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楠 杨 乐 董 蕾
几年前,学者黄宗权与著名音乐人老锣曾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周活动上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音乐的争辩。争论过程中老锣再次抛出了他曾经在媒体中发表过的观点:“看看中国音乐学院里教授作曲的方式吧,不仅体系是西方的,连教材也是西方的。他们对‘中国音乐作曲’,毫无概念。”①〔德〕老锣:《中国音乐文化正在被选秀节目吞噬》,中国音乐网(http://www.chnmusic.cn/yypl/2016/0411/3101.html),2016年4月11日。这当然有些夸大其词,体系与教材是西方的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作曲家对中国音乐作曲毫无概念,但当我们试图回答并反驳这个问题时却不得不反思为何我们的音乐文化与音乐教育会遭遇如此质疑?对这一问题的深层追问则涉及我们是否拥有独特的理论话语体系,特别是在音乐构成层面,我们是否拥有自己独特的创作理论话语体系。
近年来,关于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讨论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国内的学者“对于建立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必要性问题,已在音乐界形成了广泛的共识”②郑俊晖:《砥砺前行谱新篇——第二届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传统音乐)学术研讨会述评》,《中国音乐学》,2019年,第1期,第135页。。在建设的操作层面,周青青也曾在文章中明确地给出了观点:“如果没有音乐技术理论体系的完整建设,我认为我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就无从谈起。”③周青青:《音乐技术理论体系的完整建设是构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基础》,《人民音乐》,2018年,第3期,第40页。……