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教师职业倦怠研究：知识基础、热点主题与前沿进展
——基于WOS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

郭绒

（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所，北京 100875）

职业倦怠作为影响教师质量的关键因素备受国际社会关注。教师职业倦怠是指教师经历的一种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个人成就感降低的症状。[1]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各国学者聚焦于教师职业倦怠研究，至今已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表明，教师是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各国教师普遍经历着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2]它不仅对教师个人身心健康、工作满意程度产生负面影响，更通过影响教师的教学方式、职业承诺、动机水平对课堂教学质量、学生学业成就产生消极作用。[3]在提升教育质量的时代背景下，深入分析国际教师职业倦怠研究的热点与前沿，有利于深化教师职业倦怠研究、探寻教师职业倦怠的破解之道，对提升教师质量、促进儿童发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分布

本研究以Web of Science（简称WOS）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为数据检索平台，以标题为教师职业倦怠（TI=teacher burnout），时间跨度为所有年份（1900-2021），文献类型为论文（Article）和综述（Review）为检索条件，截至2021年 10月 21日，共检索到SSCI文献595篇，经数据去重和清洗得到最终文献493篇。从时间分布上看，自1979年第一篇教师职业倦怠的SSCI文献发表，教师职业倦怠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2018年以来教师职业倦怠的发文量更是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情况（见图1）。从来源出版物分布上看，493篇文献来源于196家期刊，期刊分布范围较广，其中《教学与教师教育》（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心理报告》（Psychological Reports）和《教育》（Education）发文量位居前三（分别为6.49%、3.04%和2.84%），是教师职业倦怠研究的重点期刊。

图1 教师职业倦怠研究发文量的时间分布

（二）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使用的研究工具为CiteSpace 5.7.R3可视化软件。CiteSpace是由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陈超美教授基于Java计算机编程语言开发的一款文献计量可视化软件，[4]其贡献在于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形成可视化图谱从而直观呈现某个研究领域在一段时期内的知识基础、研究主题和研究前沿。[5]

（三）数据处理

基于CiteSpace的分析原理，本研究通过文献共被引分析和作者共被引分析探索国际教师职业倦怠研究的知识基础；通过施引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分析探索国际教师职业倦怠研究的热点主题；在此基础上以关键词作为突现词进行突现词探测，并结合关键词所在的施引文献来探究国际教师职业倦怠研究的前沿进展。据此，相关参数设置如下：时间范围设定为1979年到2021年，一个时间切片（Year Per Slice）为2年。节点类型（Node Types）在共被引分析中分别设为被引文献和被引作者；在共现分析中设为关键词。节点阈值选取标准（Selections Criteria）在共被引分析中设定为g-index（k=25）；在共现分析中设定为Top50。其余参数均为默认值。

二、结果与分析

（一）知识基础

CiteSpace中文献共被引分析可以发掘某一领域的高被引文献，这些文献奠定了该领域的知识基础。[6]而作者共被引分析能呈现某一领域内的权威专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该领域知识演进具有关键意义。[7]

