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不法资本家的整治与改造

冯 兵，周 敏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610207）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进行社会改革和治理党内腐败，新政权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推进，党中央发现国家机关干部的腐败行为多与不法资本家的拉拢和行贿有关，于是，党中央发动了主要针对不法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可以说，“五反”运动就是在“三反”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引发出来的，是“三反”运动的延伸。［1］（P161）“五反”运动整治与改造的对象是不法资本家，主要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存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矛盾，不法资本家做出了一系列猖狂的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行为，造成国家机关内部腐败、社会矛盾突出，影响国营经济发展。整治与改造过程中，党中央主要采取群众揭发、坦白交待、群众斗争和按标准集中处理等措施，查处了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腐败问题，整治和改造了不法资本家。通过这次行动，党和国家确立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绝对领导地位，建立了工人群众的监督机制，形成了国家基本上能够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的局面，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有了实现的可能。这场整治与改造运动的成功开展，对于当今继续践行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有着重要借鉴意义，同时可为我国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本文以“三反”运动揭露不法资本家施放“五毒”为线索，以“三反”运动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分析为基础，以时间为序，论析中共整治与改造不法资本家的具体原因、步骤和影响。

一、整治与改造不法资本家的因由

新中国成立伊始，出于快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及全面进行社会改革的需要，中共减缓了打击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步伐。又适逢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我国军费开支庞大，为了积极推动国营经济的发展，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使一些不法资本家不仅不积极改造，反而得寸进尺，经济上试图取代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并施放“五毒”，严重影响国家政治清廉和国营经济发展。为打击不法资本家的嚣张气焰，中共最终决定开展“五反”运动，对不法资本家进行整治和改造。

（一）不法资本家施放“五毒”

1951年，我国的民主革命已经取得胜利，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各项制度逐步走向完善，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有着较高的威信。于此情况下，不法资本家不可能公开反对工人阶级，以“造反”之势争夺国家统治权。但他们通过施放“五毒”，即行贿、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偷税漏税、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试图从政治上腐蚀干部队伍；从经济上削弱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扩大资本主义经济；从社会上影响基础设施建设，最终从根本上动摇社会主义制度。不法资本家通过对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行贿，腐蚀、拉拢了一大批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2］天津的不法资本家甚至总结了一套行贿经验：“问钟点，就送表；吸烟找洋火，就送打火机；身体弱，送元鱼；好打牌赢了钱带走，输了给下账；爱面子，暗地里送；送结婚戒指，送小孩衣服，送满月鸡蛋，直到送干部父母棺材料子；包妓女，包舞女，以至赔上女儿、老婆。”仅不法商人马玉恒一人，就腐蚀干部170人，其中团、师、军级干部25人。［3］同时，在承包国家建设的工程中，不法资本家们用以次充好、以少报多、虚报人工、抬高成本等方式骗取国家财产，给国家建设项目造成了巨大损害。据统计，1951年天津、青岛、北京三市不法资本家在承制30万件军用雨衣时偷工减料，使国家损失100亿元。［4］（P399）偷税漏税、大发横财成为当时不法资本家们的一贯作风。在“五毒”行为中，最严重的就是不法资本家利用种种手段贿赂国家机关和国营经济产业内部的工作人员，把他们干部“拉下水”，充当其在国家机关内部的代理人和保护伞，造成党和国家机关内部腐败问题严重，极大地影响了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秩序。

（二）不法资本家多方面渗透

不法资本家不仅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而且还从思想上对新政权发起了进攻。经济上，不法资本家们将我国优先发展国营经济、限制资本主义诬陷为“与民争利”，企图占领轻工业这一重要经济领域，公然与国营经济分庭抗礼，企图取代国营经济在我国的领导地位。同时，不法资本家们为不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择手段。政治上，不法资本家要求与工人阶级“平起平坐”，他们不满意自己在国家机关中所处的地位，不愿意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甚至提出修改《共同纲领》。［5］（P4）不法资本家认为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因此不应该搞“歧视”，应该给资本家们以工人阶级同等的地位。思想上，不法资本家总是与工人阶级艰苦奋斗的思想精神背道而驰，不仅不提倡勤劳刻苦，反而到处散布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西方娱乐至上的糜烂生活方式，想要从精神上改变人民大众的观念，腐蚀机关工作人员甚至是领导干部的思想。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大力宣扬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制造了一系列的荒谬言论来为不法资本家的大肆进攻作掩护。

