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域与再嵌入:后疫情时期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新范式

2021-12-18 09:56魏巍
黑龙江教育·高校研究与评估 2021年12期
关键词:后疫情爱国主义教育

摘    要:重大疫情的爆发对教育生态场域产生了深刻影响,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在教育主客体之间、教育情感情绪、教育边界等方面出现了脱域现象。根据互联网的发展、大学生目前的生存状态,重新审视和研判网络环境嵌入的可能性及方式是后疫情时期高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文章从多元化知识体系的构建、仪式化传播策略的运用和信任型虚拟场域的建构方面提出后疫情时期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新范式。

关键词:脱域;后疫情;爱国主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21)12-0087-03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教育系统全面实施网络教学,教育生态场域中的社会关系从原有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出来”,出现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脱域”现象。面对后疫情常态化管理,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面临前所未有的时空挑战:教育主客体脱域后的教育活动是否能发挥原有作用,大学生在现存场域教育效果的实现是否真实,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应如何优化才能更好地适应疫情常态化管理后的发展,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都值得学界深入探索。

一、脱域:重大疫情對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

爱国主义教育不是单向的灌输,它所营造的生态场域包括以社会环境为主体的宏观生态场域、以学校环境为主体的中观生态场域和以学生具体活动环境为主体的微观生态场域。而重大疫情的爆发对教育生态场域产生了深刻影响,爱国主义教育生态场域出现脱域现象,表现在教育主客体之间、教育情绪情感、教育边界等方面。

(一)教育主客体关系的脱域

1.支配关系虚拟化。疫情期间,爱国主义教育生态场域的宏观、中观、微观场域几乎全部集中到虚拟场域。网络虚拟展厅的开设,数字化教育、学习方式的开展,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及过程,从原有的同一时间、共同空间中脱离出来,呈现虚拟化,基于实体空间所形成的爱国主义教育生态场域逻辑、文化习惯与制度规约在网络场域中消解。

2.双主体性显著化。疫情使大学生从社会、学校等地方性空间中抽离出来,嵌入无限延伸的再造时空中,网络空间成为学生与社会互动的无形载体和重要场域,而互联网自由、开放的技术特质与去中心化、扁平化结构属性,决定了教育双方在网络场域中的双主体性更为凸显。教育者不再拥有把握信息资源的优势,受教育者在兴趣和需求的指引下逐渐掌握更多的信息资本,教育生态场域中的“位置—权力关系”发生变化,双主体性特征更为明显。

3.教育引导式微化。网络教学生态场域一方面改变了以往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习惯和规则,对思政教育工作者把握网络场域、评估学生网络心理特征、采用新媒体技术开展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另一方面教育双方互动关系的脱域使思政教育工作者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反馈无法及时把握,对教育活动反馈的情绪情感的真实性无法准确把握和判断,致使疫情期间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力式微。

(二)教育情绪情感的脱域

互联网教育活动使爱国主义教育的主客体双方关系出现了实体场域的脱域现象,也让双方的教育情绪情感出现了脱域现象。

1.情绪情感脱域的原因。在学校实体场域中,教育主客体双方的情绪情感在同一个场域发生,即便是偶尔采用网络教学场域,所在场域也是公共的,比如教师在办公场所,学生在图书馆、自习室等公共场所。而疫情后的网络教育场域却将教育主客体双方从公共实体场域中脱离出来,置身于私人实体场域之中。

2.情绪情感脱域的影响。公共教学环境的脱域导致爱国主义教育主客体双方的情绪情感脱域,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过程缺失了现场感和公共感,同时也消解了严肃性。思政教育工作要发挥作用,必须通过人来实施和转化,这就要求思政教育工作者在开展教育活动过程中要具有饱满的感染力、足够的说服力,才能实现教育的影响力。但在私人实体场域中,由于公共场域氛围的缺失,思政教育工作者的情绪情感无法做到沉浸,致使教育缺乏感染力,并且由传统教育方式的习惯规则被打破所带来的不适应也会影响教育方式的表达和传播。另一方面学生在家庭场域中参与教育活动,脱离了公共教育场域的氛围,现场实体场域的掌声、互动被互联网整整齐齐排列的表情符号替代,缺乏情绪渲染、情感共鸣,教育的实效性受到影响。

(三)教育边界的脱域

1.信息优势逐渐丧失。互联网信息的市场化、商业化,易与高校教育信息资源产生势差,学生与教师平等获得各种教学资源和信息,学生易受互联网信息影响,从而影响其价值观的形成,比如学生受疫情前期网络上流传的许多负面信息或谣言的影响等。

2.学校资源实现共享。在线教育的发展促使高校各种教育资源在互联网上共享、发展,学生能跨校获得教育资源,比如疫情期间各高校通过互联网开设了网络讲座、公益活动,开设线上校史馆、博物馆等,极大满足了全国学生多元化教育资源的需求。