1.关键文献：奠定了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和作用后果的分析思路

经文献共被引分析得到被引频率不低于10的高被引文献共8篇，它们是教师职业倦怠研究的关键文献，从两方面奠定了教师职业倦怠研究的知识基础。

第一，影响教师职业倦怠的三因素为：个体因素、组织因素与交易因素。科基诺斯（Kokkinos C. M.）等人2007年发表的《小学教师的工作压力源、人格特征与职业倦怠》（共被引频次数为11）发现，教师的人格特征和工作压力源与其倦怠有关，这是从组织因素和个体因素分析教师职业倦怠的萌芽。[8]张美玲（Chang M. L.）2009年发表的《教师职业倦怠的评价视角：审视教师的情绪劳动》（共被引频次数为13）将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由两因素拓展为三因素：个体因素、组织因素和交易因素。个体因素回答了“谁”（Who）容易经历职业倦怠，主要指个人特征，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人格特征；组织因素回答了“什么”（What）导致了教师的职业倦怠，主要指机构和工作特征，如不适宜的工作要求、学校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行政支持等；交易因素则回答了“谁”在“哪种”（Which）情况下会容易职业倦怠，主要指个体因素与组织因素的交互结果，如教师对学校领导风格的看法、教师对学生不良行为的归因等。[9]就交易因素而言，张美玲发现作为交易因素的一种——教师对学生行为和其他教学任务的惯性评价模式，会使教师反复体验不愉快情绪，进而导致职业倦怠。此外，费内特（Fernet C.）等人2012年发表的《预测教师职业倦怠的个体变化：感知到的学校环境和动机因素的作用》（共被引频次数为18）发现了教师感知到的学校环境（课堂负荷、学生破坏性行为和校长领导行为）这一交易因素对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10]就个体因素而言，斯卡尔维克（Skaalvik E. M.）等人2010年发表的《教师自我效能与教师职业倦怠的关系研究》（共被引频次数为18）验证了教师自我效能、工作满意与教师职业倦怠的两个维度（情绪耗竭和人格解体）均呈负相关。[11]就组织因素而言，艾楼（Aloe A. M.）等人2014年在《学生不良行为与教师职业倦怠的多变量元分析》（共被引频次数为11）中发现学生不当行为与教师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显著相关，其中对教师情绪耗竭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人格解体，最后是个人成就感。[12]

第二，教师职业倦怠的双主体后果：教师后果与学生后果。其一，职业倦怠对教师的消极影响。哈卡宁（Hakanen J. J.）等人2006年发表的《教师职业倦怠与工作投入》（共被引频次数为12）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验证了教师工作幸福的两个平行过程——能量过程（工作要求→职业倦怠→健康疾病）和激励过程（工作资源→工作投入→组织承诺），发现了工作要求能诱发教师职业倦怠进而影响教师健康。[13]其二，职业倦怠对学生的消极影响。奥伯勒（Oberle E.）等人2016年发表的《课堂上的压力传染？教师职业倦怠与小学生早晨皮质醇的关系》（共被引频次数为14）基于人格压力传染理论，首次揭示了在课堂环境中教师职业压力对学生生理压力的消极影响，具体表现为教师的高倦怠水平可以显著预测学生早晨较高的皮质醇水平。[14]赫尔曼（Herman K. C.）等人2018年在《教师压力、倦怠、自我效能、应对方式及相关学生后果的经验分析》（共被引频次数为10）将教师划分为高应对/低倦怠（60%）、中等应对/中等倦怠（30%）、低应对/高倦怠（3%）以及高应对/低倦怠（7%）四种类型，并且发现低应对/高倦怠的教师与最差的学生成绩相关。[15]

2.关键学者：奠定了教师职业倦怠的概念框架、测量工具和研究主题等

经作者共被引分析得到被引频率不低于90的高被引作者共6位，他们是教师职业倦怠研究的关键学者，其相关成果在概念框架、测量工具等方面奠定了这一领域的知识基础。

美国纽约精神病医生弗登伯格（Freudenberger H. J.）（共被引频次数为104）是最早研究职业倦怠的学者，也是从临床视角研究职业倦怠的先驱。弗登伯格在其1974年的经典代表作《另类医疗机构中的员工倦怠综合征》中首次提出了职业倦怠一词，开启了职业倦怠的研究。[16]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马斯拉赫（Maslach C.）（共被引频次数为408）和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舍费利（Schaufeli W. B.）（共被引频次数为148）是系统研究职业倦怠的主流学者，奠定了教师职业倦怠的概念框架、测量工具和主要研究议题。其中，马斯拉赫是系统研究职业倦怠的先驱。她在《职业倦怠的测量》《倦怠：护理成本》《关于倦怠的真相》等著作中，从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低个人成就感三方面界定了职业倦怠的概念，并据此编制了测量职业倦怠的量表，而后探寻了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经典概念框架、测量工具和研究主题。舍费利作为马斯拉赫的主要合作者，其贡献在于通过大量实证研究验证了马斯拉赫职业倦怠量表（Maslsch Burnout Inventory，MBI）的信效度，并且与马斯拉赫等人一起编制了《MBI通用版》。此外，他还对这一量表进行了跨文化改编和推广，如在《荷兰教师职业倦怠：基于一项职业倦怠量表的效度研究》中编制了适应于荷兰本土的教师职业倦怠量表。