（三）抗美援朝战争形势需要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事件，军事上敌我力量悬殊，外境作战等多重因素决定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持久性，由此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据统计，1951年军费开支占整个国民经济的43%，［6］（P5）而此时国内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亦急需大量资金投入。抗美援朝带来了大量的军事用品订单，极大地刺激了国内的社会生产，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1952年上海市私营企业承接的军需品加工订货金额较1950年增长6倍以上，1951年全市开业的工商户显著增加，共17263户，其中工业户增加7325户，商业增加9938户。［7］这场跨国战争军需巨大，为资本家们提供了发财机会，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带来高利润的同时也产生了消极作用，即不法资本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他们得意忘形地要求国家取消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和限制，肆无忌惮地进行违法活动，谋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更有甚者，一些不法资本家们在承制军需用品时偷工减料和坑害中国志愿军。正处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关键时期的新政权无法容忍不法资本家破坏经济建设和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行为，因而对于不法资本家必须进行深刻的整治与改造。此时全国大规模的“三反”运动又相继曝出不法资本家“五毒”等违法行为。基于此，为了解决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严重腐败问题，恢复国营经济的正常秩序以及消除资产阶级在社会上的不良影响，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8］（P192）“五反”运动在全国范围逐步展开。

二、整治与改造不法资本家的步骤

1952年1月26日，中央发布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强调“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8］（P192），“五反”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运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揭发检举与坦白交待、深入发动群众和定案处理。

（一）第一阶段：检举揭发与坦白交待

一般认为，1952年1月26日到3月是“五反”运动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广大工人和店员积极揭发和检举不法资本家。通过发动广大的工人群众，重点排查违法工商户，打击资产阶级的嚣张气焰。国家组建检查组，分批进入私营企业，发动企业的工人、店员等，一般从工人的回忆、诉苦、控诉着手，倾听他们最深处的声音，同时打消工人的一切后顾之忧，动员他们勇于揭露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形成“五反”统一战线，使不法资本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这种利用群众运动来解决党和政府机关内部及社会上腐败、阴暗的问题，在当时是必要的。［9］同时，检查组还通过工商联各级组织和同业公会动员号召工商业者主动交待，但由于工商联和同业公会本身就存在许多不法资本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不仅不主动交待，反而通过各种行动肆意破坏“五反”运动的进行，因此主动交待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党中央在上述组织之外建立市、区节约检查委员会或者是“五反”运动委员会，［5］（P9）并在各行各业建立指挥所，直接领导斗争的开展。节约检查委员会一方面阻止资产阶级的破坏行动，一方面派出检查组发动群众进行审查。一段时间后，运动的成果十分丰硕，政府杀鸡儆猴，逮捕了一批顽固的不法资本家，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嚣张气焰，工人群众的热情高涨，投身“五反”运动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北京奸商刘元敬、李善长就是典型代表。他们在承包国家国防建设的工程中，非但不尽自己的职责完成国家所委托给他们的这一国防建设的重大任务，反而认为这是他们发财的大好机会，互相勾结谋取暴利，不惜通过偷工减料来破坏国防建设工程，并从中盗骗国家财产八十多亿元。打击不法资本家的斗争开始后，他们不仅不主动坦白，反而企图蒙混过关，最终在人民群众的揭发检举和节约检查委员会的调查下被送交法院依法惩办。［10］到2月中旬，毛主席发出《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的指示》，根据工商户违法的轻重、违法所得多少、政治态度好坏等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五类，这一划分标准有利于将斗争的重点放在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上。［11］（P55）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不法资本家们为对抗“五反”所订立的“攻守同盟”逐渐瓦解，试图破坏“五反”运动的企图被打破。

（二）第二阶段：深入发动群众

1952年3月到4月是“五反”运动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措施是更加深入地发动工人群众，对不法资本家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其他各阶层人士也积极行动，加入了“五反”运动统一战线。这一阶段是运动在全国普及、更加深入的阶段，也是决定性的阶段。工作队和检查组每到一家店和工厂，都密切联系工人和群众，引导小职员，再争取高级职员，与不法资本家斗智斗勇。随着运动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一些私人企业的高级职员经过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和说服以及工人阶级的积极争取，打消了原本的顾虑，回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积极投身于打击不法资本家的斗争中。在这一阶段中，工人群众主要通过和不法资本家“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来参与“五反”运动，一般是几个厂的工人群众联合起来召开劳资见面会，先由不法资本家坦白，然后工人、店员们检举和质问。许多不法资本家前期坦白时都只承认了自己的一小部分违法行为，而隐瞒了严重的部分，劳资见面会使得不法资本家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所有违法行为，老实接受群众的审判。这样一来大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的志气，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气焰。在工人阶级的不断努力下，青年、学生、妇女、市民和城市中的其他人员也加入到“五反”统一战线中来，掀起了全民“五反”斗争的高潮，使得不法资本家们的家属和子女也开始改变态度，纷纷动员自己的家人坦白，或者积极举报亲人的违法行为。全社会形成了广泛的“五反”统一战线，甚至连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加入了工人阶级的同盟。