3.自我教育得到拓展。互联网去中心化、去年龄化的特征,使信息资本被认同者获得并加以自主传播,高校学生自媒体的发达正是学生自主传播的本能得以激发的表现。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利用特长对互联网资源进行加工,并以更符合大学生需求的表现方式进行传播,不仅满足了大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也丰富了教育资源。比如疫情期间大学生自发创作的抗疫文化作品、电脑模拟仿真疫情趋势等都成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的重要素材。

二、再嵌入:后疫情时期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挑战与机遇

后疫情时期高校爱国主义教育需要根据互联网的发展、大学生目前的生存状态,研判高校爱国主义教育主客体之间、教育情绪情感及教育边界重新嵌入网络环境的可能性及方式,对嵌入的困难作充分的评估和准备。

(一)嵌入的挑战性

1.网络“语言”的苍白。高校近年来重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但是在网络“语言”把握方面较社会媒体依旧处于弱势。一来教育主体表达方式上较多采用生硬的“灌输式”,缺乏对网络语言表达、网络空间传播规律的有效运用,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与网络载体的“沉浸式”把握方面存在欠缺,致使网络教育内容带有明显的“说教”痕迹,相比社会媒体的传播内容缺少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来在内容选择上,疫情期间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校本”特征明显,但疏于对内容的逻辑梳理,在同疫情期间爱国主义事迹相结合的基础上缺乏充分论证和说理,欠缺多角度多人群的论证模式,致使高校间爱国主义教育内容“雷同”度较高,内容浅显,新意不足,与高校的实际教育能力和水平尚有距离。

2.网络发展的“洼地”。长期以来互联网在技术水平、文化传播力等方面高度发展,较校园网络文化发展技术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同时互联网文化价值观的多样性对大学生多元化兴趣爱好有更强的吸引力,是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因素。疫情期间网络文化的高度发展进一步加快大学生对高校网络的离心率,影响了高校教育主体对教育客体的把握。另一方面社会主流媒体在疫情期间通过其掌握的信息优势较早承担起媒体教育责任,对大学生产生重要教育影响,在营造全社会爱国主义氛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致使高校教育主体既处于网络信息弱势,也缺乏网络“先手”优势。

3.网络“信任”的短板。社会关系的嵌入依赖信任,而大学生是否信任网络环境中的高校教育主体,取决于网络信息优势和网络教育管理能力方面的完善程度。在天然缺乏网络信息优势的前提下,长期以来高校网络舆情处理能力不足,系统的网络教育管理机制构建尚待时日,致使教育主客体间在互联网教育关系中缺乏网络“信任”基础。疫情期间由于网络成为唯一的教学场域,教育主客体关系的脱域,使双方因时空错位产生误解且不易被察觉。教育情绪情感的脱域又使教育活动不能完全符合教育设计和达到教育目的,导致大学生共情性减弱,影响教育效果。可见疫情期间的教育场域再次削弱了大学生对高校教育主体的网络“信任”。

(二)嵌入的可能性

1.爱国主义实践获得认同。疫情期间社会各界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事迹、各高校大学生志愿者投身疫情志愿服务的实践经历,得到大学生的广泛高度认同。尽管多数大学生并没有机会直接参与疫情志愿服务,但是通过互联网宣传、教育,大学生对参与疫情志愿服务取得高度自豪感的共识,对“爱国主义本质是爱党、爱国和爱社会主义三者的统一”建立了更直观的认知,实践活动弥补了思政教育工作者在教育过程中的脱域。

2.爱国主义情感得到共鸣。疫情期间社会媒体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抗疫防疫期间涌现的模范人物、先进事迹作了大量宣传。从网络舆论来看,大学生高度认可并正面评价,爱国主义情绪情感在互联网上不断高涨,这无疑对学生教育情绪情感的脱域给予了一定的弥补。

3.爱国主义形式大大丰富。疫情期间社会媒体加大开发微课、微视频等教育资源和在线课程的力度,研发体现爱国主义教育要求的音乐、舞蹈、戏剧作品等互联网产品,丰富了爱国主义教育形式,有效利用了教育边界的脱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进一步增强了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实践:后疫情时期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新范式

(一)多元化知识体系的构建

传统的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知识体系构建主要以教师单向灌输为主,学校、学院制定爱国主义教育方案,思政工作者根据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开展教育活动。在这样的机制下,爱国主义教育知识体系遵循高度的统一化、客观化、标准化,对学生的主体地位缺乏足够重视。疫情期间教育主客体关系的脱域影响了双方的地位变化,学生的主体需求、个性化发展在互联网土壤中得以充分展示,对促进高校爱国主义多元化知识体系构建提出迫切要求。

一要使教育主体多元化。互联网技术为教育主体实现在网络上的数字化,以不同的表现形式为实现自身价值提供了可能性。重点把握几支关键队伍,凝聚教师、教辅管理队伍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第一、二、三课堂,充分运用学生党员、学生干部队伍的引领作用,做好舆论引导,充分利用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队伍在互联网上的活躍度,鼓励自媒体创作,丰富爱国主义教育素材,使爱国主义教育主体多元化。