英国约克大学教授基里亚库（Kyriacou C.）（共被引频次数109）、挪威科技大学教授斯卡尔维克（Skaalvik E. M.）（共被引频次数104）、以色列的亨利埃塔·斯佐德研究所教授弗里德曼（Friedman I. A.）（共被引频次数98），则对教师职业倦怠研究进行了丰富的探索，尤其是为探究影响教师职业倦怠的个体和组织因素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支撑。其中，基里亚库较早关注到教师职业倦怠问题，他1987年的代表作《教师压力与职业倦怠：国际研究综述》系统地综述了教师职业倦怠的定义、模型、测量方法、影响因素以及应对策略。[17]斯卡尔维克在《教师自我效能的维度及其与压力因素、教师集体效能、教师职业倦怠的关系》《教师职业倦怠的维度及其与学校情境感知的关系》等著作中，对影响教师职业倦怠的个体因素以及组织因素进行了丰富的探究。弗里德曼则进一步聚焦于组织因素对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如学校文化、学生不当行为、人际关系等，相关代表作有《高、低职业倦怠学校：教师职业倦怠的学校文化方面》《导致教师倦怠的学生行为模式》等。

（二）热点主题

研究热点是某个领域较多探讨的研究主题。鉴于关键词是对研究领域核心内容的集中反映，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并借助CiteSpace自动聚类功能得到关键词聚类图谱，自动识别出14个聚类，包含关键词节点609个，节点连线3627条。本研究聚焦于所含节点数较多的前五大聚类（见图2）。

图2 教师职业倦怠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

1.诱发教师职业倦怠的组织因素

第一个研究热点所在聚类是Cluster0，轮廓值（Sihouette）为0.845（>0.7），共包含57个关键词节点，其中高频关键词有8个：教师、工作投入、工作资源、工作要求、职业承诺、自我效能、抑郁和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结合关键词所在施引文献发现，该聚类聚焦于诱发教师职业倦怠的组织因素，表现为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两方面。例如胡克（Huk O.）等人发现教师职业倦怠与学校要求正相关、与学校资源（来自管理者和同事的支持）负相关。[18]胡特尔（Hultell D.）等人调查瑞典1290名初任教师发现，工作要求、工作资源、私人生活与工作之间的外溢对职业倦怠和工作投入的解释方差最大，这不仅支持了工作环境对职业倦怠的重要影响，也启发了对教师个人生活与工作关系的探究。[19]此外，弗里德曼等人发现学生的不当行为可预测教师职业倦怠水平，并且男教师的倦怠主要受学生注意力不集中的影响，女教师的倦怠主要受学生不尊重的影响。[20]

2.教师职业倦怠的测量与教师职业倦怠量表

第二个研究热点所在聚类是Cluster1，轮廓值为0.86（>0.7），共包含56个关键词节点，其中高频关键词9个，分别为职业倦怠量表、模型、满意度、效度、维度、验证、样本、初级的和态度。结合施引文献分析发现，该聚类聚焦于教师职业倦怠的测量与教师职业倦怠量表的应用。教师职业倦怠的测量主要依托于量表，而最经典的量表就是马斯拉赫职业倦怠量表。马斯拉赫等人在《职业倦怠的测量》中依据职业倦怠三维度，开发了面向服务行业人员的马斯拉赫职业倦怠量表。[21]目前马斯拉赫职业倦怠量表已演化为三个版本，即MBI服务业版、MBI教育者版以及MBI通用版。大量研究也验证了马斯拉赫职业倦怠量表不仅具备较好的信效度且具备信效度的跨文化一致性。例如，伯恩（Byrne B.M.）以2931名基础教育阶段教师为样本进行验证性和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马斯拉赫职业倦怠量表在测量教师职业倦怠上具有较好的信效度。[22]舍费利等人以326名荷兰中学教师为被试，验证了在荷兰这样的非英语国家，马斯拉赫职业倦怠量表是一种有效、可靠的教师职业倦怠测量工具。[23]