随着运动的进行，一些“五毒俱全”的不法资本家逐渐改变了最初抗拒的态度，尤其是经过工人阶级的斗争之后，他们的态度开始转变，交待了他们的违法行为。而此时节约检查委员会为了动员其他不法资本家坦白交待，均给予宽大处理，要求他们将功赎罪，积极参与斗争。如天津市九区私营振亚铁工厂经理张治怀和正大明记料器厂经理李金铎，盗骗国家资财都在六、七亿元以上，但因坦白彻底、决心悔过，因此都得到宽大处理。他们深为感动，在处理大会上争先要求发言，感谢人民政府对他们的挽救，今后决定真诚地服从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依靠工人搞好生产，以抵补过去的罪过。［12］得到宽大处理的违法资本家们积极组成“立功小组”，帮助节约检查委员会的审查工作，同时亲自劝说一些不法资本家交待罪行。由于他们对资产阶级很了解，一经出手都有好的结果，斗争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推动了“五反”运动的深入发展。党和政府派出的检查组和工作队在斗争中也得到了锻炼，经验越来越丰富，领导力也不断提高，形成了一支在斗争中战无不胜的卓越队伍。

（三）第三阶段：定案处理

1952年4月到6月期间是“五反”运动的定案处理阶段。为了顺利完成“五反”运动，1952年3月5日，党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提出处理违法资本家的五条基本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11］（P55）按照这一原则，对五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理，要求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占95%，其中小额违法所得一般不予追究，对于半守法半违法户要求退回1951年的违法所得；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占5%，除了退回全部违法所得以外，还要按照情节严重的程度处以罚金；对于完全违法户一般还会没收其财产的部分或全部，并辅以一定的刑事处分。［13］处理过程一般分为三个步骤：一是不法资本家们互评并填写坦白书；二是工人、店员集体审查；三是经市、区节约检查委员会批准。批准后前三类以口头或书面形式通知到位，后两类则由人民法庭进行宣判。在审判的过程中，各机关、团体负责人和工人、店员中的部分人都会参加，也就是说人民法庭是在紧紧依靠群众的基础上进行调查和审判的，这成为“五反”运动对不法资本家进行整治与改造的有力武器。

5月上旬，全国范围内的“五反”运动己经进入结束阶段。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为了好好结束这场斗争，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虎头蛇尾，草率结束，特别是误解处理从宽，对违法工商业者缺乏应有的严肃性，以致引起基本群众不满，并将导致不法资本家分子再行嚣张。一种是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不肯将计算过高的资本家违法所得数目合理地降下来，认真核实，正确定案。同时又存在着要求多罚、多补、多搞公私合营、多行没收的错误想法，而不顾实际经济情况，导致严重地忽略了今天继续团结和改造资本家进行生产使工人不致失业的重要意义。”［14］（P305）并且宣布：“为在‘五反’运动结束以后能及时调整经济生活，集中力量于恢复生产营业和发展城乡交流，所有尚未进行‘五反’的中小城市和集镇，均一律不在目前再行开始‘五反’。”［14］（P312）至此，“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通过运动的整治与改造，从定案结果来看，中共对不法资本家的处理既符合政策要求，又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广州、沈阳等九大城市审查了四十五万多户私营工商业者，其中百分之七十六曾有各种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对他们都进行了守法的教育，并作了适当的处理，其中特别严重的并予以法律制裁。［15］10月25日，党中央批转了中央政治研究室廖鲁言所作的《关于结束“五反”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根据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5大区67个城市和西南全区的统计，参加“五反”运动的工商户共有999707户，受到刑事处分的有1509人,占工商户总数的1.5‰。其中，判处死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的19人，占判刑总数的1.26%。根据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济南八大城市统计，定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的，共占工商户总数的97%以上。［1］（P183-184）通过“五反”运动，中共严重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对不法资本家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整治与改造。

三、整治与改造不法资本家的实效

“五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五反”运动的胜利结束，有力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严重的“五毒”行为，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巩固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推动了在私营工商业中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民主改革的进程，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确保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回击资产阶级反限制斗争取得的一个重要胜利。［6］（P19）

（一）打击了不法资本家施放“五毒”的猖狂行为

1951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两年，国内社会矛盾突出，社会秩序不够稳定，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亟需巩固，各行各业均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国家的重点任务在于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促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中共减缓了打击和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的步伐，希望私营企业能够带动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从而解决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发展问题。私营企业的不法资本家却不这样认为，他们不仅不感恩国家的宽大处理，反而得寸进尺，认为这一举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妥协，新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离不开资本主义经济，甚至产生了以资本主义经济代替国营经济地位的想法。［16］于是，不法资本家猖狂地向整个社会施放“五毒”，政治上通过各种方式大肆拉拢、贿赂国家官员充当其代理人，造成党和国家机关内部腐败问题严重；经济上，用资本不断地打击国营经济，试图取代国营经济的地位；思想上，大力宣扬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腐蚀人民群众的思想，在社会中产生了一系列的不良影响。

