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苗族刻道的文化基因研究

2021-12-14 14:26:44王庆贺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21年6期

摘要:文化传承的关键在于基因要素的识别与传递。黔东南苗族刻道文化基因的提取应遵循唯一性、独特性、总体优势、时间性的原则,运用要素解构、类型比较、文化系统验证等方法,识别其外形基因、内涵基因和生存基因,并对相应的基因要素进行传承和保护。

关键词:黔东南;苗族;刻道;文化基因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1)06 - 0073 - 13

文化基因是生物基因概念的类比,由英国生物学家道金斯在其出版的《自私的基因》中提出,认为文化基因是文化进行代际传播的基本单元[1]。文化基因概念的提出引发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1998年道金斯的学生苏珊·布莱克摩尔在《谜米机器》一书中指出“meme”(即觅母)是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的途径,尤其是通过模仿而实现自身的传递。[2]受道金斯等人的影响,中国学者刘长林[3]、吴秋林[4]、赵传海[5]、刘沛林[6]、柏贵喜[7]等从不同的视角对文化基因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概言之,文化基因是在某一文化系统中,对该文化系统的性质和特征起决定性作用且具有复制性和相对稳定性的文化因子[8]。《刻道》是《苗族古歌》的一种,是苗族歌文化的典型代表,但从《刻道》演唱的内容及其所依托的物质、文化载体来看,《刻道》与其他《苗族古歌》有着明显的区别。可见,黔东南地区盛行的《刻道》文化具备区别于其他类型《苗族古歌》的文化特质,因而可将苗族《刻道》的基因概念界定为对《刻道》的特征和文化内涵起决定作用,并具有可传承性和相对稳定性的文化因子,这些文化因子还扮演着与其他地区、其他类型《苗族古歌》相区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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