3.诱发教师职业倦怠的个体因素

第三个研究热点所在聚类是Cluster2，轮廓值为0.777（>0.7），共包含54个关键词节点，其中高频关键词为压力、教师职业倦怠、行为、支持、心理健康、信念、儿童和中学老师。结合施引文献分析，该聚类集中描绘了诱发教师职业倦怠的个体因素，如教师的信念、人格特质、教师准备、教师效能等。例如，胡克等人发现非理性信念对教师职业倦怠有预测作用。[24]塔西奇（Tasic R.）等人调查了302名幼儿园教师发现，攻击性、神经质、开放性的人格特质和年龄与教师职业倦怠显著相关。[25]斯卡尔维克等人区分了教师自我效能与教学效能，并且用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教师自我效能对教师职业倦怠的预测作用。[26]此外，教师自我效能与教师职业倦怠也往往被视为教师个体因素共同作用于教学质量和学生成绩。[27]近些年其他的一些个体因素如教师的社会情感能力[28]、情绪智力[29]、情绪劳动[30]等也日渐受到关注。

4.教师职业倦怠与教师健康

第四个研究热点所在聚类是Cluster3，轮廓值为0.762（>0.7），共包含51个关键词节点，其中高频关键词为健康。结合施引文献分析，该聚类主要探讨教师职业倦怠与教师健康的关系。一方面，教师健康影响教师职业倦怠水平。例如，卡彭（Capone V.）等人调查了285名高中教师发现，心理健康水平较好的教师，其职业倦怠水平较低。[31]另一方面，教师职业倦怠也对教师健康产生负面影响。[32]例如，桑塔娜（Santana Â. M. C.）等人发现，相比较于男教师，职业倦怠对女教师的健康影响更大。经历较大职业倦怠的女性教师的主要疼痛部位为头部、右肩、胸部、脊柱；而男教师则为手臂、脊柱和臀部。[33]此外，教师职业倦怠综合征所表现出来从轻微的沮丧、焦虑、易怒到情绪耗竭，以及更严重的心理抑郁本身也是教师心理健康不佳的表现。需注意，以中国香港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教师所经历的职业倦怠问题引发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这启发了后续教师职业倦怠与教师健康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5.教师职业倦怠的应对策略

第五个研究热点所在聚类是Cluster4，轮廓值为0.822（>0.7），共包含48个关键词节点，其中高频关键词为自我效能、工作投入、职业倦怠、情绪枯竭和环境。结合施引文献分析，该聚类聚焦于教师职业倦怠的应对策略。一方面，通过教师专业发展或干预项目，提高教师自身应对职业倦怠的技能。皮耶尔特（Pyhältö K.）等人调查了2310名芬兰在职小学和初中教师发现，良好的主动性策略，即调节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自我调节）、与他人合作（共同调节），与较低的职业倦怠风险有关。[34]帕夫利杜（Pavlidou K.）等人发现，人际应对策略对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最大。[35]孙瑾（Sun J.）等人发现，增加正念的使用、提高自我接纳程度，以及减少感知的压力，可能有助于防止或减轻特殊教育教师的倦怠。[36]另一方面，组织或社会为教师提供外部支持可缓解其职业压力。菲奥里利（Fiorilli C.）等人研究发现，在职业倦怠和工作投入方面，家庭是意大利教师最重要的支持来源；亲近的学校同事和领导的支持与职业倦怠也密切相关。[37]詹森（Jensen M. T.）等人采用随机对照实验设计发现，领导支持与教师职业倦怠、教师职业倦怠与课堂情绪氛围之间显著相关，并且领导支持通过教师职业倦怠间接影响课堂情绪氛围。此外，师生比调节了教师职业倦怠与课堂情绪氛围的关系。[38]