“五反”运动严厉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严惩了严重违法的不法资本家。“在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广州、沈阳等九大城市审查了四十五万多户私营工商业者，其中百分之七十六曾有各种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对他们都进行了违法的教育，并作了适当的处理，其中特别严重的予以法律制裁，这样就使中国资产阶级的违法行为大大减少。”［15］运动进一步限制了私人资本主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使不法资本家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必须老老实实的遵守共同纲领，服从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17］（P13）许多不法资本家在整治与改造的过程中体会到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认识到反对工人阶级、反对人民政权是没有出路的。整治与改造的结果是他们甘心服从工人阶级、国营经济的领导，认识到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无可替代。［18］（P212）“他们确实感受到政府对他们的宽大处理，体会到政府政策的正确及职工同志们大公无私的伟大气魄。上海福源钱庄资方说，我总以为过去我和职工的关系不好，职工一定要为难我了，但在我补充了坦白材料以后，职工就大公无私的把我通过了，我太感动了。 ”［17］（P13）

（二）维护了国家利益，净化了干部队伍

前期的“三反”运动中，一些机关单位揭发了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等违法行为，同时发现了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大量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均与社会上不法资本家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行为密不可分，由此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开展了主要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五反”运动。通过工人、店员的揭发检举、一些不法资本家的坦白交待以及节约检查委员会的调查发现，不法资本家通过大量的行贿、拉拢行为，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贿赂了大批官员，有些甚至是高级干部，用以充当不法资本家的代理人和保护伞。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严重危害了干部队伍建设，污染了政治环境。“五反”运动整治与改造不法资本家后，从他们的违法罪行中牵扯出了一批腐败官员，中共及时对这些官员进行处理和审判，努力维护和保障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在这次运动中，有百分之四点五的国家工作人员因为有不同程度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行为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特别严重的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样就大大地纯洁了国家机关，使人民政府和劳动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使机关内部的纪律性和工作效率大为提高，从而使国家开支大为节省。”［15］同时，由于一批腐败官员受到了处理，国家机关内部也迎来了新鲜的血液，一定程度上净化了干部队伍。

（三）保持了工人阶级的政治优势，巩固了国家政权

整治与改造不法资本家的关键是工人阶级。中共开展整治与改造不法资本家的运动主要依靠工人、店员的揭发检举和控诉，要求不法资本家坦白交待，根据其罪行进行处理和审判，这些环节均需要工人阶级严格把关。工人阶级在这一过程总是处于主导地位，国家给予了他们反抗不法资本家压迫的机会，让他们“面对面”地审判不法资本家，从而认识到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认识到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在我国势必会被消灭，工人阶级才是真正的主人翁。从巩固新政权的阶级基础这一角度看，“五反”运动前，共产党要求资产阶级遵守《共同纲领》，主要是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来调控，而缺乏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五反”运动改变了这种状况，工人阶级、人民大众思想觉悟空前提高，对私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监督和管理不是单纯的国家行政部门的事，而是把国家的领导与私营企业内外的人民群众的监督结合起来，从而大大巩固了人民政权的阶级基础。［18］（P210）同时，“五反”运动中对不法资本家的整治与改造，从根本上打击了不法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的信心，使其企图以资本主义经济取代国营经济的阴谋被扼杀在摇篮里，并使其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必定会被改造，国营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不可能被取代。

结语

“五反”运动已经过去七十年。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与七十年前的新民主主义中国相比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方面均有了巨大进步和发展。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为了整治与改造不法资本家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五反”运动可谓意义重大。正是“三反”运动揭露了不法资本家拉拢、贿赂党和国家干部，造成党内政治腐败，并进一步发现不法资本家施放“五毒”、多方面渗透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形势的需要，中共才决定开展“五反”运动，对不法资本家进行大力整治与改造。“五反”运动中整治与改造不法资本家的行动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这一运动保障了工人阶级的政治优势，巩固了新生的国家政权，确立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五反”运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疯狂进攻的嚣张气焰。“五反”前，工商资本家对本阶级的社会地位及历史责任感是颇为自负的，对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才配领导，“内心并不同意”。［19］经历了“五反”运动，工商资本家的心理经受了不小的打击，他们的自负心理已经荡然无存。“工商业者在舆论面前己抬不起头，而企业内部权力天平也向工人倾斜，除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其他选择。”［20］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到：按照《共同纲领》的要求去做，合法生产，合法经营，还是有出路的，只有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才能进步，才能有前途。他们内心服从了共产党的领导。于此同时，造成“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21］使资产阶级的威风在绝大多数企业中扫地以尽，实际上丧失了或者基本上丧失了控制企业的权力，“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22］（P1055）因此“五反”运动中对不法资本家的整顿和改造，不仅牢固确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还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和完成，为当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