二要实现需求个性化。将全面覆盖和突出重点结合起来,充分调研需求,完善效果反馈,分层次、分对象,针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身份的大学生制定不同内容的教育方案。结合学生主体在互联网上的个性发展需求,丰富爱国主义教育知识体系的认知结构和情感结构,从感性到理性,从全面到具体,从主观到客观,满足不同时期不同知识结构的学生需求。

三要专家权威凸显化。加强思政专家学者队伍建设,把爱国主义教育与哲学社会科学相关专业课程有机结合,通过完善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网络建设,充分利用疫情期间涌现的大量爱国主义教育素材,设置理论学习、热点讨论等项目,组织专家学者制作思想性、教育性、生动性强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件,弥补互联网专业学术型知识的缺乏,增强说理性,突出思想内涵,强化教育引导。

(二)仪式化传播策略的运用

一要提升爱国主义教育实体学习环境感受。根据后疫情时期疫情防控的要求,返校复工后高校应通过知识教育、国情教育、主题实践、劳动实践等形式深化爱国主义教育行动实践,充分利用校史资源开发现场爱国主义教育学习时间场所,弥补疫情期间教育主客体双方脱域带来的消极影响。比如通过校内红色资源场所开设实景微课,打造“家门口”学习教育阵地;举办抗疫书画作品展,通过抗疫艺术作品展现文化感染力,传达民族力量和民族精神;举办校史主题展,通过校史文化展览、讲述高校红色文化故事,感受学校精神和红色底蕴等。

二要创新爱国主义教育的仪式化传播路径。首先要提升话语符号的网络重构能力。近年来主流媒体与新媒体不断融合探索,重大主题报道在仪式化传播中的影响力剧增。“主流话语、民间话语和新媒体话语之间史无前例地形成合力,主题传播过程体现出话语共建、参与互动、群体认同的仪式化传播特点”[1]。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应从话语符号、话语模式、话语载体等方面优化爱国主义教育网络语言,提升符号感染力。其次要提升虚拟技术改善现场体验感受能力。在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支撑下,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和流媒体、超高清等技术手段为构建全息化、可视化的教学流程、建设虚拟仿真教学资源、打造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仿真体验教学中心提供可能,有助于为学生提供沉浸式、交互式的学习体验,营造代入感强烈的仪式氛围。最后要提升高校学生虚拟社群的仪式传播能力。虚拟社群促使“仪式化”互动由单向转为多向,高校学生虚拟社群主要表现为类型丰富的趣缘社群,比如专业学习群、兴趣爱好群、学生骨干群等,通过交流沟通、共享资源等互动,“激活人际关系的微弱链接,拓展人际关系网络,深化强连接网络的情感、信任与互惠关系”[2]。有效把握高校学生虚拟社群,提升学生网络社交能力,是爱国主义教育仪式化传播路径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

(三)信任型虚拟场域的建构

一是革新高校网络管理结构。后疫情时期,网络管理已经成为教育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应积极优化网络管理结构,建设爱国主义网络教学支撑平台,实现网络课程、课件、案例、题库、媒体素材等与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的互通共享,促进爱国主义教学内容更丰富,网络支撑环境更优化,打好高校虚拟场域建设的机制信任基础。

二是提高高校网络管理水平。“对于一个行动持续可见而且思维过程具有透明度的人,或者对于一个完全知晓怎样运行的系统,不存在对他或它是否信任的问题”[3]。要取得他人的信任,机制本身要做到提供完整的信息。所以高校在完善教育管理机构的同时,更要加强网络教育管理机制信息的公开,使学生对高校网络教育管理机制有充分的了解和把握。提高思政工作者的网络管理水平,及时准确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做好解释说明,平衡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信息差,打好高校虚拟场域建设的群众信任基础。

三是引导高校虚拟场域生态。高校虚拟场域社交有别于社会虚拟场域的陌生人社交,也有别于熟人社交,它介于两者之间,主要是在高校中各学生群之间建立的场域。学生通过共同的学习目标、工作主旨或兴趣爱好聚拢在虚拟社群,从陌生到比较熟悉,但线下可能并不相识,这种关系很脆弱,但是又有极强的影响力。高校应加强虚拟场域生态的价值观引导,识别、判断虚拟社群活动的目的、价值和影响力,及时有效地发现、规避隐患,建设积极健康的高校虚拟场域生态,发挥高校傳播先进社会文化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军.新媒体语境下重大主题仪式化传播的实现路径及其文化图景——以爱国主题为例[J].山东社会科学,2020(6).

[2]蔡骐,岳璐.网络虚拟社区人际关系建构的路径、模式与价值[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9).

[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9.

收稿日期:2021-04-10

作者简介:魏巍(1979—),女,上海人,华东政法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基金项目:2020 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二次元’文化的美育价值研究”(C2-2020043);华东政法大学2019年度科学研究项目“二次元文化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研究”(19HZK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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