（三）前沿进展

研究前沿是某个领域中最先进、最新、最有发展潜力的研究主题，在CiteSpace中它由一定时间内突然涌现的突现词来体现。[39]突现率高低可以体现出某一突现词在领域前沿中的价值，突现率越高则该突现词对于领域前沿的贡献率越大。突现结束年份显示出某一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突现结束年份越近昭示着最新的领域研究动向。在关键词共现分析基础上利用突现词探测获取教师职业倦怠研究领域的高突现率关键词共10个（见表1）。由表1可知，既是高突现率又是突现结束年份为近三年的关键词为自我效能、工作满意、工作投入，它们代表着教师职业倦怠的最新研究前沿。

表1 教师职业倦怠研究的高突现率关键词

1.自我效能与教师职业倦怠

自我效能是指人对自己是否能做好某件事情的主观判断，它作为影响教师职业倦怠的重要个体心理因素被广泛关注。结合自我效能的节点细节（Node details）发现，1979-2021年，教师职业倦怠研究中自我效能出现了62次，其中2003-2008年初始阶段出现了3次，2009-2018年增加阶段出现了27次，2019-2021年突现阶段出现了32次。在突现阶段，教师自我效能被不断细化为个人效能、集体效能、教学效能和人际效能等，学者们更加注重探索不同类型的效能对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例如，莫莱罗·朱拉多（Molero Jurado）等人将可感知的教学效能分为个人效能和集体效能，并且通过对意大利不同学校的500名高中教师测试发现，教师职业倦怠与低效能、低工作满意和低职业承诺相关。并且，个人效能感在职业倦怠与工作满意之间具有中介作用。[40]此外，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以及自我效能与其他影响因素对职业倦怠的交互作用也是重要研究议题。如西蒙斯（Simões F.）等人将自我效能界定为人际资源，并且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发现教师人际自我效能在学生不当行为和教师职业倦怠之间起中介作用。[41]

2.工作满意与教师职业倦怠

工作满意是工作者对工作满足的一种体验，是当前职业倦怠研究中第二大关注点。1979-2021年，国际教师职业倦怠研究中工作满意出现了56次，其中，1997-2006年初始阶段出现3次，2007-2016年增加阶段出现16次，2017-2021年突现阶段出现37次。在突现阶段，教师职业倦怠中的工作满意研究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工作满意往往作为教师职业倦怠的互补概念而与教师职业倦怠作为共同观测变量。例如，阿特马卡（Atmaca Ç.）等人考察教师情绪与职业倦怠、工作满意的关系发现，“快乐”和“爱”与工作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而“爱”“悲伤”和“恐惧”对教师职业倦怠有显著的预测作用。[42]另一方面，工作满意及其相关因素（如教师情绪、自我效能、外部支持等）与教师职业倦怠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例如，斯梅塔奇科娃（Smetáčková I.）等人基于对2394名捷克小学教师的调查发现，工作满意度越高的教师不仅倦怠症状越低，而且自我效能越强，使用积极策略应对职业倦怠的频率也越高。同时，研究也发现职业倦怠水平较高的教师工作满意度较低，且自我效能感较低、使用消极策略应对职业倦怠的频率较多。[43]

3.工作投入与教师职业倦怠

工作投入是一种积极、充实、与工作相关的精神状态，其特征是活力、奉献和全神贯注。工作投入是当前教师职业倦怠研究的第三个关注点。1979-2021年，国际教师职业倦怠研究中工作投入出现了41次。其中，2007-2009年初始阶段出现了2次，2010-2014年增加阶段出现了6次，2015-2021年突现阶段出现了33次。在突现阶段，主要聚焦教师职业倦怠和工作投入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例如，贝梅乔托罗（Bermejo-Toro L.）对西班牙马德里47所中小学的413名教师的调查发现，教师工作投入对教师职业倦怠有相当大的影响。[44]此外，教师的人格特质或导向类型对于教师工作投入和教师职业倦怠的作用机制是职业倦怠研究的新前沿。例如，阿博斯（Abós Á.）等人调查了584名中学教师发现，教师的职业倦怠和工作投入并存，且不同的人格特质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教师的职业倦怠水平和工作投入水平，如中等水平工作投入的教师比高水平工作投入但伴有中等水平狂热倦怠症的教师在工作中更具适应性。[45]乌桑苏坡维亚（Usán Supervía P.）等人运用MBI通用版、工作投入量表和成功感问卷调查了576名教师发现，任务导向负向预测了教师职业倦怠水平，而自我导向与工作投入相关。[46]

