苏联通过“十月革命”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创新性的实践打开了一条不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的结尾写道：“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8]。碎片化的阅读只能带来孤立的、而非系统的理解，我们学习和实践马克思经典著作，如果只把理论当做静止不动的“教义”，而不能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及其方法论角度思考，只会片面地把马克思在不同时期、不同著作中的论述对立在一起，练就看家本领也就无从谈起。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一）在强化理论武装中坚定政治定力

“马克思主义”概念最早来自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其提出不是拥护马克思的理论，而是从宗派主义角度出发进行恶意歪曲和攻击。正是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坚决反对，马克思本人一直不赞成使用这个概念，直到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才开始以现在我们理解的维度使用“马克思主义”来指代马克思丰富而深邃的理论。恩格斯在1890年前后的多封书信中回忆道，19世纪60、70年代，法国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不求甚解加以运用的现象，面对这个群体教条的、宗派主义的态度，马克思当时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些西方学者全然不顾这句话的特定历史背景，采取故意的曲解态度，以此宣扬马克思本人“反对”马克思主义，进而试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基于一些文本的解读，更是提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学术态度上的“对立”，从而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中国学者故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情况虽不易发生，但若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所做的努力不够，就容易产生教条的误读或者盲目的跟从，无法对不怀好意的曲解进行有力的辩驳，这就表现在所谓“两个决不会”是对“两个必然”的“纠错”“补充”“取代”论述上。

恩格斯晚年，就唯物史观和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多封书信中进行了深刻的阐述。1890年9月，恩格斯致布洛赫的信中说：“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19世纪欧洲革命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整齐划一的，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形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共生共存、平行发展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向资本主义学习和借鉴有益文明成果，资本主义也将不遗余力地抹黑我们的发展方式，遏制我们的发展道路。对我们而言，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学说，更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唯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真学真信，才能坚决抵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坚定“四个自信”，保证前进的道路路线不变、方向不偏。

（二）在实践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两个决不会”的论断，虽然不是生产力决定论，但毫无疑问地从生产力的视角指出了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社会形态的更迭有着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实践中深刻意识到，在生产力还未达到引起新的生产关系建立时，人为地改变生产关系，并不能让社会生产力随之马上发生变化，生产力的发展有其独立性和自在性，因此，要维护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也就有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20世纪80、90年代，面对国际形势的快速变化，改革开放的性质在国内理论界引起的诸多论争达到一个高点，造成了改革开放的步子在很多地方迈不开。此时，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给这个论争定了调子，深刻地提出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标准，从此，三个“有利于”成为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上了生动的一课，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跟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就是一次次在实践中深化马克思主义认识、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我们依靠实践中的理论创新走到今天，也必将依靠理论的创新实现更大的发展。

（三）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互动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跃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过程，是马克思“两个不可避免”的胜利，但并不意味着“两个决不会”的失效，正是在一代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下，敢于突破概念的窠臼，世界共产主义的发展才能超出100多年前马克思的预期。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超出了马克思的预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正对《序言》原理的突破和创新，”[9]体现在对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原理的认识上有了新突破，在社会革命内涵的认识上有创新，对生产关系消亡与产生条件的原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了一定创新，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终将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的原理有了更为深刻的新认识。

马克思以解放人类为使命，提出“两个不可避免”科学论断的同时，就已对未来理想社会提出了构想，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对“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方式，马克思与列宁曾先后提出，并尝试过“共同革命”和“输出革命”的模式，但都遭遇了失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度”低潮也正是“两个决不会”某种程度上的残酷所在。2015年，当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首提“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绝大部分人还未意识到这一轮全球化浪潮将走向终结。但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以及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这一进程已不可避免被大概率地加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当代阐述，当世界面临国际权力结构重组、全球性治理主体缺位等状况，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崭新篇章徐徐从中国大地向世界舞台延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崭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