三、结论与展望

当前，总体上国际教师职业倦怠研究呈现出“峰”型结构，即立足某个知识基础，聚焦主题，进行具体主题的前沿探究；“多峰林立”则构成了整个教师职业倦怠研究的生态体系。例如，从早年探讨影响教师职业倦怠的三因素（知识基础），到聚焦于教师职业倦怠的组织因素（研究热点），再到近年对组织因素中工作投入的高频探讨（研究前沿），由此构成教师职业倦怠影响因素研究的“峰”型结构。这一结构有利于教师职业倦怠研究领域知识有根基的持续生长，有效推动了教师职业倦怠研究领域知识的传承与创新。然而，当前教师职业倦怠研究也呈现出过于局限于对具体问题的探讨，相对缺乏对个人发展、教育进步和文化情境的关照。依据生态系统理论，教师职业倦怠问题是嵌套于个人系统、教育系统和文化系统之中的，因此，未来研究宜将“教师职业倦怠”纳入“人-教育-文化”发展的三重语境中深入探究，促进领域知识纵向生长的同时，推动知识生产与个人发展、教育进步和文化自觉之间的积极互动。

首先，聚焦教师个人发展，丰富教师职业倦怠的循证干预研究。破解教师职业倦怠难题、提升教师生涯质量是教师职业倦怠的研究旨归。目前有关教师职业倦怠的循证研究多为相关研究，其证据的有效力较弱。尽管已有一些专门致力于改善教师职业倦怠的实验干预研究，但总体数量不足，且存在样本量较少、周期较短的情况，项目成效仍待进一步验证。按证据效力从高到低，循证研究可分为六个等级：随机对照实验、对照组实验、前后对照研究、相关研究、案例研究和叙事研究。[47]因此，未来可以教师职业倦怠的实验干预研究为重点丰富教师职业倦怠的循证研究，基于高效力证据寻求教师职业倦怠的破解之道。例如，通过横向随机对照实验或纵向追踪实验来检验“社会情感学习”或“正念训练”等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对减轻教师职业倦怠、激发工作热情的作用。

其次，走向教育质量提升，拓展教师职业倦怠相关因素及其对教育质量的作用机制研究。教师职业倦怠的相关因素研究不仅是国际教师职业倦怠研究的热点主题，更是前沿主题。它主要涉及三部分：影响教师职业倦怠的前因变量，包括组织因素和个体因素；教师职业倦怠的后果变量，如工作投入、学生发展、课堂教学质量等；由“前因变量-教师职业倦怠-后果变量”构成的作用机制。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新情况和新因素已经出现，这就需要研究者与时俱进地拓展研究以回应社会发展、教育变革和儿童成长的需求。尤其是在当前教育质量提升的时代背景下，可结合教师职业倦怠的三大前沿主题，探究教师职业倦怠与教师自我效能、工作满意、工作投入、学生发展、课堂教学质量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阐释这些因素通过何种机制作用于各级各类教育质量。

最后，注重文化情境自觉，加强教师职业倦怠的本土研究和跨文化研究。当前大部分教师职业倦怠的本土研究主要为现状调查，深层次的案例研究较少。对本土典型案例的剖析能探明教师职业倦怠的微观动因和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因素，有利于弥补宏观调查的不足。此外，当前教师职业倦怠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也相对缺乏。因文化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师职业倦怠的产生原因、外部表现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文化和地区差异[48]，如前所述亚洲文化下的组织情景因素对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与西方文化存在较大差异。跨文化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丰富教师职业倦怠研究的多样性、加强国际研究的对话与交流，更有利于深刻地理解教师职业倦怠的文化和地区差异。因此，未来不仅要丰富教师职业倦怠的本土案例研究，提炼本土情境下教师职业倦怠的理论和模型，同时，也要将本土案例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促进教师职业倦怠研究的跨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